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农民阶层分化问题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渐次加快和深度发展,中国农民开始由一个以农业为本、缺少层次变化的"整体性阶级"逐渐"分化"为"不同的阶层",且这些"不同阶层"间的差异愈加显性化。目前,学术界对农民阶层分化问题的研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渐深入,集中体现在对农民阶层分化的概念、农民阶层分化的动因、农民阶层划分的标准和类型、农民阶层分化的特征、现阶段农民阶层分化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等方面。     

转型期中国农民阶层分化问题研究述评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渐次加快和深度发展,中国农民也开始由一个以农业为本缺少层次变化的＂整体性阶级＂逐渐＂分化＂为＂不同的阶层＂,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愈加显性化。目前,学界对于此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农民阶层分化的概念、农民阶层分化的动因、农民阶层划分的标准和类型、农民阶层分化的特征、现阶段农民阶层分化中存在的问题及应采取的对策的研究上。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实质论"解析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实质论"即中国革命实质上是新式农民革命、农民战争,是其新民主主义革命观中一独具特色的思想.这一思想不仅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也是其对传统农民革命的继承和发展.新式农民革命、农民战争与旧式农民革命、农民战争的联系与区别是:首先发生在原因上,二者的相同之处都是反剥削、反压迫;不同的是新式农民革命、农民战争除了反封建主义之外,还要反帝国主义的压迫.此外,阶级阵营不同;理论武器也不同.     

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民阶层地位获得影响的实证研究

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个人自致性因素对阶层地位获得的影响日益突出。在众多的个人自致性因素中,职业技能培训是最重要的个人自致性因素之一,其对阶层地位获得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通过实证研究证实: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民阶层地位的获得存在显著影响。为了更好地推进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农民个人等各个方面在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中的作用,建立社会协同培训的格局;另一方面,在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内容的设计和实施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不同培训对象的不同需求,增加职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     

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演变及公民权生长

从纵向的视角来看,可以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划分四种历时型模型,即传统社会中的国家与农民是一种四位一体、虚实双线关系,集体化时期国家与农民是一种四位一体、双边二元关系,改革以来国家与农民是一种四位一体、强弱双线关系,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前景可能会演变成为一种三位一体、合作互动关系。在国家与农民这四种关系模型中,农民公民权的生长和演变有着不同的特点。     

农民对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偏好及成因

对不同类型的纠纷,农民对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表现出不同的偏好。总体而言,农民对自我解决与民间调解的偏好要大于司法解决,只有在自我解决与民间调解＂失灵＂时或在部分＂涉外纠纷＂中司法解决才能获得农民的青睐。农民这一＂司法置后＂的选择偏好是由中国农村的社会状况、纠纷的特点以及不同纠纷解决机制的优缺点共同决定的。研究这一选择偏好及成因对中国农村法治建设有重要的启示。     

对农民问题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追溯及启示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列宁、毛泽东、邓小平 ,由于他们所处的生活时代和具体社会环境各不相同 ,因而对农民问题在具体社会环境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农民对革命和建设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也有所不同。通过他们的实践以及他们在农民问题上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农民的利益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核心 ,政策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关键 ;只有制定合适的政策 ,保护农民的利益 ,才能调动农民参加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     

试论农民职业分化带来的农村基础教育平等的文化障碍

我国在实现了基础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后，教育不平等现象依然很严重。农民群体中不同职业阶层在自身职业和日常生活中构建的亚文化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从而造成农民子女在相同教育背景下的不同教育效果。在农村基础教育的小学阶段，农村儿童社会化的三个主要社会环境——家庭、学校和同龄群体中，语言、观念、思维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构筑了阻碍农村基础教育平等的文化障碍。     

“后危机时代”贵州省农民增收的困难与出路

为全面、真实了解掌握贵州省农民增收的主要困难和需求,文章对贵州省种植业农民、养殖业农民和农民工等不同类型农民群体进行了调查,分析研究其在"后危机时代"遇到的不同的增收困难,提出了四个方面、14条对策建议,仅作为贵州省委省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决策参考。     

农民行动单位与农业灌溉的区域差异

不同区域的农村,农民行动单位存在差异,从而使农业灌溉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在宗族型地区,农民的宗族认同意识强、村庄舆论有力,农民具有集结起来一致行动的能力,在农业灌溉中能进行有效的合作;而在以个体家庭为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地区,村庄异质化明显,村落内生权威缺失,村庄舆论解体,个人主义价值和观念凸显,农民在农业灌溉中以单干为主。农民在农业灌溉中行动差异的区域性,为探究农田水利供给的内在机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途径。     

农民市民化──和谐社会发展之必然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把“公民”人为地分成了“农民”和“市民”两部分,这种做法严重地阻碍着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及经济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对农民进行市民化改造,在我国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实施“三步走”的解决思路,并根据每一阶段的不同特点从原则、理念和制度完善进行不同的法律设计,从而为农民市民化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进路。     

踏下心来做“农民”——工作组参与农村建设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农民世代生活在农村,农村是农民的农村,农民是农村建设发展的主体,农村的繁荣富裕离不开农民的辛勤劳动和积极参与。那么农民对农村建设的参与度如何呢？好像不容乐观。一项实证研究通过分析农民参与农村建设的368份问卷调研数据和访谈资料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农民主体意识不强;第二,农民缺乏建设新农村的知识;第三,农民尚未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原因是复杂的;第四,不同类型的农民对主体意识与参与行为的认识不同。     

农民阶层分化与农民政治参与的关联分析

农民阶层是中国政治参与中"冷漠的大多数".而没有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中国政治民主化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是不完整的.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因为经济、社会、教育等各方面原因内生、分化出不同的阶层,阶层分化对农民政治参与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优化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模式,将农民政治参与途径纳入法制轨道,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意识教育,对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农村社区至关重要.     

农民问题的解决：大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英、法、美、俄的历史分析

农民问题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农民必须接受“改造”,以便融入新社会。农民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土地再分配的形式。英国、法国、美国和俄罗斯在这方面都走过了不同的道路,并对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农民的涌入大城市,城市化遂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阻止它的某些消极后果在中国出现。     

被代表的最大群体应是农民

“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占全国总人口近70%的广大农民,直接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稳定。然而,一些地方农村和农民受到不同程度的轻视,农民的实际收入逐年减少,广大农民不时受到诸多不平等政策的损害……在学习、贯彻、落实“三个代表”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牢记:     

农民问题消解与“人的城镇化”使命

中国农民问题由来已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贫困问题、改造问题、吃饱饭问题、负担重问题、增收问题等,其中土地问题、权利问题尤其突出。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形塑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造成了严重的农民问题,而且形成农民问题与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叠加、掣肘的局面,农民问题变得愈发难以解决。城镇化发展改变了农民问题的社会情境,农民因进城打工而使问题具有城镇性。如此,农民问题的解决不能局限于农村社会,需要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促进"人的城镇化"发展,进而不断地减少农民、转移农民,最终彻底解决农民问题。     

浅析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后对干群关系问题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冲破原有体制束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中国社会群体也加速发生分化,其中最早、最明显的是农民群体.工业化的进程不仅使农民在观念上由保守转为进取,还使农民在交往上由封闭变为开放.中国农民正通过自己的创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办乡镇企业、建设小城镇和大规模区域流动,推动中国第三次现代化的浪潮,推动中国社会向纵深发展,推动中国农村社会分化为从事不同职业、具有不同利益、不同社会地位的阶层.     

从公平角度审视我国农民的税费负担

今年在全国大部分省、市推行的税费改革,使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但是,从公平角度看农民的负担,仍然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主要体现在:农民的税费支付没有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农民与非农民相比,农民负担的边际税率明显高于后者;中央分配政策的不公,城乡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差距大;不同收入的农民负担的税费没有差别,而且税费改革中又出现了新的税负不公等。对此,我们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制约农民“入市”的种种心理障碍

在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我国不少农民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和经验。但是,据笔者最近对四川省井研县农村调查,当前确有部分农民不同程度地存在十种心理障碍,直接制约着农民进入市场。各级党政领导对此应高度重视,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利益依赖与工具性认同：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反思——基于四川省蒲村的实证研究

如何理解农民认同与行动逻辑是近年来农村研究者关注的重心之一,既有的学术研究重点探讨了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区域性差异及认同与行动单位的统一性,但是总体上来看,现有研究仍然不够深入。本文通过对四川蒲村的历史性考察发现,农民的认同与行动单位与村庄历史记忆强度和村庄利益内部依赖程度两个因素有着内在联系。在现实中,利益一方面可能消减传统认同,另一方面消减的传统认同单位由于利益刺激也可能被激活,但这种被激活的认同单位并非具有价值性意义,而是具有工具性意义,凸显个体选择性认同与行动单位的策略性、游离性和利益倾向性。实际上,利益依赖基础上的工具性价值,是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基本逻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现实场景下,基于利益及历史记忆程度的不同,农民的认同与行动单位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不确定性,它是农民获取自身利益的一种工具性手段,同时认同与行动单位并非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