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科技伦理治理,推动科技崇德向善

文明需要科技支撑,科技需要伦理约束。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强调要建立完善符合我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科技伦理制度,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和保障机制,努力实现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那么,如何深刻认识科技伦理治理,科技伦理治理的重点是什么,如何实现科技伦理与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特别推出此策划。     

专家解读: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任重道远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简称《意见》)是在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时刻,为保障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而出台的纲领性文件,其颁行标志着我国科技伦理治理翻开了重大历史新篇章。《意见》将引领我国科技伦理治理迈入体系化、现代化新阶段。在科技创新持续加速和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未来,科技伦理在治理的内容、边界和手段等方面将面临新的挑战,迫切需要在科技伦理治理方面进行体系化的设计和前瞻性的布局。     

关于科技伦理治理差异化原则的思考

在回顾已有科技伦理治理原则的基础上,笔者探索地提出了科技伦理治理原则设立的依据。科技形态是设立科技伦理治理原则的依据,并就此提出了不同科技形态的伦理治理的差异化原则。具体而言,可分为三种:古代科技形态的治理原则是挖掘整理、规范提高;现代一般性科技伦理的治理原则是审查在先、评估纠正;风险极高型科技伦理的治理原则是严格资质、设立禁区。     

提高科技伦理治理法治化水平

科技创新是发展的动力源,加强科技伦理治理是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坚持依法依规开展科技伦理治理工作,加快推进科技伦理治理法律制度建设。从治理层面确立“依法依现”的要求,对于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科技伦理体系,为全球科技伦理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正确面对科技发展带来的伦理挑战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从总体要求和伦理原则来看,它深刻体现了生命至上和人民至上理念。从具体实施方案的可操作性来看,它系统论述了全面提升科技伦理治理能力和完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具体措施,绘制了为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提供制度保障的路线图,为我国抓住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发展机遇,系统防控科技研发与推广应用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引领高质量发展和加快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价值导向。     

推进科技伦理多元治理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简称《意见》),强调完善政府科技伦理管理体制,压实创新主体科技伦理管理主体责任,发挥科技类社会团体的作用,引导科技人员自觉遵守科技伦理要求,建构政府、创新主体、科技类社会团体、科研人员四位一体的科技伦理治理框架。     

科技伦理治理的新型发展观探析北大核心CSSCI

科技伦理治理旨在完善公共政策的伦理向度,对科技创新活动进行有效的伦理规约。但既有的发展观念与科技演进的历史往往呈现出发展与治理二者割裂的倾向。当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发展具备三个突出特征:“科技的内在发展属性”、“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和“科技发展对象的转变”,这三者成为目前科技伦理治理的主要挑战。在此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反思性发展观”这一新型发展理念,这一理念消解了发展与治理的对立关系,以“价值的共识塑造”为核心,以“集体性的磋商”为基础与原则,具体内涵主要包括“前瞻性的预见”、“实时性的评估”和“系统性的调整”,并以发展为核心形成了治理新规则,同时以治理为引导塑造了发展新路径,是我国科技事业健康发展需要加以重视的新型发展观念。     

科技伦理治理的重点工作

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必须前瞻研判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及监管框架。《意见》明确了科技伦理治理的指导思想、治理要求,提出了科技活动应当遵循的伦理原则,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科技伦理体系,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科技伦理治理体制机制,坚持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相统一、制度规范与自我约束相结合,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努力实现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加强科技伦理治理促进科技向善

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加强我国科技伦理治理的基本价值导向,明确科技创新原则、要求及行动底线提供了指引,也为新技术时代科技伦理治理的专业化、规范化及法治化提供了参照。     

政府治理伦理的逻辑定位和时代价值

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主体，治理的成功与否与其伦理取向密切相关。政府治理伦理作为能够表现人类对未来或应有世界价值追求的综合性标准和尺度，能够有效推动政治伦理、行政伦理、技术伦理等在深层次的贯通融合，并通过对党的执政伦理的即时转化、国家治理文化的核心凝练和制度建构与演进的现实推动，逐渐成为推动新时代治理变革创新的内在依据。因此，以现实主义的平实视角剖析政府治理伦理的内涵、逻辑定位和时代价值，能够更加清晰地辨识和阐释我国政府治理伦理的独特性和先进性，并通过现代治理制度和机制等落实于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的提升，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我国科技伦理问题的治理提供了全面、正确的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与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中国传统科学理念以及我国在科技发展历程中的实践经验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和高度的承接性。这一理论思想的形成,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的时代性的解读与中国化的发展,驱动我国科技创新领域整体焕发出健康新面貌,同时也为全球科技伦理问题的治理做出了中国示范,贡献了中国方案。     

科学建构应对科技风险的伦理治理系统

科技在为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推力的同时,也滋生了诸如蕴含争议技术风险、系统性风险、弱化情感交流风险、伦理风险和审美风险等多重技术关联性风险。对科技伦理的高度重视、科技发展的伦理挑战、全球科技伦理的发展诉求等不断呼吁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建立。要从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伦理引导、切实发挥制度化伦理辩论基础作用、主动把握科技政策公共导向、批判借鉴国际科技伦理经验四个方面,科学建构应对科技风险的伦理治理系统。     

社会治理的他者伦理问题探析

社会治理实践的伦理追问是指导社会治理的前提。社会治理他者所指为社会和社会多元主体,社会治理的他者伦理问题据此有两个面向:一是需要考虑他者的需求,从伦理角度考虑治理行为的正当性,省思复杂社会治理关系背后的伦理意蕴;二是确证社会治理中多元社会主体的他者地位,承认他者的存在,与他者合作共治,并能够在社会治理过程为他者负责。社会治理他者伦理的基础在于社会诚信,实现目标是社会公正,具体涉及社会治理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商谈伦理、责任伦理、制度伦理与发展伦理。社会治理的他者伦理问题在理论层面提供一种学科交叉的视角,实践层面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内在支撑。     

管理型社会治理的伦理困境及救治

根植于工业文明的管理型社会治理具有效率优先、程序正义、民主平等、依法行政等理性精神.但它的“价值中立”原则、“官僚科层制”治理架构及“技术至上”治理路线,使其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表现出对伦理的排斥.因此,必须实现向服务型社会治理的伦理转向.在服务型社会治理中,伦理因素逐渐成为引导社会治理前行的基础力量,社会治理与伦理的内在契合成为现实,从而使其处处表现出伦理化的治理倾向.     

“聪明技术”如何“更聪明”——算法推荐的伦理与治理

作为一种运用人工智能让计算机“教会”自己不断进阶并寻找新数据以做出判断的“聪明技术”,算法推荐技术内蕴着摆脱人类控制的倾向和“从人指向物”的特定关系模式,具有高度伦理敏感性,并带来认知性与规范性两个方面的伦理风险。应对技术伦理挑战,展开算法推荐的伦理治理有三方面要求:一是以伦理先行的自觉,明确算法推荐的伦理规制原则,发挥伦理原则的路标作用;二是确立分布式道德责任,重塑算法推荐的责任主体,促进算法的负责任创新;三是优化算法推荐的伦理治理结构,展开敏捷治理,实现技术向善与技术赋能的契合。     

低碳科技伦理风险审视

低碳科技是在科技经济与资源环境悖论凸显的背景下产生的。低碳科技凝聚了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必将给社会生态系统带来福祉与多赢,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低碳科技伴随着伦理风险的客观性、隐蔽性与相对性等特质。低碳科技本身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科技理性的滥用程度、"漂流的"道德责任是其伦理风险的主要成因。为此,构建科技伦理生态,强化科技执业人员的伦理责任,加强企业、政府、科学共同体等组织的伦理责任,引入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等必将成为发展低碳科技的重要指向。     

社会治理的伦理分析

社会治理不仅具有工具理性的特质,还具有价值理性的特质。社会治理自身凸显合作共治的价值诉求,又彰显着公共服务至上的伦理精神,更蕴含着社会治理主体与客体对象之间的一种和谐伦理关系,因而社会治理具有最为核心和本质的伦理意蕴。     

科技伦理：风险社会治理的应对之策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既为人类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又给人类带来了难以预知的危机风险。人类正步入一个“风险社会”的时代。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风险社会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自身正面临着种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科技发展的危机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使其转化为真正的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在现代社会确立和倡导的科技伦理规范主要包括：加强科技人员的伦理责任意识,尤其是科技人员的社会伦理责任;正确处理伦理约束与科学研究自由的关系;努力实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沟通对话等。     

公共行政美德伦理与治理有效性的思考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美德伦理以公共行政人员的性格特质为讨论和论证焦点,透过理论研讨、案例分析、历史回顾、框架搭建等多种路径,论证美德之于公共行政的特殊重要性,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得到了令人瞩目的发展。结合我国悠久而深厚的德性伦理传统,实现儒家美德伦理与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美德伦理具体内涵的对接,尤其是强调"正义"之德作为公共治理有效性的根基,并重申结合美德促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有效行使,将为治理的有效性提供丰厚的美德和人格支撑,并对我国治理理念和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从社会自治走向社会善治：社会治理的伦理趋向与伦理路径

社会秩序既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也是人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以民主化、平等化为内在要件的现代社会，社会秩序建设必须也必然由政府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由社会自治走向社会善治。跟进由社会自治走向社会善治的社会治理伦理趋向，社会治理需要从主体和制度两个层面完善其伦理路径：主体层面，加强对政治公众人物和社会公众人物的诚信考核，增进社会成员诚信建设的自觉性，提升社会整体的信任度；制度层面，深化制度的伦理性和伦理的制度化建设，提升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优化社会治理的伦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