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策责任

当前,我国政府正面临着角色的转型,在角色转型的过程中,负责任的政府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政府实现其角色的最主要方式是通过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来实现的,因此,对政府政策责任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广义的政策责任,是指政策主体在制定或执行政策过程中,所应履行的全部社会义务的总称。狭义的政策责任,是指政策主体在政策制定或政策执行过程中,没有履行好应尽的政策义务,所应受到的谴责和制裁。政策责任具体表现为四种形式:道义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政策责任的实现有赖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确定公共政策伦理;明确政策责任主体;培养政策责任能力;提高政策透明度,鼓励公众参与;完善政策绩效评估体系。     

我国地方政策制定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方政策制定是处理地方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导向。我国地方政策制定一直存在诸多问题：背离中央或上级政策精神、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地方政策制定的盲从性、透明程度不高以及民主化程度偏低等。完善我国地方政策制定的对策是：提高对地方政策制定工作意义的认识，完善地方公共政策制定方法，建立和加强有利于地方政策制定的相关机制以及加大对地方政策制定的监督等。     

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困境及其解蔽

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是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政策执行力是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要素。政策执行力的构成要素包括政策执行主体、政策执行机制、政策执行资源、政策执行环境等。目前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偏离政策宗旨的行为,利益错位和政策执行力要素缺失是影响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因素。必须通过架构和开通各种路径以实现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提升。     

公民政策参与的功能分析

公民政策参与是指公民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过程的行为和活动。公民政策参与对于实现民主价值、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和增强政府合法性,保证政策的科学制定和顺利执行,保证政策的公共价值和提高公共服务的品质和效能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公民政策参与并不必然对所有方面的政策问题解决都带来积极的效果,它也可能会使政策的质量、成本、利益取向以及政府效率和权威方面产生问题。重要的是要把握好“度”,尽可能地因势利导,使其扬长避短。     

政策网络:公共政策创新的视角

引入政策网络分析的方法可以真实地认识到公共政策创新过程中的现实图景.我国某些公共政策创新失败的原因正是其忽略了政策网络的存在,忽略了政府对政策网络中个人和组织的依赖属性.我们应当重视政策网络在政策创新过程中的作用,通过培育网络主体的公共理性.构建协商民主与政策网络的良性互动,加强政策网络的学习机制等,从而形成合理、优良的创新政策,保证公共政策创新对社会的持续作用.     

我国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政策制定:冲突治理与政策设计

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上,我国社会政治体制、社会观念也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其政策制定要以公共权力、公民权利、利益协调为核心要素,逐步形成科学化规范化的冲突治理与政策设计模式.转型时期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局部利益的冲突成为政策制定的主要困境.需要完善权力运行体制和决策机制.扩大社会各方的广泛参与和促进有效的政策沟通.     

引致政策终结的外因研究

公共政策过程本是一个由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终结等环节构成的完整周期,但由于现实中的政策受到诸多障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终结,这就导致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和过低的政策绩效。因此,促使那些过时的、无效的公共政策得以终结应摆上当前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引致政策终结四大外因是:触发机制、政策评估、政治领导者的领导力和公共舆论的推力。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研究

地方政府作为国家重要组成机构,承载着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能,是国家公共服务的核心体现和基础。伴随着公共需求的发展与变化,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之间矛盾突出,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出了新的挑战。将供给侧改革引入地方政府公共服务领域,通过供给端改革发力向需求端传导,是实现公共服务供需均衡,提升公共服务效率的创新途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明确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价值取向与供给主体定位,以良性协作、达成行动为归依,利用社会与市场机制完善资源配置,调整供给结构,提高供给主体的供给能力,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间多元供给机制,完善供给侧改革的配套机制,以供给侧改革促进供需平衡,实现供需"双到位"。     

论公共政策执行协商

以往论及政策协商,多指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协商,较少论及执行过程中的协商。其实,不仅公共政策制定时需要协商,公共政策执行也需要协商。公共政策执行协商是协商民主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运用。它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价值,引导政策目标群体的利益表达,可以调适政策执行人员与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执行协商需要界定协商的主体、客体及协商的形式等构成因素。推进公共政策执行协商有序开展和常态化,必须规范执行协商范围,构建执行协商程序制度,明确执行协商主体责任、建立责任追究制度,规范执行协商方式、拓宽协商渠道,构建公民协商意见整合机制。     

特定视域下的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价值基准之反思

对公共政策制定进行价值考量的重要前提是对"政治性公共政策"的界定.在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实践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目前,在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出现价值偏离的主要原因是公共权力的滥用;价值平衡功能的缺位;决策体制中的集权;政府能力的有限;政策制定中的价值影响等.因此,对政策制定价值基准进行反思将对我国政策制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公众参与政策过程:价值、困境及走向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与公民民主权利相契合、确保公共政策对民意的有效回应性和科学性、实现社会资源公平分配的重要途径。由于各方原因,当前我国公众参与政策过程面临诸多困境,其出路是建立开放性政策制定模式,加强公众参与的制度化、程序化建设,确立公民的政策主体地位,营造宽容—妥协—合作的政治文化氛围,同时形成一套有效的维护机制。     

论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困境与路径优化

切实贯彻执行党和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是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衡量地方政府执政效能的依据和前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能力与水平,关系到公共政策能否顺利实施、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与公信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当前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执行体制封闭、执行者角色错位与越位、干部管理与考评制度失当、政治社会化机制缺失、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等困境。需要创新政治文化,转变政府执政理念,构建开放性的政策执行体制,完善干部管理与考评制度,优化公共政策的传播机制,建立健全执行监督与制约机制,推动政策的有效实施与政策目标的实现。     

政策过程中的基层回应机制研究——基于实证层面的探析

政策过程中的基层回应机制是现代基层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最重要表现,也是当前公共管理改革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文章通过对南京市政策过程中基层回应机制建设状况的实证调查,挖掘出影响和制约政策过程中基层回应机制建设的深层原因及其背后的逻辑。通过实证调查和分析本文认为当前政策过程中的基层回应机制建设还存在很多阻滞因素,因此我国地方政府应当加强基层政策回应机制建设,加强现代回应载体的建设,提高基层政府的回应能力,提高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     

政策能力概念的廓清及其价值

政策能力作为政府能力的重要内涵及表现形式之一，影响着公共权威主体，主要是政府的合法性及权威性。在后现代社会，面对曾出不穷，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公共政策已逐渐成为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主要工具和手段。廓清政策能力概念，有助于对政府行为做科学的评估，有助于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有助于夯实政府的合法性。这些也将是决定一国政府得以稳固执政的重要条件，也将是影响一个国家在世界竞争序列中的取得优先位置的决定性因素。     

我国的政策转移与公共政策创新

政策转移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和文化现象,对我国公共政策发展与变迁有着显著影响。通常,学界认为公共政策创新强调的是对政策主体而言采纳的"新"政策或新项目,而忽视该项目在其他地方曾经实施过的事实。公共政策创新的发生有其内在机理。其中,政策转移可以视为撬动政策创新的杠杆,政策转移和政策创新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政策转移丰富了政策创新的途径,节约了政策创新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政策创新;而对政策创新目标的追求也促使政策转移成为可能。因此,政策转移与政策创新之间存在着重要关联。     

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政策有效执行:问题与对策

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政策有效执行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课题.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政策执行偏差既具有非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共性,也有与其不同的特点和内容.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必须在重塑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公共"精神,加强公共政策执行行政伦理建设,实施对公共政策执行主体正面的利益激励,保持对公共政策执行活动的监督与控制,加强公共政策执行力文化建设,提升公共政策执行者的素质和能力等方面采取相关的措施与对策.     

如何形成政策共识:社会政策立法过程中的协商政治——以南方省残疾儿童保护政策立法为例

随着中国公共政策制定日趋科学化、民主化,政策参与者针对特定议题的冲突愈发复杂和激烈。既有研究强调通过政策协商寻求共识对决策制定的重要性,但却未能对权力、地位和资源不对等的参与者之间如何实现政策协商给予合理解释。本文以南方省残疾儿童保护政策立法为例,探究参与者的协商过程,展示其达成政策共识的行动策略,总结促成政策协商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在社会政策立法过程中,形成否决威胁是促成地位不对等的政策参与者进行协商的关键因素。为了实现与省长的政策协商,省人大下属专门委员会以制度化交流的方式凸显焦点争议,并自下而上地传递法案被否决的威胁,最终引发高层领导者之间以私人沟通方式来"摆平"争议,确保法案通过。本研究不但可以深化对中国社会政策制定过程的理解,而且为观察地方人大在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和功能变化提供了新维度。     

基于多主体的住房政策利益相关者行为分析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与商业银行、投资投机者与自住型购房者是住房政策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反映"政府—市场—社会"等三方利益在住房领域的实现问题,它们在住房政策中各自有着不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深入分析不同住房政策利益相关者的主体性行为,有助于有效制定住房公共政策,切实防范或降低、治理住房政策风险。在明辨三大核心利益主体及其相互间关系的基础上,阐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开发商、商业银行、投资投机者与自住型购房者等不同主体的住房政策心理与行为,并提出启示性思考。     

浅析公众参与政策过程的十大矛盾

公共政策制定是对公共利益的权威性分配。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公众影响公共政策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政治关系中公众政治权力得以体现的重要方式。同时,公众的这种参与也是公众与公共政策体系之间的博弈过程。这一过程,在当前不乏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本文从十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以期促进公众政策参与的合理、合法、有序和有效。     

我国的政策转移与公共政策创新北大核心CSSCI

政策转移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和文化现象,对我国公共政策发展与变迁有着显著影响。通常,学界认为公共政策创新强调的是对政策主体而言采纳的"新"政策或新项目,而忽视该项目在其他地方曾经实施过的事实。公共政策创新的发生有其内在机理。其中,政策转移可以视为撬动政策创新的杠杆,政策转移和政策创新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政策转移丰富了政策创新的途径,节约了政策创新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政策创新;而对政策创新目标的追求也促使政策转移成为可能。因此,政策转移与政策创新之间存在着重要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