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权的属性与运行特点

在立法、行政、军事、审判、检察“两级五权”中，检察权不但对公民权利的可能损害最小，而且是最弱小的一极，因而是中国宪政语境下的“最小危险部门”。检察权是监督性、非实体性、非终局性的权力，这些特点决定了检察权运行的正当性受到后续程序的检验，它的实现有赖于其它国家权力的确认。检察权自己也受到其它国家权力的许多制约，它并没有凌驾于审判权之上，检察官不是“法官之上的法官”。在讨论中国的司法改革时，澄清对检察权的一些误解至关重要。     

全球治理法治化：一种对正当性的追问

一方面，全球治理被看作是治理在全球层面的拓展，这种主张把权威置于全球治理研究的核心，注意到国家对权威的垄断在以“去地域化”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受到了挑战。另一方面，全球治理表征了全球化的组织特征，体现了全球化的权力运作特别是权力在微观层面的运行，看到了人口作为治理的最终目的必然超越国家边界的特性。全球治理可以从事实进程、理念、权力网络和新型人类秩序四个方面进行理解，存在的问题在于秩序的正当性以及跨边界民主的缺失。寻找一种全球治理的规范性模式是对全球治理进行正当性论证的重要基础。法治是全球治理的一种规范性模式，能够为全球治理提供正当性论证。     

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正当性的超越之维——基于“天道”的视角

摘要：“天”是中国古代诸多价值之源头，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正当性提供了一个超越性的维度。在古代社会，礼敬上天是最为重要的宗教活动，这使得中国人“天”的观念中充满了政治隐喻。人间的政治统治要获得正当性，必须系之于“天”。于是，中国古代的君王日常生活象天而作，顺时而行，具体施政也要与“天”对应，承天行政。这种仪式化的表演使帝王政治兴亡与自然规律协调一致，客观上有利于政治权力的自然化与绝对化，从而培育民众对于其政治统治正当性的信念。     

中日行政指导比较

中日行政指导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日本彳亍政指导的产生和应用表现为国家权力的扩张，而在中国则表现为国家权力的退缩和自制；日本的行政指导扩展到各个领域，我国目前的行政指导多用于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日本的行政指导立法较为完善。文章比较了中日行政指导制度的积极效能和消极效能，中日的行政指导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日本应主要防止行政指导诱发行政腐败，中国应主要防止行政指导被滥用和被扭曲成为行政命令。     

布赞的安全研究与哥本哈根学派的由来

刘德斌在《巴里·布赞与英国学派》一文中介绍说，巴里·布赞教授在1983年出版的《人民、国家与恐惧：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安全问题》中，提出了一种新的安全概念和一种新的研究框架。布赞认为，现实主义并没有把“安全”和“权力”区分开来；     

多重复合相互依赖与东亚大国关系

在东亚经济一体化和各经济体间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大背景下,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加快寻求“正常”国家地位的步伐以及美国亚太新战略的实施,东亚的大国关系也正处于调整之中。在复合相互依赖特征日益显著的今天,追求权力与利益仍是国家间永恒的游戏,但权力的来源、表现形式与对利益的认知已经增添了新的内容。充分利用好由多重相互依赖而生的权力资源,有利于中国在与美国、日本的大国博弈中占有更多的优势,最终实现和平发展。     

浅谈《孙子兵法》对日本的影响

《孙子兵法》博大精深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子兵法》流传到日本 ,为日本历代政治家、军事家及企业家所推崇 ,被称为“东方兵圣”。《孙子兵法》对日本的军事思想有重大影响 ,构成了日本军事思想的主体结构。孙子的作战原则和“用间”思想 ,被用于历代战争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日本人将《孙子兵法》用于企业经营管理中 ,形成了“兵法经营管理学派” ,取得显著成效     

论程序法在反腐败中的作用

程序,在法学意义上通常表现为由法律规定的、人们从事某种行为所必须采用的程式、步骤、顺序、时限和手续；就本质而言,它实际上是一种由一定的程序性权力和权利共同组成并相互作用的、相对独立和固定的关系系统.法律程序所具有的关系性、人为性和强制性,使其既可以保证国家权力的顺利实现,又可以在约束权力恣意、防止权力腐败方面发挥重要作...     

论社会主义宪政

宪政发源于西方的事实,使社会主义中国的宪政建设面临诸多理论问题。宪政具有极强的地域性,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贡献,但可以与社会主义兼容。宪政核心的价值是限制政治权力,保护人民的自由。社会主义宪政与资本主义宪政一样,同样追求权力的限制和自由的保护。但二者在防止国家权力侵犯个人自由的制度设计上存在本质区别。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必须保证宪法的正当性,建立一套违宪审查机制,同时还要培养公民的宪政意识。     

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再认识

一、“国家工作人员”的演变过程1979年《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回家各级权力机关、各级厨政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军队、国营企业、国家事业机由中工作的人员，以及其他各种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又将“集体经济组织人员”列入贪污贿赂罪主体中，从而扩大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1989年“两高”《关于执行（关于惩…     

浅论国家公务员的道德建设

国家公务员在社会生活中，担负着代表人民和国家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的重大责任。国家公务员道德建设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道德进步，乃至国家的兴衰存亡。当前，按照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和《公民道德建设纲要》的要求，加强国家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管理市民社会

著者在该书《序言》中介绍说：“本书阐述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本书的论点是，国家权力必须依然是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然而，若不同时分析生产关系的建构和再生产中存在的国家权力，就不会有国家理论。我还会论证，国家这个概念只有当人们将它与‘市民社会’联系在一起加以使用时，才有意义，反之亦然。就此意义而言，本书所提出的国家理论有赖于国家-市民社会分立的使用和发展。因此，本书对‘市民社会’这一范畴的使用，     

逮捕之正当性研究

逮捕是一种剥夺人身自由的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是国家强制力的集中体现。它既有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又不是无限的。在现代法治社会越来越强调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形势下，国家更不能任意侵害公民的合法权利。从规范国家权力运作、保障人权的角度讲，逮捕必须具有存在基础正当性、逮捕的正当性要件。     

简讯

在第三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评优活动中，《江南社会学院学报》被评为“全国优秀社科学报99，位列江苏省同类获奖期刊第二名；同时，“国家安全研究”专栏被评为“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     

女性批评的召唤——以山尹新著《边缘处守望》为例

文学批评具有真诚的召唤力量,山尹在其新著《边缘处守望》中实践了文学批评的多种范式,并展露了批评的三个维度：虽然身处当代文学研究边缘,但在对“中心预设”的超出姿态中,山尹建立起极具个人化的研究主线;山尹的文学批评更多调动了女性主义的思想资源,在思考文本和生活的权力关系、揭示被父权制遮蔽的观念等方面,找到了自己切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别致路径;区别于结构主义诗学对文学能力的界定(以往文学程式化形式化的熟稔),山尹更加专注于解读经由文本接近的事实,这种朝向世界的真诚的伦理力量,使得批评家也可以是真诚写作的作家。     

程序转换与权利保障:刑事诉讼中精神病强制医疗程序的反思

精神病强制医疗存在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尽管这两种程序适用的法域不同,却因行政法与刑事法在调整范围上的交叉与重叠,致使实践中的程序转换出现失控问题.《人民警察法》《精神卫生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同程序之间的衔接与转换应以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被精神病”得以避免以及程序保障社会秩序与安宁功能得到发挥作为选择程序的基本思路,借助于正当程序的规制功能消除法律之间的紧张性,从而维护程序转换的正当性以及保障权力运行的合法性.     

文化软实力的意识形态内蕴探析

“软实力”、“文化软实力”是建立在同意原则基础上的实力拥有者实现自己的意志，在国际关系中强调一个国家通过所主导并奉行的文化、价值理念、国内实践、制度安排与外交政策等等的正当性或合法性来获得别国的自愿认同，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内蕴。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要求我们在文化建设中坚持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立足于中国现实、思考中国之路、解决中国问题。     

国家安全研究要论从史出——读韦祖松先生《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我们的先祖虽然没有在汉语词汇中留下“国家安全”这个名词，但他们却以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汉语特色的诸多术语论说和实践着不同形式的国家安全事务。像“家国天下”、像“居安思危”、像“富国强兵”，像“上智为间”等，这些在韦祖松先生所著《帝国生存环境的诠释——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一书中提到的概念，都体现着中华先祖各具特色的国家安全智慧，代表着中国古代不同形式的国家安全学术思想。     

谈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185条至第188条对检察监督的方式作了规定,将抗诉作为其监督手段。这种被称为“事后监督”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一直受到怀疑。笔者认为,民事检察监督的正当性可以从宪法的角度来解释。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宪法地位决定了它应当对民事审判活动实现法律监督,这是我国特殊宪政体制下的权力架构。民事检察监督中的抗诉程序及相关诉讼程序有待完善当属另一话题,暂且不论。讨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权力配置,应当关注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应当介入这种特殊的案件。     

《物权法》“征收条款”对保护私有财产的不足及其弥补

我国《物权法》“征收条款”规定了国家征收的前提和补偿原则,但没有界定什么是“公共利益”,对城市征收补偿强调“依法给予补偿”,而不是“公正补偿”或“合理补偿”,这样不利于使公民合法财产权利免受侵害,不利于防止政府滥用征收权和权力寻租。弥补“征收条款”不足的办法是在《物权法》之外重构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建立确认社会公共利益的正当行政程序;由全国和地方权力机关享有对土地征收和补偿方案的决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