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控政策的调整与变革:从制度建设到志愿者同盟

本文试图考察美国军控政策在冷战结束后的调整与变革,探究调整的根源,及其与美国整个安全政策变化的关联。文章依据美国对待全球、多边和双边军控机制的态度、政策和行动,分析美国军控的调整与变革过程;根据军控机制产生和存续的战略安全环境状态、军控本身在消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构成的安全威胁方面存在的价值,以及推行军控机制建设所产生的效用等三个方面探究美国政策调整的原因。冷战期间及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大致支持并推动了三类军控机制的建设。布什就任总统后,美国对战略安全环境认识的转变、军控机制内在的缺陷及推动军控机制建设的困境推动美国进行政策调整,突发事件、决策者的政策倾向和国内政治环境则加速了这个调整过程,美国军控政策逐步完成了从制度建设到志愿者同盟的转变。     

美国对日本经济复兴政策的演变

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是美国推行全球冷战战略的必然结果.自杜鲁门政府起,在诸种因素的制约下,该政策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侧重点最初美国既支持日中有限贸易又主张帮助日本开拓东南亚市场;朝鲜战争爆发后,仅仅强调东南亚地区的作用;及至杜鲁门执政的后期,则东南亚、西方市场二者并重;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首先重视东南亚,最后重点关注西方市场,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这充分表明美国外交政策中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亦是战后美日特殊关系得以巩固的一个主要因素.     

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物质利益至上?

本文探讨了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问题。居于主流的"二元决定论"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不仅受利益支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理想主义价值诉求的影响;这种特殊的理想主义价值诉求建立在"美国例外论"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证明,在看似相互交织的二元目标背后,美国对外政策和战略选择的本质是以物质利益为主导。在确保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植根于"例外论"的价值观念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实际驱动作用微弱,难以构成独立影响外交政策的"一元"。     

冷战后美国维和政策的演变及特征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维和政策经历了三次大的演变:从有效的国际主义到坚定的多边主义,从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到美国式的国际主义,最后回归到有效的多边主义。虽然变动不居,但从本质上讲,美国的维和政策基本上遵循着一条主线,即美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持和参与程度,取决于美国政府对维和行动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关系的认知,以及国内压力(国会、民众)与这一认知间的复杂互动。     

国际海底资源分配制度演变与美国海底政策的转向

对市场自由竞争理念的偏好决定了美国支持以技术和资本为主导的海底资源分配制度。在国际海底制度构建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凭借其表决优势在海底资源分配问题上对美国支持的海底制度构成了挑战。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将海底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完全置于海底管理局的直接控制之下,这违背了美国自由竞争的市场理念。美国不仅以国内立法的形式规避国际海底制度对其国内开发实体的活动限制,而且在国际海底制度之外与其他发达国家签订一系列"互惠国协议",公开与国际海底资源分配制度相抗衡。美国海底政策的转变,反映的是国际制度变革对美国对外行为的深刻影响。     

赫尔姆斯与美国的联合国政策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调整对联合国政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1990年代后期联合国财政危机时期,赫尔姆斯利用其作为国会议员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享有的特权,通过一系列舆论、立法和外交努力,最终实现了政府借助常规外交手段所不能获得的成果.他对问题的产生、激化和解决一直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扮演着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在美国外交政策调整过程中的传统角色.本文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分析,主要以赫尔姆斯的言行为线索,再现了这段极为重要的决策过程.     

从"进攻"到"防御"--美国公共外交战略的角色变迁

公共外交是指一国政府对国外民众的外交形式,即"通过情报信息和交流项目引导国外民众和舆论制造者,以提高美国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的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常设工具冷战期间成为进攻性的战略武器,为赢得冷战立下汗马功劳;冷战结束以后一度被打入冷宫,"9·11"事件后重新得宠,旨在解决"世界为何仇恨美国"的问题,实施对象重点放在阿拉伯与穆斯林世界,具有很强的防御性和应急性.但布什政府将"先发制人"与公共外交战略并重,发动"反恐"战争,将美国面临的挑战简单归结为与世界的沟通问题,兼之公共外交战略在操作上的文化差异,因而刚出茅庐即遇挫折实属情理之中.如何把危机公共外交转变为平时状态的公共外交战略,是今后美国政府面对的重大挑战.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东南亚政策的走势

本文分析特朗普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包括其继承的遗产,尤其是奥巴马政府的相关政策,并对未来走势进行了展望。结合美国东南亚政策的演变,本文提出四点看法:一是,二战后美国东南亚政策的演变呈现"20年周期"变动的特征;二是,奥巴马政府的东南亚政策是其亚洲政策的亮点,也是其为继任者留下的重要"遗产";三是,特朗普政府将延续前任的安全政策,弱化人权等议题,但在经贸领域会采取更加积极和针对性的措施;四是,第四个"20年周期"的美国东南亚政策针对中国的措施是否会得到强化,犹如当年里根政府针对苏联的政策一样,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     

国际非政府组织与美国对缅外交——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为中心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国际非政府组织已然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体。与此同时,各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利用国际非政府组织来为其外交政策服务,直接或间接地达成政府难以实现的战略目标。在缅甸这个过去较为封闭、西方世界难以直接介入的国家,各式各样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却活跃于此,并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其中,作为在缅甸开展活动最早和影响力最大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缅甸提供民主援助20余年,资助横跨几十个项目,通过将缅甸境内的组织、泰缅边境的流亡团体同国际社会捐赠者三者结合起来,统一协调和支持缅甸的民主运动,推动缅甸的民主转型。不仅如此,伴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它在缅甸基层的活动,增加了美国同其他国家在缅甸进行博弈的砝码。     

美国国家安全体制改革:历程、动力与特征

自1947年《国家安全法》实施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都对国家安全体制进行了力度不一的改革。经过60多年的改革,美国已形成了一套以白宫为中心,府会调研组织和智库提供政策咨询,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土安全委员会、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等机制或机构辅助总统协调和决策,国防部、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土安全部等职能部门负责执行,国会、政府问责局、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实施监督的国家安全体制。客观环境的变化、新安全观的形成、总统的个性和行政部门的倡议、国会的推动、智库的研究、公众舆论的压力,等等,是美国国家安全体制改革的驱动力。美国国家安全体制改革呈现出既制度化又不失灵活性、国家安全委员会地位的周期性升降、采取增量改革路径及整合性越来越强等特征。面对愈益复杂的安全挑战,美国仍将致力于打造更具整合性、更高效灵活的国家安全体制。     

美国气候政策转向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自布什政府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以来,美国的气候政策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国是否采取强制性温室气体减排更是成为其内外公共政策领域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指出,美国新一届总统候选人的气候政策与布什政府有根本差别.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后,本文发现,这种政策转向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国两党政治及利益集团的复杂博弈.本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这种政策动向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的可能影响.最后,本文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政策建议.     

党派政治与美国贸易政策的变迁

美国两党之间的博弈和竞争贯穿美国贸易政策的整个决策过程,党派政治在美国贸易政策的历史变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贸易政策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往往分别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因而政府或国会的党派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国贸易政策的性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在贸易政策上的立场也会随着其所代表选区的利益调整而变化。民主党在20世纪70年代从支持自由贸易转向鼓吹贸易保护,而共和党则从贸易保护主义者转变为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进入21世纪后,随着美国产业结构和政治格局的调整及美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两党在贸易政策上的固有立场有所松动,从而使美国的贸易政策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     

核武器与美国对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政策

195 4 - 195 5年发生的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是 2 0世纪 5 0年代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也是中美两国继朝鲜战争之后的又一直接较量 ,使双方再次处于战争的边缘。危机期间 ,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断挥舞核武器 ,试图以核威慑来迫使中国做出让步。但是 ,美国的强硬政策不仅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反而使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同时 ,这次危机也表明了中美对抗的限度 ,揭示了美国“战争边缘政策”和“核威慑”战略的本质。     

论战后泰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二战后,泰国对华政策经历了冷战时期和冷战后两个阶段.冷战期间,在泰美关系演变和泰国自身安全利益需要的双重因素影响下,泰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从敌视到合作、从合作到结盟两个阶段.冷战后,在国际政治格局大调整和大变动的背景下,中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地位较冷战时期虽有所下降,但泰国在一定程度上仍支持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发挥作用,对华奉行谨慎和务实的"调适性"政策,中泰从战略伙伴发展为经济伙伴.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约翰逊政府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事实上已完成了对华政策转变的准备工作,并进入到试探性的具体实施阶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红卫兵”运动的冲击和极左思潮的影响,美国曾一度害怕中国内部的动乱会“影响”亚洲邻国。但从总体上看,约翰逊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试探性举措并没有大的改变。“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对美国表现出的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也曾做出过积极表示。但由于两国长期彼此敌视,缺乏信任,加之两国国内政治、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最终使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两国关系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外交决策模式与美国对台军售政策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在对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政府对台军售决策过程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理性行为模式、跨机构政治模式和官僚政治模式,对美国政府对台军售政策、这三种模式对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不同解释,以及影响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上述三种模式分别解释了部分美国对台军售决策,而非全貌。只有将三者结合起来,并将影响外交决策的所有因素考虑在内,才能对美国对台军售政策进行较为全面的评估。     

缅甸外交政策的新调整:从对华友好到大国平衡外交

1988年政变上台的缅甸新军人政权,遭到西方国家的制裁,不得不努力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以稳定国内局势。在统治得到巩固后,缅甸新军人政权开始奉行大国平衡的外交政策,即在继续发展对华关系的同时,努力改善与东盟、印度和日本的关系。本文还分析了缅甸奉行大国平衡外交政策的原因:内因是缅甸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外因是区域内外各有关国家对中国在缅甸及周边地区影响不断扩大存在恐惧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