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真话就“下课”

近期,因重大事故导致多名官员被问责,数人已被免职。其中,有些官员因为未及时上报,处置不力,被免职。未及时上报,处置不力作为处理官员的理由,反映出高层对官员不肯说实话、不愿及时公布真相、不把老百姓的事情当作大事处理的愤怒,也呼应了公众强烈要求不负责任、不为民     

官员问责从风暴走向制度

近段时间，一批官员因严重失职酿成重大责任事故而被问责。从山西省省长孟学农辞职，到三鹿奶粉事件导致石家庄市委书记、市长等一批官员相继被免职；从河南登封煤矿事故后第二天市长被建议免职，到阳宗海污染事件中玉溪副市长被令引咎辞职，让我们看到失职问责已经成为监督百官的利器。     

期许行政问责成常态

2008年9月22日发生了两起人事任免，二则是国务院同意李长江辞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的职务；另一则是河北省委免去吴显国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的职务。在过去的一些时间里，还有一系列的官员因为重大的责任事故而被免职，如山西襄汾溃坝事故、河南登封矿难、深圳龙岗火灾等，被问责的有一大批官员，舆论普遍认为，这是新一轮的“问责风暴”。     

官员问责之路如何朝前走

从非典时期卫生部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原市长孟学农被免职,到近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松花江水环境污染问题而辞职,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一大批实权官员先后因重大责任事故、恶性违法事件而“下课”或遭严厉处分。大规模的官员问责风暴震惊了民众,警醒了官员。然而,当前的官员问责,尚有一些问题     

问责“拖沓官”贵在动真格

因为对重点项目重视不够、督促协调不力、服务不到位，致使项目未能按计划开工、开工未动工或进展缓慢，云南省昆明市的39名官员被严厉问责，其中1人还被免职。昆明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点名通报了这批“拖沓官”。     

食品安全事故问责:期待完善

"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政府和企业的相关责任人被果断问责,加之近期因其他重大安全事故也有大批官员被免职、停职,一时间,问责风暴成为最热话题之一。正处于立法阶段的食品安全法如何规定有关问责的内容,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     

“问责风暴”的深层思考

评述由头2008年以来,行政问责在各地频频发力,密集度之高远超出往年。9月22日,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因三鹿奶粉事件引咎辞职,这是继9月14日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因襄汾县尾矿溃坝重大责任事故辞职之后,又一位引咎辞职的正部级高官。同日,因三鹿奶粉事件,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被免职,这也是继此前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之后,又一位被免职的副部级官员。此外,在深圳火灾和河南登封矿难中,也有一些官员被免职。     

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车秀兰——加快行政问责立法的建设

2008年,伴随"三鹿"奶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山西"9.8"尾矿溃坝特大事故、深圳龙岗"9.20"特大火灾事故、河南登封"9.21"特大煤矿事故,一批行政官员相继被免职,"问责风暴"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成都问责官员“工作状态”

一场自上而下的官员"问责风暴"近期在成都刮起。从5月11日到16日短短5天里,成都市先后有15名科级官员被免职或停职,数名官员受到其他处分,据当地媒体报道,他们被处分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工作"不在状态"。"你在状态吗?"在成都政界,这已成了一句流行的口头禅。记者借机也赶了趟热闹,在成都街头随机访     

探索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路径

谭琪、齐秀强在《理论前沿）2009年第1期上撰文认为，目前制约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关键是四对矛盾的存在，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矛盾，“火线问责”与制度问责、常态问责之矛盾，问责“大”与“小”之矛盾，责任“轻”与“重”之矛盾。因此，为使官员问责形成长效机制，应当着力于三个方面来探寻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之路。一是实行绩效问责，作为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突破口。通过绩效评估来强化问责，     

问责必要 监督预防更重要

从2001年7月广西南丹矿井透水导致81人死亡,县委书记被免职开始,我国的党政干部行政问责制度在基层起步。2003年,由于对"非典"的处置不力,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被免职,成为行政问责的标志性事件。今年5月26日,国     

被免官员为何会“东山再起”

近日，有媒体梳理了52起官员免职案例，其中，40名因突发事件被免职官员半数已起复，相隔一段时间走上了其他领导岗位，违纪类型的起复官员占比也达50％。     

行政文化建设：澳门特区政府塑造形象的起点——访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学教授兼课程主任娄胜华（续三）

记者：澳门特区政府推行官员问责制的特征是什么,成效怎样？今后如何进一步完善？娄胜华：从官员问责制所涉及的问责对象（责任主体）、问责范畴与责任类型看,与其它地区推行官员问责制的重点对像是政治官员,以及问责的主要形式是政治问责不同，澳门的官员问责制兼有政治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的双重混合特征。     

官员问责难题与西方话语霸权祛魅

问责是以归因为基础，以课责为关键的反映问责人与责任人控权关系的机制。在学理上，官员问责存在职责交叉难题、责任归因难题、多种惩罚逻辑的课责难题，本质上是复杂治理形势与民主政治要求之间张力的产物，是全球公共行政现象。但西方学界对中国官员问责制存在两种话语霸权：一种社会中心主义问责观聚焦于选举政治上，关注于选民在问责上的主体地位，忽视国家自身的归因需求和课责能力，称中国没有问责制；一种中国威权主义问责观聚焦于课责机制上，认为中国威权国家政体“无需”和“无力”课责，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攻击。面对西方的问责话语霸权，国内问责研究需批判意识形态攻击，并摆脱理论贫困，从实践中挖掘中国官员问责特殊性，从理论上提升中国官员问责解释的普遍性。     

中国官员问责发展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我国官员问责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问责事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以2003—2006年四年间《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中所报道的73个官员问责事件和212个问责对象为样本,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官员问责的一般特点,即问责属性主要是行政问责、问责一直保持较强的力度、处理措施总体上保持较严厉的状态,官员问责事件中81%的发起者和99%的启动者是上级党政部门。认为我国官员问责中存在内容单一、原因单一、处理形式起伏较大、问责的时间周期较长等问题,并提出了我国官员问责制度构建中的若干思考和建议。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构建问题研究

构建科学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对于建设责任政府和维护公众利益具有重大意义。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具有静态结构、动态过程、生态环境、心态系统四个维度。目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规则体系不完善,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程序断裂,问责官员复出的体制性弊端凸显,复出的内在调控力薄弱。建立统一的复出规则体系,构建责任分类管理机制,加强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动态管理,完善复出中的异体参与机制,以及形成法律制度之外的柔性伦理建构和内在驱动机制,是防止问责官员非正常复出的策略选择。     

被问责官员复出应提前公开

全国人大代表傅企平建议，因公共事件被问责的官员复出应提前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他认为，现行的官员问责机制和监督机制缺乏监督力，会极大削弱政府公信力。     

问责官员复出如何保证程序正义

2003年以来,中国官员问责制度不断完善,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作为官员问责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官员复出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使官员问责制的实施打了折扣,也损害了官员问责制的公信力。应从规范体制以及增强透明度等方面完善问责官员复出制度,保证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正义。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研究

近年来,因各种失职行为被问责的官员越来越多,也出现一些被问责官员违规复出的现象,如多次复出、复出时间过短、复出理由不透明、复出过程不规范等。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建立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因此,我们必须从加强官员问责立法、加大监督力度、扩大信息公开、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建立跟踪评价机制、强化责任追究等方面建立并完善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     

《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评析

《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的特点是,问责对象的位高权重;问责事项的涵盖面宽;适用问责的规定详实;问责的程序设置较全面。它具有的积极意义是,切近了官员问责的制度本义,拓宽了官员问责的重要领域,初步形成了官员问责的规范框架。它存在的不足是,问责事项标准不明确,问责方式的规定有失严谨且力度偏弱,对问责主体的责任及追究未作明确规定,从而存在着难以执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