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机衔接

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相衔接，是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优势的特色履职活动，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积极探索和有效实践。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机衔接，从制度保障上就是增强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制度之间的兼容性和互补性，形成制度执行合力；从议题设置上最根本的在于以利益相关原则设置协商议题，激发人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从平台建设上就是搭建政协组织、政协委员与乡镇街道、基层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基层治理中充分发挥政协协商的优势；把“沉下去”和“请上来”相结合，为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新的模式和可行路径。     

关于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的研究报告——以成都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也在经历着国家角色和政府改革的变化,尤其是公民社会的兴起、非政府组织的崛起,这些变化已经或者正在改变传统的政治管理格局,治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如,中国的基层治理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范式,其运行的主体、对象、过程以及目标等与治理理论有着惊人的共同价值取向.因此,本文以成都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为个案,分析研究了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内在联系,说明协商民主其实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协商民主将会更加广泛地运用到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基层治理之中,充分发挥其有效的政治作用.     

协商民主与构建和谐社会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型民主形态,有利于公民利益表达、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促进公共治理。发展协商民主的有效途径是加强和完善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发展基层民主,完善社会自治,重塑行政文化,培育政府协商精神,加强公民教育和增强公民的主体参与意识。     

冲突与治理:协商民主理论的实证维度辨析

协商民主既是一种理想价值目标,又是一种现实制度安排,在各领域各层次都有实践和经验支撑。协商民主为人类探索民主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近年来,关于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围绕协商民主的内涵及建设路径,尤其是协商民主各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协商民主的结构等议题,仍需要深入研究。本文拟结合实践条件、治理结构,从实证研究的多重维度对协商民主进行分析和考察。     

中国特色协商文化对协商民主实践的价值意蕴

中国特色协商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协商民主实践中生成的一种文化形式,对我国协商民主实践具有深厚的价值意蕴。在协商主体方面,中国特色协商文化通过明确人民的协商主体地位、培育协商主体的协商精神、规范协商主体的协商行为,有助于提升协商主体的价值共识;在协商治理方面,中国特色协商文化通过为协商治理注入更多价值理性、推动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有助于增强协商治理的效能;在顶层设计方面,中国特色协商文化通过创新协商民主认知理念、坚定协商民主社会主义方向、完善协商民主体制机制,有助于优化协商民主的顶层设计。     

论协商民主的现实政治价值和制度化构建

协商民主的实质是为广大公民参与公共政治和社会治理提供广阔渠道和制度平台。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发展协商民主尤其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和政治价值,是切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和紧迫任务。要积极适应当前关键发展时期的多元化政治价值诉求、平等性政治价值期待和包容性政治价值趋向,切实完善与推进政党协商民主、国家权力机关协商民主、国家行政机关协商民主、社会基层协商民主以及大众网络协商民主等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发挥协商民主在扩大公民参与、推进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尤其要着眼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主渠道作用,这对于改革与加强党的领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特殊的意义。     

基层协商民主的内涵及实现路径

基层协商民主是治国理政的一种有效形式,其现实意蕴包括要协商要商量、真协商真商量、能协商能商量、协商好商量好等几个方面。当前,在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中存在协商认识不到位、协商制度不健全、协商平台不完整、协商效果不显著等不足,为此,应重视协商价值、厘清协商主体、明确协商内容、掌握协商方式,使基层协商民主在实践中取得较好的成效。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群体性事件治理之道

作为当代民主理论的新思维,协商民主理论的核心理念是公共参与和协商治理,它为中国社会转型期普遍出现的群体性事件的化解和治理提供了新的视野。要使协商民主成为治理群体性事件中的制度化、常态化的模式,可以从建立协商民主考核机制、设立明确具体的协商民主程序、创新基层民主协商实现形式、培育社团组织和建立规范的协商对话的教育培训制度等层面进行创新和探索．     

高校协商民主制度建设论略

高校协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高校治理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当前高校协商民主优势明显:重视顶层设计与理论研究、民主协商主体性意识比较强烈、形式较为丰富,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诸如意识淡薄导致地位缺失、非对称性信息流动、议题有限与精英式投票等,因此需要在意识提高、空间拓展、思维创新及机制建设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这对于推动高校治理现代化中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协商民主：新时代我国基层党建的重要进路

依托协商民主的理念与制度优势，是新时代我国基层党建的重要进路。我国基层党建在规范性与开放性建设上存在一定的发展困境：基层党建规程存在一定的“碎片化”现象；基层党建的管理服务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协商民主为基层党建提供了理念支撑，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力、号召力，有效地克服党建规程的“碎片化”现象；它也为基层党建创设长效的制度依托，提升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服务力，促进基层党组织的管理服务体系的优化健全。必须构建协商民主依托下的基层党建实践路径：贯彻协商民主基本理念，厘定协商议程中基层党组织的角色；推动基层党组织的权威性建设，塑造基层协商的“主心骨”；构建“党建+”的基层制度体系，实现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     

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关键议题

强调话语为中心的协商已经成为当前民主理论发展的最新趋势,多元而创新的实践正渗透到基层治理的各个方面,学者多角度的研究也勾画了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轨迹。城市社区探索形成的"公民论坛""议事会"等实践模式成为当前协商治理的具体形式,在增强居民参与、提高政策合法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城市社区协商治理建立在我国政治语境研究基础之上,是基层治理与协商民主理论相互融合的产物。通过对协商治理提出的背景以及实践形态进行分析,以"协商"作为出发点解析协商治理的深刻内涵,当前城市社会协商治理的关键和重点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协商性与合法性、监察化与制度化、协商程序与结果质量以及相互理解与公共责任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政治过程视域的中国协商民主类型研究

根据政治过程的不同环节划分协商民主类型是考察中国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视角。当代中国政治过程的不同环节所实践的协商民主形式不尽相同,意见表达-意见综合环节主要是党外协商,政府决策环节主要是决策协商,决策施行环节主要是行政协商。党外协商又包含党群协商和党际协商,党群协商奠定了中国政府决策的民意基础,党际协商既增强了党内决策的科学性,又通过人民政协这个专门的政治协商机构参与政府决策,即人大决策和部分行政机关决策的协商。中国政府决策总体上是审慎的,但行政机关在做具体决策和执行决策时可能会与民意发生冲突。行政过程中行政协商的意义重大,但发挥的作用天然有限。在重视行政协商民主实践创新的同时,有必要推进能适应新环境的党政引领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加强行政民主与发展政治民主并举,开发社会组织的民意代表功能。     

体系、过程、政策视角下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在体系、过程、政策三个方面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有着重大影响。在体系层面，协商民主有助于政治社会化、权力社会化、政治机构的分化；在过程层面，协商民主有助于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治决策规则和过程的发展；在政策层面，协商民主有助于提升政治体系的实际作为。     

基层协商民主中公共理性的培育理路

基层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发展,既是协商民主嵌入基层治理的过程,也是公共理性在基层社会孕育与成长的过程。公共理性既是协商民主的价值追求,也是协商民主实践有效运行的内驱动力。公共理性与协商民主有着天然的耦合性,两者互生互容、相互促进,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产生的政治心理基础,公共理性为协商活动提供了价值共识,重塑了协商者平等互信的社会关系,培育了协商者宽容理性的精神。基层协商民主中培育公共理性,应转变工具理性认识,推进政府理性公共化;应厚植理性协商文化,优化协商环境;应强化制度理性,提升制度认同。     

社会分化视域下农村基层协商机制的建构

社会分化造成了农村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共同体形态的嬗变和文化生态的多元态势。这给农村基层协商议程的开展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建构完善、健全的农村基层协商机制是消解协商困局的必然抉择。它能够有效地弥合社会分化,促进"休戚与共、共享发展"的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农村基层协商机制的建构必须完善农村权力(利)架构,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形塑基层协商权威,构建"党建+"的基层治理;规范农村基层协商机制,构建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机制。     

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民主协商共建共享的社会优势——关于基层协商民主的调研与思考北大核心

基层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工程。如何把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与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民主力量有机结合起来,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民主协商共同治理的社会优势,是一个具有重大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的时代课题。一些城市街道党工委的实践表明,发展基层协商民主要坚持党委引领、党建保障,把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凝聚功能渗透到广泛的社会协商之中;要坚持协商于民、协商为民,把解决民生、发展民主贯穿于民主协商的全过程;要坚持多层推进、制度固化,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理有机统一起来。     

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促进党群关系和谐化

协商民主的核心是通过公民参与,以公共协商方式就决策和立法达成共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于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密切党群关系、促进党群关系和谐化具有重要意义。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一是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二是要重点提高领导干部运用协商民主方式的能力;三是基层党组织要积极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四是要健全和完善协商民主制度机制。     

论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协商民主与现代国家治理高度契合。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有利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我们一定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充分认识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切实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化构建,以协商民主制度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互动发展,扩大协商民主的主体范围,推动协商民主向基层延伸,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以协商优势激发社区治理活力

基层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独特作用。近年来，北京市在试点基础上，稳步推进基层协商实践创新发展，各基层单位从完善协商结构要素出发，不断增强主体的广泛性、内容的丰富性、形式的多样性、场所的亲民性；探索协商艺术，创新协商方法，逐步提升协商成功发起、协商共识达成的可能性；注重做好基础性工作，培育群众对协商的正确认知，开展组织能力与议事能力的培训，建立健全有序协商的规则。北京市基层协商实践取得的显著成效，充分彰显出这项工作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数字协商民主的内在机理与治理路径

发展数字协商民主是推进中国数字社会治理精准化的必然趋向，建设数字中国也客观要求以数字化赋能协商民主。“云平台”构建多元主体互动新协商格局，“云计算”塑造规范化程序化新协商秩序，“云履职”提升参政议政新协商实效，都彰显了我国数字协商民主的创造性实践。但数字时代的严峻复杂形势也带来了治理挑战：技术精英占据天然优势地位，背离数字协商民主理想；算法“黑箱”阻碍多元共识，加剧公众协商过程非理性化；数据泄露导致陷入数字治理困境，阻碍共商共建共享；数字平台无限扩张进而霸占数字社会的话语主导权。基于此，中国语境下发展数字协商民主从而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亟须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提供激发民主活力的数字技术保障，构建多元主体的协同性平台治理，健全数字协商民主基本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