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对外战略转变及其东亚安全政策新动向CSSCI

近年来,随着国际格局的急剧变化,欧盟开始经历战略觉醒,对外战略发生明显转变,强调战略自主并宣示参与地缘政治竞争。在这一背景下,欧盟的东亚安全政策在延续以往特征的同时出现新动向:第一,继续强调价值观等规范性目标和有效的多边主义手段,呈现“有原则”的安全行为体特征。第二,提出承担“海上安全提供者”的责任,在加强安全政策的务实性和可操作性的同时,鼓励成员国加大参与南海等地区的“航行自由行动”,加强海军外交和海军部署,为其海上安全行为体身份提供一定程度的硬实力保障。第三,宣示第三方立场,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为提升自身影响力谋求战略空间。中国需要警惕欧盟战略和政策转向带来的周边环境变化,加大与欧盟的接触和合作,争取其在具体政策领域保持相对中立的立场而不会完全倒向美国。     

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秩序的变化显而易见,但如何界定当今的东亚地区秩序却一直存有争论。本文试图从地区秩序的界定和分类入手,结合冷战后有关东亚地区秩序的争论,分析中国崛起对东亚地区秩序的影响,以辨析和把握东亚地区秩序的发展方向。作者发现,冷战后有关东亚秩序的争论说明,东亚地区尚未形成得到普遍认可的秩序安排,但决定其未来发展走向的两个核心因素已愈发明确,即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的延续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东亚地区秩序演变趋势是,美国依托其东亚同盟体系与经济崛起的中国协调,共同塑造地区规则,维护地区稳定安全。其具体特征是:美国依靠其地区同盟发挥作用;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通过多边或双边协调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中国自我克制缓解地区安全问题。决定东亚地区秩序未来的关键是既有的美国东亚同盟体系如何应对中国崛起。要巩固、深化地区协调共治秩序,需要美国及其东亚同盟体系对中国的自我克制政策做出善意的战略回应。     

欧盟参与中东和平进程:动因、角色与困境

出于地缘政治、经济、安全、移民、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同时受欧盟扩大其国际影响力的动机驱使,欧盟谋求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并有意同美国的中东政策拉开距离。虽然中东和平进程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取得成效最多的领域之一,但由于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一直面临期望-能力差距的困境,欧盟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更多的是在经济援助上发挥主导作用,政治进程仍被美国主导。欧盟想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强有力的国际行为体角色,需要突破自身在外交与安全领域所面临的期望-能力差距的困境。本文从地缘政治理论出发,基于国际行为体属性和期望-能力差距两个分析概念,对欧盟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动因、角色与困境作一分析。     

欧盟能源安全战略一体化的困境分析

欧盟委员会构想中的欧洲能源联盟的五大支柱是:能源安全(巩固与信任)、统一的内部能源市场、提高能效、减排、研究与创新,能源安全居其首。有别于在统一的欧洲市场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上取得的进展,欧盟能源安全一体化却困境重重,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能源安全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框架中也没有得到体现。欧盟能源安全战略一体化的困境根本上源自于欧盟作为一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能源安全战略上的三种矛盾:政府间与超国家的矛盾、自主性与依赖性的矛盾、能源议题安全化与非安全化的矛盾。政府间与超国家的矛盾由集体行动的困境和主权让渡的困境造成,自主性与依赖性的矛盾产生于欧盟与霸权盟友美国的特殊能源关系,能源议题安全化与非安全化的矛盾集中于能源的灰色属性,即能源兼具经济性与安全性。这三种矛盾通过直接或彼此交互影响的方式造成了欧盟能源安全一体化的困境。     

欧盟对外关系法中的一致性原则:以《里斯本条约》为新视角

一致性原则构成欧盟对外关系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长期以来困扰欧盟对外行动的一项难题,其典型表现就是欧盟各支柱对外政策之间、欧盟机构之间以及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对外行动缺乏必要的一致性。为提高欧盟对外关系的一致性,《里斯本条约》在"去支柱化"、整合欧盟对外政策、协调欧盟对外职能机构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尝试。不过,由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特殊性依旧,整合后的欧盟对外政策目标过于宽泛,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以及欧盟对外行动署的职能设计含糊,《里斯本条约》提高欧盟对外关系一致性的努力打了折扣。尽管如此,新生效的《里斯本条约》总体上为欧盟开展更加一致和有效的对外行动夯实了法律基础,并提供了未来进一步努力的原则和方向。     

东亚安全:合作模式与结构

在安全体簇生的东亚地区,并存有美国主导的东亚联盟体系式安全合作、东盟地区主义式安全合作、中国倡行的多边协治式安全合作等三种安全合作模式,其中,美国的东亚联盟体系式安全合作模式在复合型的东亚安全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东盟和中国所倡行的安全合作模式,还停留在安全合作观念倡导和通过集体联合来尝试性建构地区制度性安全纽带的层面。东亚地区所存在的三种安全合作模式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相互制衡关系。再加上地区范围内大国间的结构性对抗和潜在冲突,东亚安全困境的产生和存在成为必然。东亚目前不具备建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可能,三种安全合作模式的共存仍将是地区安全结构的主要内容,复合型的安全结构态势将长期存在。     

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

文章对中国崛起背景下东亚格局的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在性质上改变了东亚格局的面貌,在东亚地区形成了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该格局的形成是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的"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以及众多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一格局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东亚国家两面下注的政策。二元格局的存在,对东亚合作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地区内大国和重要行为体更多地把地区制度作为战略性工具来使用,使地区制度安排成为服务于权力竞争的手段。总体来说,东亚二元格局会在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持续,我们需要在这一前提下,探索东亚秩序的稳定持续与有效运作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东亚秩序的稳定和效率,需要中美探索共处之道的新形式。     

霸权稳定模式与东亚地区政治安全秩序

美国以霸权稳定模式塑造东亚政治、安全秩序,主要依赖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总体实力、美军在该地区的前沿部署、以美国为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以及美国对该地区重要事务的介入.东亚地区大国力量分布的相对均衡、美国在地理上所受到的限制、东亚地缘政治的特点以及美国对该地区政策的内在矛盾,使得霸权稳定模式在东亚地区受到比在其他地区更有力的挑战.     

贸易与人权的联结——试论欧盟对外贸易政策中的人权目标

欧盟的对外贸易政策是欧盟对外人权政策发挥作用的主要领域。为全面贯彻人权主流化目标,欧盟不断强化贸易与人权的联结。欧盟贸易政策从多边主义向双边和区域主义的转变客观上促成了欧盟贸易与人权联结的发展。欧盟主要借助自主性的立法措施和缔结国际贸易协定这两种法律工具来实现贸易与人权的联结。欧盟对外贸易政策中人权目标的设立和实施面临着合法性、一致性、有效性和公信力等诸多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证明:国际合作是促进国际人权保护的最好的、最易接受的方式。     

欧盟域外制裁范式转变的历时性考察

本文在系统考察联合国及欧盟自主性域外制裁案的基础上认为,欧盟半个多世纪的域外制裁实际经历了四种范式的转变,即罗德西亚范式、德黑兰范式、马尔维纳斯范式以及地平线范式。这四大范式虽然具有时空维度的交替性,但新范式的产生并未导致既有范式的消亡,其根源在于欧盟涉外行动长期面临的一个原生性难题,即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巨大的张力。一方面,欧盟本质上是一个区域性跨国家联盟,不像联合国那样具有规约域外行为体全球向度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事实上近似于1783—1787年美国涉外关系体现出的平等结构,权力重心落于邦联体系内的“国中之国”。有鉴于此,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合法性与有效性交互作用导致的双重困局都是欧盟域外制裁无法逾越的常态化难题。     

美国与东亚能源安全

本文认为,美国是影响东亚能源安全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之一.在维护海洋运输线路和保障全球能源安全等方面,美国对东亚能源安全的影响大体上是积极的;但美国的单边制裁和能源外交,对东亚能源安全则是不利的.在解决东亚地区内部能源争端方面,美国目前的立场有助于各方保持克制,但是其立场的多变性则可能不利于争端的最终解决.美国对东亚的能源政策以将东亚纳入自己主导的全球能源安全体系为目标,目前的重点是处理中美能源关系.     

务实主义的被动外交——欧盟南海政策的演进及未来走向

随着南海局势不断升温,欧盟于2012年正式将南海问题纳为《欧盟东亚外交与安全政策指南》中的三大安全问题之一。从欧盟南海政策演变过程来看,大致经历了初步形成三大框架、逐步调整与完善以及稳中有变三个阶段,体现出政策的务实主义特征。尽管欧盟南海政策不断走向成熟,但成员国之间强烈的矛盾性以及外部压力迫使下的被动性是制约其发挥地区影响力的关键瓶颈。欧盟介入南海问题既有实现全球海洋战略转型的考量,也有对航道运输安全和经贸利益受损的担忧,近年来对中国影响力上升的警惕更是加速了欧盟南海政策的成型。在未来走向上,欧盟将在大方向上继续跟随美国,而具体方针则更具有欧盟特色;与此同时,欧盟南海统一阵线面临较大的内部压力,整体影响力将大为下降。事实上,欧盟核心成员国才是影响南海局势走向的关键因素。长远来看,南海问题将成为欧盟提升东亚安全事务影响力的备选牌,也有可能成为施压中国的"不定时炸弹"。     

欧盟能源供应安全的国际战略及其困境

因能源严重依赖进口,能源供应安全一直是欧盟关注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近年来,由于欧盟周边局势动荡,特别是俄罗斯与中亚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复杂多变,欧盟能源供应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能源供应多元化成为欧盟追求的一个战略目标。但欧盟目前的对外政策和行动与其能源供应安全的目标之间存在不匹配现象,欧盟须对其对外政策进行调整,特别是要使其对外政策的其他目标与能源供应多元化目标之间相互协调,并加强与其他能源进口大国之间的协作,同时调整其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实践。     

美国与东亚大国的关系--东南亚的视角

本文评述了美国与东亚大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及东盟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对东亚的影响,并着重分析了中国与东亚大国的关系。作者认为,中美关系肯定是未来东亚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关系。中国的崛起促使创立东亚地区机制成为必要。多边合作是解决和克服双边低效的最直接的战略,因此,创立东亚共同体的想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美国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剖析

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对东亚政策进行大调整,出台了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东亚由此出现原生性地区多边主义与美国东亚多边主义并行发展的局面.内容上,美国的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是在新形势下对其原有双边主义东亚政策的适应性调整.其在实践中表现为:将双边同盟关系合并或扩展成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各种三边合作机制,在与包括东盟在内的东亚各行为体建立或加强双边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各种小多边合作机制,以及选择通过成员资格具有开放性的“东亚峰会”机制加入东亚一体化.实质上,这一新政策与双边主义东亚政策一样是美国用以维持其东亚领导地位的工具.尽管美国的加入使东亚一体化的力量格局趋于平衡,但其带有很强的应对中国实力上升的色彩和将东亚一体化消解人亚太地区一体化中的意图,使东亚局势更加复杂和不确定.     

利益、规范与认同——欧盟对西巴尔干地区扩大政策趋势转变及原因分析

自克罗地亚于2013年加入欧盟以来,欧盟在西巴尔干地区的东扩进程发展缓慢,其对西巴尔干扩大政策的效率和可信性也呈现下降势头。在此背景下,欧盟对该政策进行了修订和完善,主要表现为加强与西巴尔干地区接触、提高对西巴尔干国家改革的要求以及更为强调欧盟自身责任的转变。欧盟西巴尔干扩大政策是欧盟理性选择、规范追求和身份认同三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利益、规范和认同的交织作用,不仅增加了欧盟扩大政策的复杂性,同时也使得欧盟在西巴尔干地区扩大进程的未来发展方向更加不确定。为了提高西巴尔干扩大政策的可信性和有效性,欧盟需要增强不同政策目标、不同行为体偏好和欧盟自身承诺与行动之间的一致性和协调性。考虑到欧盟对西巴尔干扩大政策面临的困境,欧盟的扩大进程仍面临重重阻碍。     

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

冷战结束以来,东亚的经济地区主义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至今仍然没有发展出一个成熟稳定的区域制度框架来推动区域经济进行深度整合。该地区多重制度框架相互竞争,造成了一种"制度过剩"的特殊格局。这导致东亚地区在经济整合的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制度推动和有效的区域治理,具体表现为该地区至今仍难以建立有助于提高经济绩效的经济要素完全自由流动的统一经济区;难以采取集体行动,共同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经济风险和冲击。本文认为,东亚地区多重制度竞争的背后,是由于与该区域相关的主要行为体对塑造东亚经济秩序有着不同的利益偏好和战略诉求,他们各自极力推动对自身有利的区域机制,从而形成"制度过剩"。主要行为体在东亚的主导权竞争以区域制度竞争的形式展开。随着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加速崛起以及美国决心重返东亚,东亚经济整合中制衡与反制衡的矛盾将日益突出,从而带来更加激烈的制度竞争,这是东亚经济地区主义遭遇挫折而非取得成功的标志,东亚地区将因此继续沦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碎片"。     

东亚-北美经济失衡与再平衡分析

本文从国别结构和产品结构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北美经济失衡的变化,认为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是其对外产业转移的结果,东亚地区贸易顺差与日俱增是其承接产业转移的结果。其中,东亚内部再次产业转移导致中国顺差迅速膨胀。为了实现东亚—北美经济再平衡,美国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扩大出口,控制过度的信贷消费,并对美元采取更加负责的政策;东亚地区需要努力实现由外需驱动型向内需驱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快产业调整与升级,并把产业链向其他地区延伸。     

欧盟行为体角色的比较分析——以哥本哈根与巴黎气候会议为例

行为体角色关系到行为体是否拥有权利、能力和机会去开展外交政策以及实施具有何种特点的外交政策。气候政策是欧盟在内部及外部发挥影响力的重要领域,欧盟作为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关键行为体,其行为体角色值得关注,欧盟在气候谈判过程中的表现差异也值得进行学理分析。本文在结构与聚焦的比较分析方法指导下,对欧盟在哥本哈根和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的表现进行对比,发现欧盟在两次气候变化大会中表现出不一致的行为体角色。欧盟内部气候治理、气候外交和谈判策略以及国际情景因素是影响欧盟行为体角色塑造和效果发挥的三个主要因素。     

试论美国对亚太区域合作的战略目标和政策限度

本文认为,亚太区域合作是美国用来阻止东亚地区只包含东亚的一体化进程获得优势的战略。这一战略是相当成功的,不仅保证了美国从东亚不断发展的经济进程中受益,充当着政治和安全事务的主导者,还削弱了地区内的东亚认同,使跨地区的进程压倒了地区内的一体化进程。但是,美国的亚太区域合作政策具有自身的限度,那就是保持跨区域机制的松散、开放性,而不是积极推动一个紧密的亚太共同体形成。这是由其全球秩序利益、结构性制约和紧密共同体方式利大于弊等因素所决定的。因此,美国对于亚太区域合作的参与会是积极的、但同时也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