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想想不做官之前后

清代继昌《徐素斋杂记》中，记述了辽东知府杜石坡的一段话：“我辈做官当常常想到未做官以前与不做官之后，自律自严，办事不期勤而自勤．俸禄不期薄而自薄。”可见，提倡为“官”者多想一想“未做官以前与不做官以后”，很有意义。 “未做官以前”是平民百姓，清清白白，老老实实；“不做官以后”也是平民百姓，轻轻松松，安度晚年。常想想当官前后，可以免生贪心，保持光明磊落、清正廉洁。但是，今日社会中一些为官者却不能悔悟，以此律己。他们也常常想起当官前后，不过，想到的都是“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一年清县官，十万进…     

为政贵清

为官从政者须以清为贵、以清为本,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无不把做“清官”作为自己的不懈追求。作为以执政为民为己任的共产党人,更应当孜孜追求为政至清的崇高境界。清代学者王夫之说:“清也、慎也、勤也,而清其本矣。”可见,“清”是为“官”的第一准则,只有“清”,才能当好     

任“官”更要管“官”

古书中有“官管官”之说,“官者,管也”,还把官分为“管官的官”和“官管的官”,说明官是要管的。管是权力的象征。不管,权力就会越轨,就会膨胀而导致腐败。 我们的领导工作中。选“官”任“官”已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然而对于管“官”,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却不大被人重视,更谈不上管好管严,管出成效来。由于只任不管,或管而不严,往往勤的变懒,廉的变贪,谦     

中国古代的中央官制

明朝人杨守栋任洗马时，回家省亲，住在一个驿站里，驿丞问他，“您每天刷洗多少马匹？”杨哭笑不得，只好说：“勤则多洗，懒则少洗，没有一定数额。”其实，洗马与刷洗马匹风马牛不相及。先秦时候，“洗”字与“先”字同音，洗马就是先马，即“马前引导之人”。秦汉时，洗马是太子属官，如同侍从。隋唐以后成为太子属下专门管理书籍的官吏，是比较有身份的文职官。     

官僚管理体制

“官僚管理体制”这一词目,是根据《苏联大白科全书》第三版中的翻译出来的。一词的释义,在该书的第二版中是在词目下进行的,而在第三版中未见立条。以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使用的一词,国內曾有“官(亻了)权构”、“官(亻了)主义”、“官(亻了)政治”、“官(亻了)”等不同译法。这些译法在一定的上下文中都是贴切的。现在此处暂译作“官(亻了)管理体制”也不一定十分准确,待以后占有大量材料时再仔细斟酌。     

做人·做官·做事

时下流传一句话“为人莫作官，做官都一般”，言下之意，做了官就会身不由己，就会放松做人的原则，就有别于普通人。或者说，做了官搞点特权，犯点错误什么的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谁叫咱是官呢？其实不然。传说，广州石门那地方有个“贪泉”。旧时，到广州去做官的人，喝了泉里的水未来好好的官jh竟变得贪脏枉法起来。晋朝有个吴隐之，去广州做刺史，走到“贪泉”，偏不信这个邪，说：“古人云此水，一款怀千金，试使夷齐铁，终当不易‘C”，喝了一瓢，、果然不见怎的，官做得照样清正。他在广州为官数年，卸任北归时，依然两袖清风，“装…     

用权要讲官德

为“官”者手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权力。有权就有个用权问题。要做到“权为民所用”,就必须德法并举,既要依法用权,又要以德用权。德,不仅是“立身”之本,也是“立官”之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一向强调选人用人必须德才兼备,两者缺一不可,并且把“德”放在“举官”标准的首位。大思想家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官”是人民的表率,为“官”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自古以来,官德隆,民德昌;官德毁,民德降。可见,“官德”决定民德,“官风”决定“民风”。为“官”者必须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     

说“羊”道“牧”

在我国，“羊”与“牧”捆在一起是１５００多年前的事。《隋唐．杨尚希传》记载，“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县寮以众，资费日多。吏卒又倍……动须数万，如何可觅？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自杨尚希先生始，这“十羊九牧”也就成了官多为患的代名词。从隋朝始，宋代“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以后到宋、元、明、清等朝代，更是官吏众多、郡县林立。荀子说，“士大夫众则国贫”。事实亦是如此，“无其事而虚设其官，无其功而空食其禄”；“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官多爵滥，“十羊九牧”，到头…     

“升官发财”别议

有人总是喜欢把升官与发财联系起来,似乎升官就意味着发财。如果是指升一级官长一级工资,那自然无可非议。许多人所谓升官发财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发不义之财,捞取外快,以官谋私,勤“捞”致富。有的甚至赤裸裸地说:“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这样就把不同性质的东西混淆起来了。殊不知,凡不同的事物都有其一定的质的规定性。当官就是当     

民族档案《土官底簿》简析

关于《土官底簿》(以下简称《底簿》)的形成,《四库全书·史部·职官类》《土官底簿·提要》说:“凡明正德以前,云贵诸省土司爵代、因袭皆载焉。观其命名与缮写之式,疑当时案牍之文,而好事者录存之也”。由此可见,《底簿》是明王朝在西南边疆推行土官统治的过程中产生的,是明代推行土司制度的产物。明代设置土司的地区主要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和广东的海南岛,西北的甘肃和中南的江西也有少量土司分布。《底簿》所录土官,都属文职系统的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土主簿、土巡检一类,则《底簿》实出自于吏部验封司。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说:“是书所载者为土官,而土司不在内,则出自吏部验封司案牍之文,即编缀土官袭职存档,以备稽查者,故名为底簿”。     

建设新农村要消除“五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要通过教育引导、制度规范、机制创新、监督保障等一系列措施提高农村干部的综合素质,重点是要消除“五官”。一要消除“懒官”。首先是腿勤。农村干部一有空就应了解民情,心中有数才能更好地服务。其次是口勤。只有干群心与心多交流,关系才能融洽。重要的是脑勤。认真调查研究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打开思路,不断探索解决问题的新办法和推动发展的新途径。二要消除“虚官”。言行不一,虚情假意,是人民群众最怨恨的“虚官”。农村干部要做到“三个老实”。第一,做老实人。办事公正,断事公平,处事公道;不积小怨,不当…     

打假须先打假官

假冒伪劣商品何以久打不衰?河南周口假药案无可辩驳地表明:没有当地众多党政官员的庇护,诸多的制造假冒伪劣者是难以冒头的。所谓“假官”,就是不称职的贪官、庸官。“打假须先打假官”主要是因为:一个地方官若果真一心为国为民,时刻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努力做个廉洁实干的“真”官,那么在其所管辖的地方,不仅绝难容“假”存在,而且也决不会容许“制假贩假”。如“周口假药案”,若原县委书记刘炜东等23名党政之官均属“真”官,该兽药厂岂敢长期制售假药而坑国害民!因此,打假必须首先打假官,否则打假既难以顺利进行,又极有可能变成“假打”。     

为“四勤”农民工代表叫好

前不久，笔者与一位农民工身份的人大代表交谈，他一语惊人。“你当农民工代表自豪吗？”“当然自豪!”“你怎样当好一名农民工代表？”“做到‘四勤’。”“哪‘四勤’？”“脑勤、腿勤、手勤、口勤呗!”笔者问，对方答，四周人们啧喷称赞。     

说“勤 俭”

有这样一个故事,古代有位姓李的老汉,人们敬仰他勤俭的美德,特送他一块题有“勤俭”两个大字的匾。这位老汉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分了家,匾也被一分为二。结果,长子“勤”而不“俭”,难以致富;次子“俭”而不“勤”,越过越穷。这个故事很是耐人寻味。“勤”是增产,“俭”是节约;“勤”是开源,“俭”是节流。古人就将这两个字紧紧联在一起了,是很有道理的。俗话说得好:“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如果勤而不俭,将辛辛苦苦“摇”     

家破业败,一个山村老板的“傍官”之恨

有人说“官款相傍，相得益彰”。意思是说，为官者傍上为“款”者，吃喝玩乐不愁，甚至还有钱财进贡；为“款”者傍上为官者，则可以通过为官者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更多的钱财。然而，广西某县的蒙时春自从与为官者相傍后，不但未能“益彰”，反而落了个家破业败的结局。 日前，笔者与面容憔悴的蒙时春相遇，他说：“你是写文章的，也写写我吧！劝劝那些做生意的不要像我一样……”说着，他泪水潸潸地诉说了那不堪回首的“傍官”噩梦…… 事业兴旺之时，他傍上了“局座” 蒙时春于１９８８年入伍到广西某边防部队，在农场里当一名养殖员…     

政绩考评要辨证化

“绩”与“德”、“能”、“勤”等被考核的其它因素有内在的联系。“德”、“能”、“勤”等最终能落实到“绩”上，并通过“绩”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来。一般来说，政绩突出的，其“德”、“能”、“勤”等方面的表现也都比较好。有“德”有“能”，则容易作到“勤”，也容易出政绩；低“能”者，“勤”也可能不会有突出的政绩。这就是我们坚持综合考评突出政绩做法的原因。对公务员的“政绩”考评的本身，有着特殊性和复杂性，尤其是对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的政绩考评。因其所负责的范围是一个地区、一个行业或一个部门，而在地区、行业、…     

成由勤俭败由奢

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出发,把建设节约型社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提到了国人面前。这使我不禁想起唐代诗人李商隐《咏史》中的一联著名诗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联诗句可以说是李商隐对唐代以前各朝代、家族兴盛与衰败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后得出的科学认识,今天读来仍有振聋发聩的警示意义。“勤”与“俭”是“成”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不可偏废。如果只勤不俭,就会出现奢糜之风,奢糜之风如果得不到遏制会愈演愈烈的,日久天长,家败国破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当然,只俭不勤也不行,要是那样的话,…     

杂议做官的和做事的

<正> 我的两位朋友,一位是“耍笔杆子”的,另一位也是“耍笔杆子”的,一位一生只会做事,没做到官。促膝谈心,不免牢骚曰:“吾辈是给做官的抬轿子,吹喇叭……”他等自认为,没有他们做事,做官的便做不下去。这话我信。“红花也要绿叶衬。”然而他们能给别人“抬”得做了官,或“吹”得升了官,而他们自己没有做到官,到老还是一块做事的料!可见做官的和做事的还是隔着“山”。做官的不一定能做事,做事的不一定会做官!     

吏廉则治,吏不廉则政治削

鉴于古代君王的兴亡成败,先秦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指出了官吏腐败对国家的危害。他认为,为臣者成为奸邪有“八术”。其中第四叫作“养殃”,即为迎合君主的享受奢淫,而去“尽民力,重赋敛,顺其所欲”,他们却“树私利其间”,“此亡国之风也”。“有道之国”必须使“臣不得以行义成荣,不得以家私为功”。商鞅也曾明确指出:“夫废法度而好私议,则奸臣鬻权以约禄;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谚曰:‘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故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则下离上。下离上者,国之隙也。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鲜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商鞅把利用职权贪污受贿、谋取非法私利的“大臣”、“秩官之吏”,形象地比喻为社会的蠹虫,认为这些蠹虫的存在必将危及整个国家的安全,需要及时予以清除。     

浅析行政诉讼之误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作为我国第一部被称为民告“官”的法律,自1990年10月1日实施以来,有力地维护了广大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合法的行政行为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对少数国家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制约和监督。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在实施行政诉讼这一民告“官”的法律制度过程中,尚存在不少误区。本文试就产生这些误区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旨在推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更加健康而有序地推行。 误区一:民不知告 虽然《行政诉讼法》实施前后,有关部门采取了很多措施,采用多种形式进行了宣传,但由于行政诉讼理论性、专业性较强,很多人对行政诉讼的知识只有肤浅的了解,往往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已经被国家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非法侵害时,还没有意识到可以起诉,可以告“官”。尤其是广大的农村,由于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农民的文化素质差,导致法律观念、主体意识较差。当合法权益受到国家行政机关侵犯时,往往想到的是托熟人、找关系,送钱送礼、开后门,至于与“官府”对簿公堂打官司,平起平座论是非,往往连想都未想到。笔者最近依法受理了一起民告“官”案件。被告武穴市公安局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人胡先桥(黄梅县人)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凭怀疑和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