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土地征用及农民安置若干问题的思考

（一）存在的问题 1、“公共利益”界定不清 我国立法至今未对“公共利益”的范围及判断标准作出明确的规定，对“公共利益”的解释则由职能部门和主要行政领导进行自由裁量。“公共利益”界定不清，直接导致征地范围弹性限度扩大，纵容了政府征地权的滥用，为权力寻租留下灰色空间。     

正当程序：获取对公共利益同意与支持的要径

明确界定“公共利益”是保护私有财产的当务之急。理论上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有两条思路，一条是通过概括加列举的方式从实体上对公共利益具体内容进行清晰的界定，一条是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程序设计来界定公共利益。本文认为在我国当前形势下，正当程序是获取对公共利益同意与支持的要径，并在文中对界定公共利益的正当程序进行了具体路径分析。     

公共利益的异化及其防范——以土地征收和强制拆迁为例

公共利益虽然频繁地出现在法律和学术探讨中，但其确切的含义难以准确界定。“语焉不详”的公共利益造成公共利益在现实中的异化。在土地征收及拆迁过程中，公共利益被异化为谋取财政收入、官员政绩甚至个人私利的手段。防范公共利益的异化应当从完善立法、程序、补偿标准以及司法控制等方面进行。     

浅议城市拆迁中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

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扩张,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很多拆迁项目,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损害真正的公共利益.本文试图通过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和特征的分析,以准确界定公共利益,并探讨公共利益在城市拆迁中如何界定的相关问题,以期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正确适用公共利益进行拆迁提供明确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地方立法利益衡量中的“公共利益”

地方立法利益衡量过程中要对公共利益进行确认和界定,公共利益应当具备地域性、整体性、受益多数性和直接相关性.要对“少数人”利益、弱势群体利益、环境利益、商业利益、政府利益是否属于公共利益进行小心甄别,上述利益,有的属于公共利益,有的则不属于公共利益.在地方立法利益衡量过程中,要优先选择公共利益,这是地方立法应有的利益衡量观.除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外,还要注意比例原则和补偿原则的运用.同时,公共利益优先还有例外情况,个体的基本生存利益要优于公共利益.     

论国家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

公共利益是启动国家征收的前提也是国家征收制度的核心内容。我国的公共利益法律界定模式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完全的列举模式。实践中,具体的公共利益的界定应由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依法定的符合公共决策规律的程序行使。人大可以通过对土地出让金、财政预算的监督,以及行使《监督法》赋予的对社会重大事项的监督权等方式间接控制行政机关“公共利益”的界定权。司法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界定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法治国家必不可少的,应在体制上保障其中立地裁决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征收纠纷。     

应通过立法界定“公共利益”

刘诚在《发展研究》2008年第11期载文《公共利益问题探析》。宪法和物权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和其他不动产。基于公共利益的重要性，本应在法律上做明确界定，然而究竟何为公共利益？很难做出确切的回答，因此多数国家的法律对此未予以定义。问题是立法者是否可以在制定一项征收法律时，仅仅概括地规定“公共利益的需要”作为授权征收的基础？作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典型代表的美国和德国司法界均持否定态度。     

浅议公益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立法界定

公共利益因其自身的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发展性特征,一直是法律学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公益征收过程中,行政机关常常借公共利益之名行事,令公众有不同意见,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公共利益立法界定应主要从三个基本方面入手:一要明晰宪政精神下公共利益立法功能定位;二要解决在宪法基础下如何确立公共利益界定立法模式;三要加强公共利益界定立法的可操作性问题研究。     

试论我国公共利益的保障

前不久,《瞭望》新闻周刊一篇题为“警惕部门利益膨胀”的文章指出,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机构中的部门利益膨胀问题日益突出,已经影响了决策的战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损害了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增添了国家经济及政治风险。[1]我国公共利益被侵害、被占用、被剥离现象已不是特殊现象,如何保障公共利益应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中高度重视的问题。一、公共利益的阐释(一)公共利益的界定学术界在公共利益的界定上向来也没有达成过一致,帕森斯、布坎南等学者都认为不同的研究角度和个人的偏好都会影响对公共利益界定的阐释。有的人认为…     

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与补偿中的公共利益界定

房屋拆迁中出现了大量由行政强拆而致公民损害的现象,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不清所引起的。文章从拆迁条例的修改引入问题,以比较法的角度和实证法角度分析,指出公共利益界定中存在的问题;讨论了公共利益界定的标准,为其界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现实中公共利益的认定提供了借鉴。     

论宪法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衡量

我国宪法中出现了"公共利益"这个词语,但究竟什么是"公共利益",至今没有明确的界定。为此,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存在衡量标准缺失的问题。文章从公共利益的含义界定着手,分析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衡量标准,并寻求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衡量标准缺失的解决途径。     

论我国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以听证程序为考察视角

我国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离不开听证程序的完善,必须改变过去单纯由行政机关主导公共利益界定的局面,设置并充分发挥公共利益界定过程中听证程序的实质作用；完善听证参与人制度,充分发挥立法机关对公共利益听证程序的民主监督职能,这种民主监督职能应该和立法机构的"公共利益的法制化、具体化"职能紧密配合；应该不断完善听证救济制度.听...     

预防公共利益之滥用——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俊海

《物权法(草案)》虽然明确了物权取得和行使的权利,但是物权在法律里面属于私权的概念。那么当私权遭遇了公共利益,该怎么办?如何确定社会公共利益对私权的限制边界?《物权法(草案)》在这方面还应该有哪些改进?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小康》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俊海教授。《小康》:什么是“公共利益”呢?目前我国法律有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吗?您能举例说一下“公共利益”概念模糊的危害吗?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刘俊海:这就是非常遗憾的地方,我国没有一部法律和行政法规能够说清楚什么是公共利益。既然公共利益的内涵和…     

反竞争经营者集中的公共利益问题研究

反垄断法中公共利益的宽泛性及时代性特点,致使其难以界定进而导致法律实施上的困境。具体到反竞争经营者集中的公共利益抗辩问题上,由于公共利益的模糊性使得该抗辩是由被滥用,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并购活动中。公共利益的合理界定可以避免权力寻租,维护法律权威;同时可以协调竞争主管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之间的矛盾。通过开放式的列举方式界定公共利益,以及保证利害关系人参与到公共利益审查的整个过程中来,可以有效地避免经营者集中审查公共利益抗辩的滥用。     

征收征用中的公共利益

吴卫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5期撰文认为，公共利益是国家启动征收征用的前提和基础。我国现行法律还未就公共利益作出相应规定，以至政府利益、部门利益、个人利益被认定为公共利益，导致征收征用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合法进行征收征用，合理维护公民权益，正当实现公共利益，有赖于法律规范公共利益，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界定公共利益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共同责任。     

论公共管理中的公共利益

在公共管理中,公共利益是指具有社会分享性的、为人们生存、享受和发展所需的资源和条件。从社会分享性的视角看,公共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公共利益不仅仅表现在单一的国家利益上与单一领域内,它也不一定完全体现“真、善、美”。追求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利益最大化是公共管理的目标。     

观点

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内涵,杜绝“土地财政”5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建设部等9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引起社会关注。同日,中国法学会在京举行“从房价虚高谈政府和法律的规范作用”座谈会。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指出,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是,迄今为止,该条款所规定的“公共利益”的性质和范围并没有明确界定。因此,在实践中,有些地方政府就利用这种模糊性,随意征用土地,并将大量的土地投入房地产市场。应当…     

青少年与未成年人异同

在日常语言交流(包括书面用语)过程中，人们经常使用“青少年”与“未成年人”这两个概念。但由于缺乏对这两个概念的严格界定和准确把握，常常出现把两者当成一个概念加以使用的情况。如把“青少年”等同于“未成年人”，把“青少年犯罪”看作是“未成年人犯罪”等等。这种把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等同起来的做法，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因而，准确界定和科学区分这两个概念就显得尤为必要。一、“青少年”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而“未成年人”是一个法律术语青少年一词，主要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交流使用的概念。严格上讲，它…     

论公共利益之界定

一直以来,公共利益都是一个弹性很大、难以把握的法律用语.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涉及公共利益的相关问题都受到了公众的极大关注.本文从界定公共利益的必要性出发,探讨其内涵特征,界定主体及界定程序等相关内容,以求能获得对公共利益的一些认同.     

公共利益的冲突与协调——再看“周口平坟”事件

沸沸扬扬的“周口平坟”事件历时一年多,人们一直诟病的是行政行为对公共利益的侵犯.在“周口平坟”事件中,其实是两种公共利益的冲突:其一,丧葬文化；其二,平坟复耕.丧葬文化与平坟复耕两种公共利益,在“周口平坟”这一事件中,互为对立,本该都受到法律保护的公共利益,因为“平”与“不平”的问题,让法律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事件的结果是政府权力的孤行失败.笔者从丧葬文化(或称祖先崇拜)与平坟复耕这两种公共利益的冲突与协调角度来分析这一事件,希望能为类似问题的处理独辟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