国家安全视角下的航行自由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虽然规定了航行自由制度,但未解决军事航行活动与沿海国国防军事安全之间的冲突问题。这种冲突的化解需要借助于其他国际法律制度,特别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法律制度。我国既有维护海洋主权的客观要求,又在海外具有越来越多战略利益,因而需要从总体战略上考虑对待航行自由的法律态度。为应对其他国家可能以维护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为由,对航行活动进行单方面、不恰当的限制,我国还应积极倡导宽松的航行自由制度,充分运用该制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为国家开展保障海上丝绸之路和能源通道安全的海外行动提供法律支撑。     

论表达自由的限制及其标准

表达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作为一项权利表达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它受一定条件的限制,超过限度则构成权利的滥用,合理地限制表达自由的目的是为了有效的保障表达自由,而为了有效地保障基本权利,必须对不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权利进行必要的限制。目前表达自由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在实践中的发展都不够全面和充分,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明确表达自由的限制的依据及标准或原则是至关重要的。     

外来移民的司法审查与国家安全

美国911事件后，外来移民被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在法律上得不到公正的对待，目前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是启动驱逐外国恐怖分子特别法庭（ATRC）的公开听证会。2004年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各入境口岸实施外籍入境人员身份指纹采集措施，侵犯了别国公民的隐私权和人格尊严。为了削弱美国单边主义强权政治的影响，中国政府有必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并调整国家安全政策与措施。     

版权、表达自由与市民社会

版权赋予作者对其作品享有一定的财产权利,有助于作者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从而克服或减轻诱致性限制行为对表达自由的影响,进而促进表达自由的实现。版权制度,不仅促进了独立表达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且丰富了人类的知识储备和信息来源;版权制度通过赋予作者控制其作品市场的权利,促进了出版业和报刊业的发展,为自治社团的形成和运作奠定了基础,为公共讨论提供了平台,为市民社会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条件。同时,实现表达自由和市民社会之理想对版权制度的设计提出了要求,即版权不能阻碍思想和信息的自由传播,并应保证公众享有为非商业目的自由使用版权作品的权利。     

法律框架下网络表达自由的合理规范

表达自由作为我国公民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伴随着网络的发展而需要给予其新的诠释。网络表达自由作为表达自由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包含的关系。但在实践中,这种网络表达自由又与表达自由有相当大的区别,因此正确认识网络表达自由的具体内涵成为当务之急。本文主要通过对网络表达自由的概念以及特点进行论述,从而引出法律关于网络表达自由的限制原则,最后提出完善措施。     

论作为人权与公民权的表达自由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三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构成表达自由的基石。其中，言论自由是灵魂，没有言论自由，新闻与出版自由就是空洞的甚至是虚伪的。而新闻与出版自由则是血脉，靠它们来传播言论和各种信息，形成舆论力量，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维护社会机体的生存与活力。三者又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言论自由是内容，新闻与出版自由是形式。三者是政治人权和公民政治权利的核心，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社会中最重要的自由。它们应当是民主法治国家和尊重与维护人权的社会所关注、支持和争取实现的重要目标。     

知识产权领域的表达自由:保护与规制

表达自由是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宪法权利,在知识产权领域是以私权及其限制制度得以实现的。表达自由原则后延伸至商业言论领域,由此形成政治言论与商业言论类型之分,并产生保护与规制的法律问题。知识产权领域的表达自由,主要有新闻报道、戏仿创作、安全软件警示、商标戏仿、广告宣传等情形,其受保护的条件及程度各有不同。在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对商业言论在内的表达自由案件,应注重宪法、知识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系统规范适用,同时考虑建构公共利益检验标准、法益位阶选择规则、利益平衡原则作业方案等裁判规则。     

网络表达自由及其价值

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其所承载的信息资源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和利用,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21世纪的今天,网络已逐渐运用到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网络空间摆脱了传统社会的束缚,人们有根据自由的意愿选择自己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自由,有充分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干涉别人的行为、压制别人的表达自由。表达自由在网络时代被赋予了新的理念、新的表现方式以及新的实现途径,其在推进民主社会进程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突出,对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本文着重明确网络表达自由的概念、内涵及其价值,使其在公众和社会中的积极面得到最大发挥。     

司法衡平艺术与司法能动主义

司法的最直接目的在于定纷止争。法官既不能迷信规则,也不应轻视规则。司法能动主义是一种开放性司法哲学,热衷于打破成规、法外能动和制衡。司法能动主义之所以盛行于美国,有其特定政治法律文化背景。我国情形则大为不同,司法能动主义须慎行。我们应该发展合乎国情的中式司法衡平艺术,倡导能动司法。     

表达自由与民主政治

文章从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含义,即自治出发,讨论了表达自由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民主政治的健康运行,必须以民众能够享有表达自由为前提,民众必须能够就范围广泛的公共事务,借助报纸、电台和互联网这样的传播媒体,进行公开和充满活力的讨论.政府必须随时回应来自民众的呼声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直接与民主政治有关的政治言论应当受到保护,而且有助于培养民众政治参与的表达,也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媒体对司法的监督

大众传媒是当今社会公众了解公共信息并表达意见的主要渠道。媒体的监督具有促进司法独立、司法公开和司法公正的价值,但媒体与司法之间同时存在着冲突。冲突的解决应当从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以达到保障人权和司法公正的实现。从我国的司法现状看,更应强调对媒体作为公众舆论渠道的保护。     

建立刑事诉讼中证人免证特权制度之探微

证人免证特权制度的建立有其利弊。无论我国古代的法律制度还是世界上多数国家均规定有这项制度。出于“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害相较取其轻”的价值权衡,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建立证人免证制度,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司法实践,去其弊、取其利,在追求法律公正的同时,维护社会的平衡和稳定。     

侵犯著作权的惩罚性赔偿与表达自由

著作权侵权具有易发性、难以预防和控制、侵权成本低与维权成本高的特点。传统民法认为,侵权损害赔偿只具有填补损害的功能。然而,作品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著作权人对作品的控制较弱,补偿性损害赔偿难以为著作权提供足够保护。因此,在著作权侵权救济中应引入惩罚性赔偿。同时,考虑到惩罚性赔偿有可能会不合理地限制作品的传播进而影响到社会公众的表达自由,在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上应当做出一定限制。     

宪法保留：对基本自由权利限制的限制原则

法律保留原则要求某些重要事项必须留给立法机关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目的是约束行政权,防止行政权滥用,并在客观上要求司法机关依法裁判;然而,宪政的本质特征之一是有限政府的理念,即使是立法机关的权力本身也应当是有限度的。实际上,宪政国家违宪审查制度的普遍确立正是主要基于对立法权滥用的矫正;而我国从依法治国到依宪治国思路的转变也在事实上承认了立法权本身存在滥用的可能。因此,从法律保留到宪法保留,是保障人民基本自由权的重要原则,这一原则立基于对多数决暴政的恐惧和对有限政府理念的信奉,它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宪法一手承认人民基本自由权利,而法律的另一手却又予以剥夺的弊病。     

对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宪法学思考

自2002年开始,我国的司法考试至今已历三届。我们选取了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中的若干问题,从宪法学的角度进行观察思考,以我国宪法所确立的制度、原则与精神为基准,对司法考试做一检视,其内容包括考试的性质、名称、主管机关、报考资格、通过条件、经费开支,以及法律职业资格的效力等问题。     

表达自由和人格权的冲突与调和——从基本权利限制理论角度观察

在基本权利体系中,人格权是一种旨在保护个人自由的基本权利,表达自由则是一种旨在促进公共参与以及促进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的基本权利.在特定情形下,表达自由与人格权所包涵的两种价值追求呈现出一种相互竞争的态势,人格权的实现会对表意人构成限制,而表达自由如果与基本权利之外所谓"公共福祉"之类的法律理由相结合,便会对人格权构成限制.作为当事人的冲突双方尽可通过论证的方式,来为规范性或者评价性陈述提供合理基础,支持自己的权利主张.裁判者则不能任意地限制一项权利,无论如何,冲突需要被衡量.     

论和谐社会建构中司法的克制主义立场

我国和谐社会的建构是以法治为基础的,而法治就是法律主治.当前我国法治社会建构初级阶段的特定时代背景要求倡导严格法治主义的法治理念,法律解释的权威根源于法律文本自身,严格法治主义的法治理念表现在司法领域中,就是强调司法对法律文本含义的严格贯彻,这需要我们重视文义解释的法律解释方法,遵循文义解释方法优先性的元规则.严格法治主义的这一法律解释立场需要捍卫司法克制主义,文义解释方法的优先性元规则是需要我们倡导司法的克制主义立场,这也是实现司法方法科学化和维护法律权威的要求.     

从传统走向现代：社会保障权司法救济的检省与矫正

社会保障权是社会保障法的核心,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人权,其本质是社会权。有权利就应当有救济,其中司法救济又是权利救济途径中最权威、最行之有效的方式,是保障公民社会保障权利恒久不易的追求。由于社会保障权的特殊性质,传统的民事和行政救济体系已不能适应社会保障争议的需要,打破传统的普通诉讼程序,借鉴国外成熟经验,完善和创设符合社会保障权特征的现代的特殊司法救济机制已成为必然之选。     

我国急需建立针对涉法案件受害人及遇难者家属的国家救助制度

由于法院民事、行政案件判决难以执行、刑事案件无法破案,导致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刑事案件等涉法案件的权利人、受害人及遇难者家属无法获得经济赔偿。其中的贫困人员在生活上陷入困境;身体伤残人员的健康受到威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我国急需建立针对涉法案件受害人及遇难者家属的国家救助制度。从中央及"两高"的态度、国家财政实力、地方试点情况和国外(境外)立法实践看,在我国建立国家救助制度条件已经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