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贤任能模式及其比较与选用研究

选贤任能制度是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选贤任能模式是选贤任能制度的主体内容，是“贤能”标准与“选任”方式的有机组合，兼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选贤任能在实践中主要包括委任制、选任制、聘任制、考任制、竞任制等五大模式。五大模式在选任原则、选任主体、选任标准、人民民主特色上具有共通性，在适用对象、选任运行方向、价值取向上具有差异性。选贤任能模式的应用与发展：在运行机制方面，应适度区分选任模式中的领导管理权与建议参与权、模式体系上下贯通内外畅通、选任方式随着选任目标不断优化；在经验优势方面，应将模式类型与组织功能深度耦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有机结合、包容吸纳与守正创新辩证发展；在实践应用方面，应以任务导向统筹结构功能、让技术赋能创新选任手段、取长补短发挥整体效能。     

先富能人参政背景下的村庄政治生活——从选举与治理的维度

先富能人参政现象近年来已对村庄政治生活产生较大影响。从选举的角度看,先富能人与村庄其他阶层进行多种类型的社会资源交换和策略互动,改变了选举的进程和结果,乃至影响了村庄的选举文化;从治理的角度看,先富能人一方面有可能对村庄的经济、社会事务做出贡献,但另一方面对"民主治村"机制的创新能力和动力均不足,制约了村庄内生性民主的发展。     

论能人治理型村庄的政治信任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村落场域中能人治理的形成与发展有其客观的经济基础与社会背景。能人治理对乡村政治信任的构建有着深刻的影响:从村庄公共权力结构的视角看,能人治理型村庄中的阶层博弈易导致治理能人、非治理能人、普通村民之间的政治隔阂和冲突;从村民自治实际运作的视角看,能人在村民自治各环节的主导地位易导致普通民众在村庄治理中被边缘化。能人治理下乡村政治信任构建中出现的问题,与村民自治制度设计的滞后、乡村基层干部的角色冲突、不同村民阶层的实力差异等因素有关。当前,应通过完善和创新村民自治制度、改革和探索干部考核办法、教育和引导村庄治理能人等途径,加快构建能人治理型村庄和谐政治关系的信任基础。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述论——群众路线的分析视角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实行的"普选制""三三制"、民主监督及法律法规等,都是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总结人民群众的创造,并将其规范化、制度化,运用于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使边区成为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中国式的民主路径就是中国共产党贯彻群众路线的制度安排与行为模式。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本质上是一种中国共产党"授权给群众"的制度安排,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政治治理中贯彻群众路线的行为模式。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显著优势和特点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和政治稳定奇迹,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强大生命力,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巨大优越性。而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从党的领导的角度来审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现,它内蕴三项民主制度,与党的根本活动方式相关的民主制度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多党合作"而非"多党竞争"制,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管用性;与群众路线相关的民主制度即协商民主制度,它与选举民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广泛、真实性;与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相关的民主制度即民主集中制,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力、高效性。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要增加和扩大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政治发展的向度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质上是一个政治制度现代化的问题,属于政治发展的范畴。中国语境下的"治理"具有多层含义:一是"统治"和"管理"的缩写,二是具有国际通行"治理"概念中的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内涵,三是执政党和政府依然在国家治理结构中起核心作用。现阶段中国主要解决的还是政治现代性的问题,其标志是代议民主制和理性官僚制。代议民主是民主的现代阶段,而协商民主是民主的后现代阶段,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首先要弄清政治发展的渐进性和有序性,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理性官僚制旨在实现政府管理的理性化,包括层级节制、合理分工、依法行政等,达成行政过程的非人格化。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破除现代性,直接按照国际上的治理概念进入到后现代,而是实现政治现代化,首先建设现代国家和现代政府;在建设现代性的同时关注一些后现代的结构,逐步实现由统治的一元结构向治理的多元结构的转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     

突发事件协商民主治理:关系、实现方式与机制

协商民主既是西方民主理论最新的发展成果,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坚持的民主形式。突发事件及次生危害的发生与协商民主匮乏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协商民主在突发事件治理中有多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制度和环境是影响突发事件协商民主治理效果的主要因素,只有建构阶段、程序、主持人和方法四位一体的突发事件协商民主治理机制,才能有效发挥协商民主在突发事件治理中的作用。     

融入“贤能政治”理念的高校“去行政化”管理探究

正处于内外部多重发展压力下的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由于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管理水平的提升不相匹配,现行的内部治理体系正涌现出复杂多样的体制缺陷和制度漏洞。强行政弱学术导致高校创造力萎缩迫切需要高校"去行政化",除在管理模式上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资源配置以外,高校"去行政化"还可融入"贤能政治"的理念,利用高校多贤能人才的优势回归高效廉洁的行政管理水平,构建更为完善的内部治理体系。     

试论公务员聘任合同的法律定位

作为我国公务员法律制度领域的新生事物,公务员职位聘任制试点风靡全国。与以往公务员选任制和考任制不同的是,职位聘任制通过签订聘任合同的方式在行政主体和所聘人员之间建立起特殊的权利义务关系,聘任合同成为这项制度运转的核心。近几年,围绕聘任合同的纠纷开始出现,而聘任合同公法与私法相结合的属性却导致其定位困难,直接制约着纠纷解决的效率。在重点分析比较学界各种学说的基础上,肯定"人事行政合同说"的合理性,并以此作为纠纷解决的枢纽。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传统思想渊源

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现代中国政治理论的最新总结,也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传统渊源,不在于具体的民主机制、过程等在古代政治思想或制度实践中有无直接体现,而在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的政治思维和观念在传统思想中有明确渊源。从"天下"政治观到"人民"政治观,从民本思想到人民民主,从贤能政治到党的领导,中国政治文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传统政治文化的优秀基因,克服传统政治的内在困境,开创了以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权威来源的责任政治新形态,使由人民利益所界定的责任机制贯彻到国家公共事务治理的各领域、各层次、各环节之中,形成了全过程的人民民主。     

对“区分实施选任制和委任制干部选拔方式”的思考

我国干部选拔任用方式过去一直实行委任制,由于这种方式存在一系列问题多遭诟病。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干部选拔任用方式逐步开始实行民主推荐、民主选举、竞争上岗等选任制改革。但是,选任制干部选拔方式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过分依赖民主选举,有人把民主选举干部看成灵丹妙药,部门领导要选举,部门处(科)室领导要选举,甚至连巡视员(助理巡视员)、调研员(助理调研员)等非领导职务同样要选举。由此导致不少地方唯票选人,甚至在民主推荐中拉票不注重工作业绩等问题频频发生。为此,笔者认为,要合理区分实施选任制和委任制干部选拔方式,科学有效地选拔领导干部。     

民主化时代的杂音:“民主暴力”——以习近平“坚决制止简单以票取人”思想为立论逻辑

坚决制止简单以票取人、纠正唯票取人思想,其实质是要根除民主化时代日益刺耳的杂音——民主暴力。民主暴力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实施的违背公平正义原则的软暴力行为,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方面均有不同形态的呈现。民主暴力的肇因,通常来自利益因素、心理因素、人性因素、误导因素、贿选因素。由此入手,规避民主暴力的主要路向是:夯实民主的公平正义导向,培育大众的优秀民主品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民主要有机结合,明晰选任制与委任制干部的边界,完善民主暴力的治理机制。     

权力重组:能人权威的崛起与转换——广东省万丰村先行一步的放权改革及启示

随着中国农村基层的变革，基层社区权力结构也处在不断变动之中。本文以一个村庄为个案，具体考察了该村在经济变革中出现的权力组合的变迁过程，分析了该村由能人权威治理走向民主规范治理的转变及动因，并由此指出：农村的政治改革最重要的是改变农民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能人权威的崛起有一定必然性；随着经济变革，特别是产权的明晰化，农村基层治理将由能人治理走向法治治理     

论村民自治运作中的公共参与

村民自治运作中的公共参与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参与形式,它在主体、客体和方式等方面均表现出有别于其他政治参与形式的独有特点。以各村民群体参与村庄治理活动的状况为标准,村民自治大致可以分为"干部支配型"、"能人主导型"、"群众自治型"三种模式。现阶段,村民的公共参与实践与其制度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偏差,并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的态势。     

协商民主是我国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利益诉求趋向多元化,基层民主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取向。选举民主在我国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了人民的权益。同时,在基层治理中,选举民主也暴露出诸如侧重于民主"准入"程序、忽视程序之后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等问题,这难以保证人民群众广泛平等常态化的民主参与。而协商民主可以让人们平等、自由、常态化的参与,通过协商议题的确定、协商程序的设计、协商人员的吸纳及协商过程的控制,实现多元权利和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这些与治理现代化的要求高度吻合,有助于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实现基层协商治理的要点是在制度设计中把党的领导置于关键位置,广泛吸纳优秀人才、社会资源,扩大党组织的有效覆盖面。     

合作治理中的协商民主

转型时期的中国,合作治理被期待发挥的作用是双重而非单一的,既要提高社会治理的水平,更要发挥一定的政治稳定器的作用。因此中国合作治理并不能简单照搬照抄西方的所谓模式与经验。以"协商民主"为基础,而不是片面强调"多中心治理"构成了中国"合作治理"的本土特色。中国的合作治理模式强调不只是获得公共事务管理权力,实现自我利益,更需要在共同参与中相互合作,通过协商民主来实现共同利益,因此在中国的合作治理中除了要注意培育有较高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较强的民主参与能力,更加重要的是要善于通过协商民主去开辟基层社会的政治空间、打造社会基础、构造信任网络,形成整体性的民主合作机制。     

“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防范与化解机制探索——基于协商民主与协商治理视角的分析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是近年来我国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矛盾形式,暴露了我国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兴起于20世纪后期的西方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构建与完善协商治理机制,在国家制度层面上,继续坚持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在基层治理上,推广社区民主议事会、基层民主(民情)恳谈会;在社会领域内,培育民间组织自治发展;在虚拟空间中,重视网络协商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范与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     

乡村振兴进程中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

协商民主作为重要的民主制度设计和治理形式,对于优化乡村治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将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实现协商民主与乡村治理的有效融合,契合党和政府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迫切需要。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不是单纯的制度吸纳和整合,而是包括制度嵌入、行动嵌入和认知嵌入在内的多维嵌入结构和过程。从全国各地的治理实践来看,民主协商机制尚未真正嵌入乡村治理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和治理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为此,必须加快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进程,将协商民主理念嵌入到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认知之中,形成有事好商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不断健全与完善协商民主的各种体制机制,促进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     

制约干部任用制度的文化因素分析

我国的干部任用制度 ,在目前已形成委任制、聘任制、选任制和考任制等较为完善的体系。但在实际运作中 ,传统文化中“官本位”思想以及等级观念、职位的“人格化”倾向、社会文化中的形式主义等 ,制约着干部任用制度的真正贯彻和完善。     

基层协商民主的比较优势及其发展路径

在当前应对基层治理困境的过程中,协商民主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各地党和政府形成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协商民主形式。作为一种治理型民主,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在参与主体、价值目标、发展方向和治理绩效上存在较强的耦合性。相对于"权威裁决式"的治理体制,"协商对话式"治理在价值禀赋、治理机制和运行效果等方面均具有良好比较优势。充分应用协商民主技术,整合多元主体的意见和要求,达成社会共识,能极大地提升基层治理的效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在基层治理中推进协商民主的途径和方法就在于:坚持多途径培育公共理性和社会精神;坚持调整存量和培育增量的"两手抓"的战略;坚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多元社会主体的协同配合;优化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供给;坚持提升基层群众的协商能力;坚持完善协商民主的实践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