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候变化立法的重点

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呈现出由气候政策行动向气候立法转变、由以减缓为主向减缓与适应并重、由以国家行动为主向国家与地方行动并重的趋势。中国作为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一,加强气候变化立法,不仅是提高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重要行动举措,也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制保障。中国气候变化立法应考虑从以下重点着手：气候变化国际法的国内化、综合性气候变化立法、适应性气候变化立法、地方气候变化立法。     

2012年后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应对——以构建国际气候变化法体系为核心

气候变化作为当前人类共同面对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其重要性和影响毋庸赘言。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进程。这个进程的核心是运用法律、尤其是国际法机制应对气候变化。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机制为代表的国际法,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有目共睹。而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将届满,人类正处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关键节点:2012年后人类应何去何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订立的最终目标怎样才能实现?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要到国际气候变化法体系及其构建中去寻找。     

气候变化下的责任共担

冰川正在流失它的高贵，飓风带来更多的灾难，臭氧层空洞日益扩大……全球气候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气候变化究竟是地球自然的韵律，还是人类造成的断奏？这一问题曾在世界上激起过巨大的争议。2007年，“IPCC”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对此做出了裁决：全球气候变化90％由人类活动造成。报告同时还预测，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通知

国发〔2007〕17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国务院同意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以下简称《国家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一、充分认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气温增高、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频发等,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环境产生了严重影响。气候变化问题已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当今人类社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低、气候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是最易受气候变化…     

荀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人格理想比较

从终极人格理想与现实人格榜样的两极视角比较荀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人格理想观,可见不论荀子心中的＂圣人＂与＂君子＂,抑或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幸福者＂与＂恢宏大度者＂,皆具备优于俗众的良好品质,体现了人类寻求完善自身的美好愿望。由二者对道德与财富、道德与身体、道德与语言之间关系的不同析解,见中国儒家文明与古希腊文明间的迥异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通知

国发[2007]17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国务院同意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以下简称《国家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一、充分认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气温增高、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频发等,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环境产生了严重影响。气候变化问题已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当今人类社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低、气候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是最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之一,同时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应对气候变化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应对气候变化,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     

美国2005年《能源政策法》“气候变化”篇评析——兼论对我国制定《能源法》的启示

美国制定2005年《能源政策法》,一方面确立了其未来制定和调整国内气候变化与能源政策的法律基础,另一方面也部署了针对发展中国家开展气候外交的总体方略。在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美国可能将气候变化问题、能源问题和国际贸易问题结合起来,向发展中国家施压。我国应当通过《能源法》协调能源政策与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可以考虑在《能源法》中单设＂应对气候变化＂章。     

气候变化的实质是什么

2007年底，许多国家的首脑、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的代表12000余人，从世界各地赶赴印尼巴厘岛，共同寻求气候变化的解决之道。这就是令世人关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其实，早在2004年，一本由我国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的专家和学者们撰写的《全球气候变化——人类面临的挑战》一书就已问世，作者在书中真切地告诉人们——     

由“三五”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思想

关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思想,学界讨论不多且欠深入。我们认为,《史记.天官书》是该思想的集中体现,由其中的＂三五＂之说可知,＂究天人之际＂思想的实质就是究＂天命＂,重在探究人类社会变化特别是＂王权更迭＂是如何受＂天命＂支配和控制的。司马迁推究＂天命＂最主要的手段是《天官书》所阐述的星占学,此外,还有历法、日者、龟策、封禅等。尽管司马迁有怀疑＂天命＂的个别论述,但就《史记》全书的基本思想来看,司马迁是相信＂天命＂的。     

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进展及启示

尽管全球气候变化本身仍存在相当的学术争议,但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已迅速转向于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全球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成为了政治、经济和国家安全层面的问题。全球应对减排的呼声日益高涨,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之争,事实上已经演变为以＂低碳＂发展模式为标志的基础研究之争、技术创新之争、市场占有之争、金融创新之争等一系列全方位的综合国力的角力点。     

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意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命题,蕴涵着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体现了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维方式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蕴涵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由＂斗争哲学范式＂到＂建设哲学范式＂的转换;由＂谈人色变＂的哲学到尊重利益的＂人的哲学＂的变迁;由纯粹的＂思辨哲学＂到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的转向;由自我放逐的＂学院哲学＂到关注现实的＂政治哲学＂的凸显;由自我对话的＂封闭哲学＂到开放发展的＂生成哲学＂的转移。     

风险社会背景下民生事务的善治

当前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它极大程度上影响着民生事务。根据＂风险社会＂理论,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是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群体性事件频发表明了民生事务处理不慎在社会上引发一定的风险。对此,有必要创新民生事务管理机制,实现民生事务的善治,实现包容性增长。     

反思有绿缺阴

就近几年的异常气候变化现象，国家气象局气候中心主任助理顾万龙表示，这种异常天气的出现，主要还是由我国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造成的。 他分析说，气候变化由大气圈、水圈、冰雪圈、岩石圈和生物圈五大圈层的相互作用和诸如太阳辐射、行星变化等圈外力共同作用引起，加上人类活动和工业生产的外力，使得五大圈层的相互作用更加复杂，只要其中一个因素发生改变，就可能会引起气候的变化。     

新形势下减灾工作要有新突破

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未来一个时期，我们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全面建设现代化的国家防灾减灾体系，使其能够基本满足全球气候变暖所产生的日益复杂的灾害救助的需要，真正能够不断减轻灾害所带来的损失。     

全球气候风险的演进趋势与应对之策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给人类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威胁。未来气候变化将进一步加剧全球气候风险,引发代际不公平问题,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气候风险,走具有气候恢复力的发展道路,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主要途径不外乎减缓和适应。为妥善应对气候变化挑战,迫切需要构建全球、区域、国家、城市、企业、社会公众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层治理体系。     

《气候战争》：震撼的“气候预测”

在众多因素中＂气候变化＂这一因素脱颖而出,因此,它在军事规划过程中的角色也日益凸显。从理性角度看,人们都会希望这一切问题能够化险为夷,因为每个国家都会促使其专业的军事机构恰当地应对国防安全的＂威胁＂;然而,气候变化这一因素仍会令人担忧。如果气温持续上升2-3度,世界部分地区将很有可能爆发战争,甚至包括核战争。——格温·戴尔     

重视天灾防御与减灾教育

在日本发生9.0级地震后,最值得中国人称道的是日本人在灾难面前出奇的＂冷静＂与良好的＂秩序＂。 当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与科技极大地改变了这个星球,一些人渐渐淡忘了自身在自然面前的渺小。重大自然灾害不时发生,显露出其狂野桀骜的本性,让人真切感受到自然的巨大威力和人类生命的脆弱。     

人的生存状态和意义生存

当＂自主选择＂、＂去做……＂的＂积极自由＂无限扩张后,旨在致力于追求人类＂免于＂被工业化、机械化、城市化等等所压迫的＂消极自由＂转而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只有保证人拥有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领域,＂免于＂被强制,不受干涉地被允许成为自己,才能更好地追求人的意义生存。     

老子科学之境与自然境域的科学方法

几百年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倡导的＂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理性万能＂的思想在疯狂地掠夺自然的同时,得到了自然界的无情报复。＂工具理性＂改变了自然界的原有面貌,自然资源的高度利用使生态严重失衡。一方面,人类在所谓的科学技术带来的丰厚物质生活面前自我陶醉;另一方面是人类生活在毁灭性武器与自然灾害阴影之中。面对西方哲学思想在探索这些问题时所遭遇的困境,有识之士纷纷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东方文明。老子哲学思想成为重点与热点也就不言而喻了。     

“杀盗非杀人”的逻辑文化分析

无论是个人还是人类全体,在某一具体历史条件下,其认识总是有限的。任一命题及由命题所构成的论证的形成,背后都有一个历史文化的支撑,因而对其的评价必须考虑到论证主体的文化隶属关系。本文通过对＂杀盗非杀人＂这一命题进行逻辑文化分析例证了上述观点,从而揭示了逻辑的社会文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