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的界定

个人信息能否识别出我是谁个人信息能否识别出我是谁?答案是,不一定.《民法典》第1034条第1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     

浅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中个人信息的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专门增加规定,明确提出要追究泄露、窃取、收买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刑事责任。然而,究竟哪些公民的个人信息、哪些主体掌握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会成为刑法规制的范围呢!本文将从刑法修正案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为切入点对刑法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中个人信息的内容进行分析、界定。     

个人信息保护法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衔接机制

《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数字时代的前沿性法律,具有前置法、不完整领域法、不真正附属刑法的特征,与《刑法》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规定存在时差。为了有效融通规范之间的衔接鸿沟,需要将《个人信息保护法》嵌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出入罪适用流程。在入罪衔接机制上,将两法中的个人信息范围作统一理解,避免犯罪圈的扩张化;将前置法关于个人信息的类型划分和处理设置,作为解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构成要件的方向,以实现罪刑均衡和法律衔接。在出罪衔接机制上,《个人信息保护法》上的“同意”因法益阙如而阻却刑事违法,其余《个人信息保护法》上的正当化事由均因法益衡量原理阻却刑事违法,相应正当化事由可分别归入刑法教义学上的正当业务行为、紧急避险、法令行为,而合理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应成为数字时代独立的新型违法阻却事由,前述事由可在个人信息分类场景下为相关行为出罪。     

个人信息概念的厘定

一、问题的现实意义 个人信息保护是时代的重要课题之一.计算机的普遍化,信息时代的到来,将人类积淀了若干个世纪的普适价值(保障人权)推向了未知的危险境地.类似案件屡见不鲜,严重的如犯罪人捡到招聘单位丢弃的被害人简历而将其骗出强奸杀害,[1]轻微的如市民时常遭遇莫名广告的"轰炸"严重干扰了人们的宁静生活.[2]我国公民个人...     

个人信息的财产权保护

个人信息是指那些据此能够直接或间接推断出特定自然人身份而又与公共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私有信息。个人信息财产权是主体对其个人信息的商业价值进行支配的一种新型财产权,它能且只能存在于对个人信息进行商业性使用的条件下。在信息时代,个人信息具有潜在的商业价值故而都应该受到财产权的保护;对个人信息进行确权应该根据其体现的价值而定,当其维护主体人格利益时,应该给予其人格权的保护;当其维护主体财产利益时,就应该给予其财产权保护。     

侵害个人信息的民事责任

立足于当前我国的法律资源,对个人信息的侵害应当以一般人格权加以保护。以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作为个人信息侵权的归责原则,并在对侵害行为的精神损害赔偿机制上参考名誉权的赔偿办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研究

中国在社会信息化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法制环境依然很严峻。目前,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任务已经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然而制定符合中国实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并非易事。自律机制是美国保护个人信息的基础机制,发挥了良好的社会功用,但它并不适合我国。欧盟"资料保护"制度的基本经验告诉我们,个人信息保护关涉基本人权,应由立法进行。我国宜借鉴安全港模式,积极进行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同时倡导行业主动采取自律手段保护个人信息。我国台湾资料法可谓兼顾中西的一个尝试,对我国大陆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有直接的借鉴作用。     

保护个人信息刻不容缓

据《新京报》报道，2月28日，一起倒卖个人信息案件在北京市一法院开庭受审，有23人涉案，其中包括多名通信运营商员工。尽管又有一批违法倒卖个人信息不法分子依法得到惩处，但中国目前个人信息保护现状却不容乐观。     

浅析个人信息权

个人信息保护的频频失手不断敲响了个人信息保护的警钟,也引起了人们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普遍关注。民法作为权利法,无疑应该在个人信息保护中走在最前列,确认个人信息及个人信息权是当务之急。首先阐释了个人信息的概念,然后分析了个人信息能够被权利化从而成为个人信息权的理由,阐释了个人信息权的概念及内容,最后就个人信息权的一些具体问题做了理论上的探讨与分析,如个人信息权的主体、对象、民事救济及其限制。     

个人信息权益的二元构造论

个人信息权益存在绝对权与相对权两个不同的面向。在个人信息被处理之前,个人就其个人信息享有的法律地位具有对世性,尽管该法律地位没有被制定法规定为主观权利,但是其法律效力等同于绝对权。在个人信息被处理之后,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属于相对权。尽管个人信息相对权由法律事先规定,但是仍然赋予个人私法自治的空间,个人有权与处理者另行约定其他相对权。澄清个人信息权益的二元构造,有助于分别建构个人信息权益的救济机制。个人信息绝对权应当受到侵权损害赔偿和停止侵害、排除妨碍与消除危险等绝对权请求权的保护。个人信息相对权要求处理者提供积极给付,在处理者拒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或者迟延履行时可以类推适用违约责任的有关规定。     

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内涵

【裁判要旨】公民个人信息是指能够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住址、账号密码等。工商行政管理办公系统内储存着市场主体的全部注册信息,其中包含法定代表人姓名、移动电话号码等具有公民个人属性的信息,行为人入侵工商行政管理系统扒取大量市场主体信息,其非法获取带有明显公民个人属性组合信息的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论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

在信息社会中,个人信息的保护对于个人信息的安全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个人信息的界定与民法性质以及各国立法模式的区别,得出我国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应该借鉴立法主导模式的结论,同时提出我国在立法过程中应对个人信息本人以及信息收集者或使用者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侵害个人信息的民事责任等给予明确的规定。     

通过设计的个人信息保护

面对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并存的新时代所产生的新问题,传统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框架显得力不从心：用户控制模式难以继续奏效,数据控制者的设定受到挑战,事后救济模式遭遇质疑,法律中心主义亟待拓展。对此,近年来席卷全球的隐私设计理论很好地回应了新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需求,获得国际组织及各国的高度认同,被誉为下一代个人信息保护的关键举措。隐私设计理论强调事先积极预防胜于事后消极救济,主张从一开始就将个人信息保护的需求通过设计嵌入系统之中,成为系统和商业实践运行的默认规则,给予个人信息全生命周期的保护,以实现用户、企业等多方共赢,这一理论可以为我国今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和实践工作提供重要借鉴参考。     

作为劳动基准的个人信息保护

劳动者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存在特殊之处,具体表现为资强劳弱和人格从属性背景下知情同意规则的失灵、工作数字化后劳动者被透视和被操控的风险、有组织生产的合作关系中个人信息处理的需要,因此不能完全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一般规则。劳动基准法已经纳入立法规划,在其中就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做专门规定,这是对数字时代人权保护新挑战的回应,对于其他劳动基准的实现也有重要意义。在劳动关系中仅遵循私法路径不足以保护个人信息,还需要配备公权力保障,劳动基准法的双重保护机制也契合了这一需求。作为劳动关系中保护个人信息的特别法,劳动基准法的相应条款应该考虑如何对一般规则进行调整,包括限制知情同意规则的适用,满足人力资源管理的正当需求,修改删除权、可携带权和自动化决策条款,协调主管机构、救济方式和法律责任。由于"必需"是一个语境依赖型概念,将来还应该通过配套文件来规制工作场所的视频监控等典型的应用场景。     

论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

行政主体收集、处理和利用个人信息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我国应尽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信息主体有权要求行政机关不能随意处理个人信息,公开对其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利用,规定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原则、监督和救济制度。利益衡量是目前协调个人信息保护与行政信息公开的适当方法。     

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分析

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属于某项多元法律内容,依据民法观念进行科学审视,目前相关政府单位在处理公民个体信息环节中已经超出允许范畴,类似事件已经屡见不鲜。所以,依照行政法角度进行单位人民信息整合、保护便成为理所当然的结果。本文具体针对保护细则进行客观验证、评估,同时配合环境外部行政出口进行有力疏通,并注意现行管理方案的存在价值,确保不足问题能够在第一时间排查清楚,为后期社会秩序优化奠定适应基础。     

论个人信息的立法保护

随着全球现在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不断更新的大数据时代,现今,几乎人人都曾有电子邮件中有大量不愿看到的推销广告、手机短信中各式的骚扰、垃圾短信,甚至刚买完房,买完车后的神速装修公司、车险业务介绍等情况,更可恶的是还会导致诈骗等严重犯罪,严重扰乱了我们正常的生活秩序。本文正是针对当今社会面临的困境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