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概念的滥用与重述

"无选举授权就没有合法性"已经是很多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政治表达。然而,它在合法性概念体系中的地位如何?合法性理论的"立法者"韦伯意指政权的合法律性和有效性;半个世纪之后的冷战时期,为了配合熊彼特对民主概念的颠覆性改造,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复活并重构了合法性概念,将选举式民主纳入合法性理论,即所谓的合法性来自选举授权。但是,选举授权不仅未能避免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政治危机,第三世界国家更因此出现政治衰败。为此,亨廷顿响亮地提出不能进行有效治理(统治)的政府不但不具有合法性,还是不道德的。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影响世界的研究西方政治合法性的著作。提倡"反思平衡"的罗尔斯不但论证了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合法性问题,还为非西方社会的合法性政治提出一个本文所概括的"良序合宜政体"。这是思想市场上的一个巨大反讽,当罗尔斯反复强调不能依据西方社会条件而判断非西方国家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时,中国学者依然在依据那些为西方定制的理论而评判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即使在西方知识脉络上,合法性也是一个包含了合法律性、有效性、人民性和正义性的概念体系,而且有效性是所有合法性理论流派的最大公约数。合法性概念的滥用只是中国社会科学令人难以置信的落后性的一个缩影。     

选举制度与现代国家:一个比较分析

如果从现代国家的层面透视选举制度,不难发现选举制度在中国国家体制中占据的位置和发挥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自由民主体制。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意味着中国选举制度的发展空间已经开启,当然中国选举制度的发展前景不但受制于中国社会与政治形势的总体发展,而且取决于中国选举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能否妥善处理绩效合法性与法理合法性之间的关系、有效控制选举制度的政治风险、构建支持法理型合法性的意识形态霸权、平衡执政精英与普罗大众的核心利益。由此可见,中国选举制度的发展不可能是一项轻易的工作,而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政治规则的创新将是中国选举制度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内容。     

合法性概念的滥用与重述北大核心CSSCI

“无选举授权就没有合法性”已经是很多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政治表达。然而,它在合法性概念体系中的地位如何？合法性理论的“立法者”韦伯意指政权的合法律性和有效性;半个世纪之后的冷战时期,为了配合熊彼特对民主概念的颠覆性改造,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复活并重构了合法性概念,将选举式民主纳入合法性理论,即所谓的合法性来自选举授权。但是,选举授权不仅未能避免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政治危机,第三世界国家更因此出现政治衰败。为此,亨廷顿响亮地提出不能进行有效治理（统治）的政府不但不具有合法性,还是不道德的。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影响世界的研究西方政治合法性的著作。提倡“反思平衡”的罗尔斯不但论证了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合法性问题,还为非西方社会的合法性政治提出一个本文所概括的“良序合宜政体”。这是思想市场上的一个巨大反讽,当罗尔斯反复强调不能依据西方社会条件而判断非西方国家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时,中国学者依然在依据那些为西方定制的理论而评判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即使在西方知识脉络上,合法性也是一个包含了合法律性、有效性、人民性和正义性的概念体系,而且有效性是所有合法性理论流派的最大公约数。合法性概念的滥用只是中国社会科学令人难以置信的落后性的一个缩影。     

选举民主: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及其困境

选举民主的合法性功能问题一直是西方政治学争论的焦点。对选举民主的结构要素及其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分析揭示出,选举民主为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提供了"多数者同意"、"竞争性选举"和"择优性授权"三方面的合理依据,因而选举民主可以增强政治合法性;然而,选举民主在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上存在"同意困境"、"规则困境"和"绩效困境",因而选举民主的合法性建构功能是有限的。辩证地看待选举民主的合法性建构功能有助于理解民主建设的路径选择和合法性建构的策略选择。     

依法治国合法性的总体构建思路

合法性又称为正统性、正确性、合理性或正当性,在政治学中通常用来指政府与法律的权威为民众所认可的程度。构建合法性基础,是依法治国战略目标顺利实现的关键所在。我国依法治国合法性的总体构建思路应主要体现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内在统一,宪法权威的抽象性与法律实践的具体性的内在统一,程序正义的过程性与实体正义的结果导向的内在统一,依法治国的制度性与以德治国的社会基础性的内在统一,尊重传统与回应时代新的挑战的内在统一。     

我党政治合法性基础考察

政治合法性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固与政治秩序的安定。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维护和构建,建国以来党的建设经验启示我们:第一,合法性最深厚的基础在于党的执政与人民利益相契合;第二,主流意识形态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第三,必须加强政治合法性的法理基础与程序基础建设;第四,必须注重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     

论邓小平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建构

邓小平是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价值取向来建构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的。在他看来,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绩效性基础必须在发展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的需要,意识形态基础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反映人民的愿望,法理制度基础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体现人民的意志,执政党权威基础必须在维护人民利益的基础上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论我党巩固意识形态合法性问题——以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为视角

葛兰西作为近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创造性地将国家统治分为"政治统治权"和"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即统治者通过政党、教会、学校等社会团体,将符合其利益需求的价值观念以大众文化影响、渗透到大众意识中,来取得大众对执政党执政理念、主导文化价值的认同。获取文化领导权对于获取和巩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具有重大意义。鉴于社会转型、西方"和平演变"及网络媒体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核心地位在我国正遭受冲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掌握文化领导权,是目前我党巩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途径,是获取执政合法性的重要资源。     

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正义与合法性之争的深层解读

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两位大师级人物,他们关于正义问题的争论格外引人注目。罗尔斯的正义观是实质正义,这种政治正义观独立于任何完备性学说,支配着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而哈贝马斯的正义观是程序正义,他认为正义是由某种民主程序决定的,是通过公民之间的对话、交流、协商之后所达成的共识决定的。罗尔斯认为,正义与合法性不是一回事,正义本质上是一个道德概念,合法性是一个法律概念;而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是某种社会政治被认可的价值,追问一个社会是否合法,就是对它进行道德批判,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合法的就是正义的。     

延安时期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探析

政治合法性是民众对执政党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认同.延安局部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法理、绩效、民主以及情感方面积累了重要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其对建国后在全国执政及进一步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梁山天书与“五月花号公约”——一种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较

对梁山天书与"五月花号公约"这两个政治思想史上的标本进行一种比较分析,我们发现中西传统政治思想同中有异。一方面,政治共同体能够为人类带来"合作剩余"并创造一种符合正义的秩序。因此,梁山好汉和"五月花号"开拓者不约而同地选择创造政府权威,过渡到社会状态。另一方面,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市民社会生产方式的差异,以及建构理性主义和经验理性主义文化的差异,梁山好汉和"五月花号"开拓者对创造何种统治秩序有着截然不同的回答。前者将统治权威建立在宗法身份原则上,鼓吹传统型合法性与魅力型合法性;后者将统治权威建立在社会契约制度上,提倡法理型合法性。     

重塑价值反思之维--哈贝马斯政治合法性理论研究

哈贝马斯的"重建式"合法性理论不同于霍布斯、韦伯以降的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强调"统治绩效"与"行政合理性"对"统治权利"论证的重要性,而且认为政治合法性的获得、维系与巩固是政权机构对民众进行"单向灌输"与"主动论证"的结果.哈贝马斯分析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肇始的动因,指出正是由于"生活世界殖民化"所造成的价值领域"意义缺失"导致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产生,唯有在公共领域中彰显"交往理性"与"商谈伦理"的重要性,在交往共同体中增进民众与政权机构之间围绕"统治权利"所进行的交互式论证,在生活世界中重塑多元价值反思与批判的维度,才有可能解决政治合法化危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视阈下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构建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原有的优势的合法性资源面临新的挑战.为此,我们党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这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方发达国家执政党巩固其地位的经验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执政党在巩固其执政地位上积累了一定经验.在掌权安全上突出时变性,根据时代需要调整党的纲领,努力扩大包容性;根据民意制定竞选纲领,尽力展示大众性;采取"宽进宽出"的组织原则,不断增强党的代表性和开放性.在控权安全上追求合法性,清晰划分执政党与公共权力之间的法理关系,坚持民主政治为最基本的安全取向.在用权安全上彰显有效性.通过增强经济绩效稳固执政地位,通过调整社会政策赢得选民支持.他们巩固执政地位的经验,对我们不无启示意义.     

从政治生态恶化到执政基础侵蚀:“带病提拔”现象的危害性分析

"带病提拔"是当前干部选拔任用权力失范的一种突出表现。它给执政党的政治肌体造成了严重危害。首先,"带病提拔"造成了官场"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导致干部资源配置的劣质化。其次,"带病提拔"破坏官场生态,导致官场人身依附性增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削弱。再次,"带病提拔"导致执政党的政治信任流失,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遭受侵蚀。最后,"带病提拔"还容易催生利益集团,致使政党自我净化能力衰竭。     

从韦伯的合法性理论看转型期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

西方近现代,特别是马克斯.韦伯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对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透过韦伯理论,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将转型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是我们的重要选择。这对于丰富中国语境下政治合法性理论、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价值。     

悬浮议会、全民公投和政党政治结构性问题——英国脱欧背后的政治逻辑

英国脱欧已终结两位首相的政治生命,议会不但没有达成共识的预兆,反而因为首相人选、欧盟议会选举英国国内政治分歧进一步加剧。政党本身聚合社会分歧的功能下降,导致无法凝聚选民共识而产生悬浮议会,"行政权—立法权"之间由绝对多数政党占据议会并组阁而形成的协同机制遭到破坏,一党少数派内阁及其党内分裂,加之司法介入,最终导致"议行"关系被彻底重塑。执政党为获得更好的授权基础,或借助人民主权的表达工具—全民公投,或开启提前大选,但两次失败的尝试又进一步削弱了执政党的行政能力,人民主权的合法性与公共权力的正当性之间的矛盾纠结,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否决对抗,最终导致政党政治出现的结构性问题,这是英国脱欧困境背后的政治逻辑。     

论现代法治理念语境下的警察法律思维

现代法治是政治性、理论性、知识性和实践性的综合体,追求公平正义、民主高效等价值,以正义为终极价值关怀。法律思维优先和合法性优先,是法治原则所必然要求的一种思维方式。法律思维必须围绕法律的权利与义务展开,是一种实证化、技术化、规范化的思维方式。应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最终达到维护法治的目的。警察法律思维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法治实践进程中,要不断提高警察法律素养,增强对法律的信仰,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在思想观念及社会生活中建立起法律的最高权威。     

邓小平关于执政党与法律关系的思想

处理好执政党与法律的关系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兴衰成败的重要问题。关于党法关系,党内曾经存在一些错误思想和工作方法,为此我们应进一步深刻领会邓小平关于党法关系的思想,明确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的权威应该建立在法律权威基础之上,加强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等观念,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长期以来人们重实体、轻程序,在法制建设中,程序正义未能摆到应有的位置,以至于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和法律的权威,损害了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要充分认识到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的价值及重要性及我国目前刑事诉讼中偏离程序正义的具体体现。从思想、立法、制度和从最低限度的要求上,切实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