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新进展——兼论纵向政府间关系的重构

地方政府创新是解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业已成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已有研究揭示了两种最具显示度的创新机制,即"自主探索"和"设计试验"。党的十八大以来,地方政府"自主探索"的范围、幅度和可能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地方政府创新出现了不同于"自主探索"与"设计试验"的新形态,即"请示授权",而且这一新形态已经获得湖南、山东、山西、浙江、内蒙古等五省(区)的制度确认,可能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一种新趋势。作为"自主探索"与"设计试验"的重要补充或综合,"请示授权"将纵向政府间的非正式互动纳入了正式的政府过程,是实现"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良性互动的一种可能路径,它或将在实践中进一步厘清纵向政府间的职权边界,型构一种新的纵向政府间关系,即基于纵向政府间的职责分工进行权力配置,该集中的权力必须集权,该下放的权力彻底分权。     

郑永年、翁翠芬: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动力来自地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高度集权的基础上进行政府间的分权,建立了一种更具灵活性的体制。各级政府间相对制度化的分权,使得各级政府在一定范围内都有最终决定权,在其辖区内成为经济社会事务和一部分政治事务的主要责任     

论护国运动中的联邦主义

在护国军政府中,无论是欧事研究会,还是进步党和西南地方实力派,都有联邦主义诉求,这使得护国运动具有强烈的联邦主义色彩。联邦主义的出现,既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础,又有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随着护国运动的结束,联邦主义逐渐沉寂。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空前分裂的特殊格局下,联邦主义又演变为声势浩大的联省自治思潮和运动。     

构建中国特色权力制约监督理论体系——“新三权论:功能性分权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

寻求适用于中国体制情境的分权理论,是推动权力法治化建设的关键。2018年10月14日,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举办"新三权论:功能性分权理论研讨会",对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权力制约监督理论体系展开深入研讨。立足于当前分权理论的本土化诉求,与会学者就"新三权论",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功能性分权思路,进行了理论和方法上的辨析,并着力探讨了该分权理论的体系化建设路径。分权原理是普遍的,但分权形式可以多样化。区别于西方立法、行政、司法三分的控权思路,功能性分权是植根于中国自身政治、经济、社会基础的理论探索。功能性分权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将有助于形成中国权力制约监督理论的本土话语。     

从维克塞尔到蒂布特:一个回顾

分析由维克塞尔、林达尔到马斯格雷夫、萨缪尔森、蒂布特的公共物品最优供给理论的演进轨迹,阐释市场派与政府派经济学家的竞争,指出了中国城市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方向。     

从“横向重组”到“纵向分权”:经济发达镇创新地方治理体系的路径——基于容桂“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的案例研究

"简政强镇"事权改革不仅是经济发达镇解决政府、市场及社会之间张力的有效出路,而且是优化地方治理体系的有效路径。容桂街道借助"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的契机,通过"横向重组"和"纵向分权"两个维度,实现了地方治理体系的创新。通过"横向重组",容桂街道已初步搭建起党政合署办公、决咨委决策与监督及公共服务体系良性运作的新架构;通过"纵向放权",容桂街道以"简政放权"为契机,大力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并让其参与社会管理事务,搭建起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的基本格局。容桂街道创新地方治理体系实践不仅为实现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实现地方治理转型奠定了基础,也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地方性样本。     

轴心辐射模式:一个制度性分权长期难以推行的解释框架

合理划分各层级政府的职责和权限,即制度性分权是处理政府间纵向关系的主要思路.中国政府间纵向事权划分的工作长期以来一直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其主要原因在于以轴心辐射模式为特征的国家整合方式.轴心辐射模式是对中国国家整合方式和政治权力结构的一个总体概括.这一模式通过以下几个中间变量和机制影响和作用于政府间纵向关系.第一,人事任命;第二,地方政府对民众的责任机制;第三,对地方政府"一把手"监督乏力使实行制度性分权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撑;第四,党政关系.     

中国救灾体制的调整与变化:基于典型案例的比较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救灾体制发生了部分调整与变化。以"层级-部门"为分析框架,从纵向层级间和横向部门间两个维度,来描述救灾体制的基本特征,并将救灾体制分为四种不同类型;选取唐山地震、汶川地震、芦山地震三个典型案例进行比较研究,来刻画中国救灾体制的演化过程。研究发现,唐山地震、汶川地震、芦山地震的救灾体制模式分别为"纵向集权-横向分类"、"纵向集权-横向综合"、"纵向分权-横向综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救灾体制的变化呈现出纵向上属地化、横向上综合化两大趋势。     

欧洲联邦主义:传统与理念

联邦主义最早产生于欧洲,并经历了从神学联邦主义到政治联邦主义的转变。在大陆欧洲的联邦主义渊源中,"欧洲观念"和"权力分散"(subsidiarity)是对欧洲一体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个理念,并似乎决定了欧洲统一进程要经历从联合、联盟到联邦的过程。英国的联邦主义思想因其更少宗教色彩而成为现代联邦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实际上对欧洲历史的和现实的联合具有更大、更直接的影响。欧洲联盟已经走过50年的历程,梳理和分析欧洲联邦主义的传统与理念,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联邦制本质的认识,对于理解欧洲一体化和欧洲联盟的历史发展进程也是非常必要的。     

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划分

在政治学上,国家的权力分配一般包括两种不同的意义:一种是横向的分权,指的是行政、立法、司法等权力的划分;一种是纵向的分权,指的是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划分.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划分,对于世界上各个国家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世界上除了极个别小的国家如梵蒂冈外,一般都有一个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的问题.     

功利主义义利统一观视角下的道德资本探究

以价值取向和义利关系来划分,道德可分为道德主义义利对立观、道德主义义利统一观、功利主义义利对立观、功利主义义利统一观四种类型。从历史角度看,道德主义义利对立观在封建社会起着巨大作用,功利主义义利对立观在资本主义社会起着巨大作用,功利主义义利统一观在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起着巨大作用,道德主义义利统一观则在生产力和人类思想觉悟高度发达的阶段起巨大的作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要突破传统的道义主义原则,而以功利主义作为主要框架。功利主义义利统一观为道德资本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其虽然不是最理想的义利观,但它是解决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与资本困境的需要。     

从政治衰朽到全能主义——论中国近代以来“集权—分权”模式的演变

正一、问题的提出:"集权—分权"悖论及其两个维度当代中国"集权—分权"悖论背后实质上隐含着两个维度的问题。当人们呼吁集权时,更多地是从政府间关系这一维度出发,强调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问题,要求中央政府在全国性的问题上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而当人们呼吁分权时,则是从更广泛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关系这一维度出发,强调要处理好政府与非政府的权力划分问题,要求国家(包括中央政府     

由分权制衡的宪政原则看分权政府的构建

分权制衡是近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宪政原则。分权制衡思想萌芽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在近代社会之后,其思想体系才得以确立。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分权制衡思想确有其局限性,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它具有普遍意义。鉴于集权制政府的消极作用和影响,分权政府已成为现代政府构建的目标模式。分权政府包括非政府组织同政府的分权;政府内部的分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     

以党委重点任务为中心的纵向政府间治理研究

近年来,省以下地方党委政府形成了一种以重点任务为载体的纵向治理机制。其中,上级党委是重点任务的发布者,地方党委则以这些重点任务为中心工作,积极发挥在跨部门议事协调、资源整合等事务中的领导责任,解决政府常规工作机制难以应对的复杂问题。重点任务是不同于运动式治理的一种纵向治理机制。一方面,组织人事权为上级党委发布重点任务提供了制度化的稳定权威基础。基于组织人事权,上级党委构建了"依任务提拔"的可信承诺,巩固了下级党委以重点任务为中心工作的内在激励。另一方面,在地方治理中,重点任务与常规工作是有张力并存的常态化治理方式。这一发现增加了我们对省以下纵向治理中党委领导作用的具体认识,也推进了关于中国党政组织体系的理论研究。     

科学发展、中国道路与社区重建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超越西方现代性理论特别是西方以二元对立为特征的发展主义,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的理论和概念来解释中国的实践。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只能通过社区重建消解、缓和中国的城乡差距,最终实现社会和谐。     

西方国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几种模式及启示

如何妥善地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西方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联系十分广泛和密切的基础上,同时又以垄断资本和福利国家经济为其深刻的经济基础。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有联邦分权模式、单一集权模式、单一分权模式三种典型形式。每种模式都是其社会历史、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及其社会政治经济综合作用的产物,都有各自的特点。对此进行分析和研究,对于我国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一定的启示     

论《联邦党人文集》所体现的宪政思想

<联邦党人文集>在西方立宪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它从学理上、经验上和历史上极具权威地对美国宪法的总体设计和每一项重要条款都作了审慎的探究和精细的分析,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美国宪法"实质上的优点".     

政府行为结构与地方政府创新——提升政府创新能力的微观视角

政府创新已成为地方政府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在政府创新和政府日常行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需要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上得到回答。根据政府系统理论,政府行政行为可以分为要求性行政行为和支持性行政行为两大类。支持性行政行为在效用的产生时间、社会总效用以及最终命运上要明显优于要求性行政行为。而成功的地方政府创新更易以支持性行政行为的方式出现。因而,政府需要正视经济社会环境提出的各项要求,自觉提高创新意识,选择促进社会公民发展而非依政府意愿限制公民的行为,注重公民参与和多方合作,充分估计和应对创新中的内部阻力,加强分权和还权而非集权。     

美国地方政府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美国地方政府是一个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互不隶属、功能各异的“百衲被”式的多样化体系。20世纪 80年代以来,美国地方政府的改革趋势主要体现在组织形式上的多样化导向、政府间关系的合作化导向、公共产品和服务对象上的顾客导向、纵向权力关系上的分权导向、内部管理上的企业化导向。尽管两国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美国地方政府的改革经验仍然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特别是地方政府改革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中国县政改革的目标和基本路径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突破口是县政改革。县政改革的方向应是建立在行政分权和政治分权基础上的民主自治。当前各地所进行的"强县扩权"或"扩县强县"式的行政分权在加强县级政府自主权的同时,也增加了权力滥用和公共利益被损害的风险。为此,需要进行真正意义的政治分权和司法分权,通过确立民众对执政者的制约,建立真正意义的责任政府;通过强化司法制衡来制约地方的政治行为,以保证国家的政治统一有效性,维护公共利益的制度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