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学上达：朱熹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探究

朱熹的“道德”概念比一般伦理意义之“道德”概念更为复杂：其范围更宽，泛指一切人伦日用之事，并兼具践履意味与形而上学意味。朱熹道德知识不同于西方传统自然科学知识，也不同于西方道德知识论语境下的狭义道德知识。它的最终形态表现为一种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但就整体而言，它有着更为丰富复杂的内容，表现为朱熹对“知”的各种二分（如生知/学知、深知/浅知等）。这种二分，从当代知识论的话语视角，可对接于道德命题之知与道德能力之知的区分。对朱熹而言，不同形态的“知”之间又并非截然二分，而下学上达是达至道德能力之知的基本路径，同时贯穿朱熹道德知识内部所有形态的知识。     

生态在于人心：朱熹对“致中和”的诠释

《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中庸章句》对此做了充分的说明，其中包含了生态在于人心的思想。这种强调通过人的心性修养，回复本之于天地生物之心的“爱物之心”，“生态之心”，以实现既能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满足人的生存、生活的需要，又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就是朱熹学术思想中所蕴含的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朱熹《中庸章句》对“诚者，天之道也”的诠释 ——兼与《礼记正义·中庸》的比较

对于《中庸》“诚者，天之道也”，朱熹《中庸章句》讲“诚”是天所固有的“理”之本然，讲得是天，《礼记正义·中庸》讲“诚”是天所赋予的人的先天本性，讲的是人，二者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重要的是，朱熹从他的诠释中引申出对于天道的论述，认为天道之“诚”在于“不二”，即纯而不杂，而且由于“诚”，天能够生生不息，化生万物。同时，朱熹还引申出对于伦理道德的论述，认为“诚”既是天所固有的“理”之本然，又是人的先天本性、圣人之德，并且比“五达道”、“三达德”更为根本。     

何为颜子克己？——理解朱陆异同的一个新视角

朱熹与陆九渊对“颜回克己”的诠释大相径庭，朱熹认为颜子克己是克胜“声色利欲”，强调克私欲；陆九渊却主张克除个人知见，认为颜子克己是克私意。朱熹在天理人欲之间，论克胜私欲的仁学工夫；陆九渊则对理欲之辨不以为然，而以“天德己见之进退”论克己；朱熹强调克己与明理工夫配合，陆九渊却提倡易简工夫，要学者超拔“私意陷溺”。朱陆围绕“颜回克己”的不同诠说与工夫主张分歧，更爆发为针锋相对的“学术批评”，陆九渊直指朱熹“沉溺私见”，朱熹斥责陆九渊“颜子无己可克”“无意见”之说。由此，“颜回克己”超出单纯的经学诠释向度，在通常所论“朱学陆学之异”如“心即理”与“性即理”之分、“尊德性”与“道问学”之别外，提供了考察“朱陆异同”学术公案的一个新视角。     

领导干部的敬与畏

朱熹在《中庸注》中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作为领导干部，做人、做官、做事，必须常怀敬畏之心。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生态思想之溯源——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核心

习近平提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生态文明的真谛”，把中国古代生态思想，尤其是儒家生态思想的丰富内涵凝炼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并用以表达现代生态文明的真谛，不仅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核心，而且明确表明这一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对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鉴于此，本文追溯“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思想来源，考察其发展过程，尤其是深入分析朱熹以“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解孟子“仁民而爱物”的“爱物”所蕴含的生态内涵，对中国古代这一源远流长的思想作一系统的梳理。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生态思想之溯源——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核心

习近平提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生态文明的真谛”，把中国古代生态思想，尤其是儒家生态思想的丰富内涵凝炼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并用以表达现代生态文明的真谛，不仅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核心，而且明确表明这一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对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鉴于此，本文追溯“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思想来源，考察其发展过程，尤其是深入分析朱熹以“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解孟子“仁民而爱物”的“爱物”所蕴含的生态内涵，对中国古代这一源远流长的思想作一系统的梳理。     

《易传》、《中庸》中的生态意识

《易传》、《中庸》中蕴含的朴素生态思想对当前构建新的生态哲学在本体论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易传》提出“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物之所生之模式。《中庸》亦提出万物由“博、厚、高、明、悠、久”的“天地”所生出。既然万物均由天地化育，那么作为万物中的一分子的人与万物其它成员乃“民胞物与”，应该“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易传》中的“裁成辅相”和《中庸》里的“参赞化育”思想，既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又要求这一能动性在“尽物之性”的基础上发挥。     

《实践论》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换

纵观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从孔夫子直到孙中山,知行关系问题的探讨始终是中国哲学认识论探讨的主题。从古代《尚书》“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论说,到孟子的知先行后的知行分离说、荀子的行先知后说,经过程颐朱熹的知先行后、行重知轻和王守仁“销行以归之”的知行合一等宋明理学道德形而上学的知行观,再到明末清初王夫之的行先知后、“行可兼知”的知行统一观以及清代颜元重“习行”轻知识的观点,而后至魏源、谭嗣同、孙中山等人近代意义上的知行学说,知行关系的讨论是长盛不衰。几乎所有的中国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论说过知行…     

以“正确性”促进“纯洁性”

正确修德。易经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资治通鉴中说：“德者，才之率也。”德有治腐之能，率众之力。党员干部的德是为官之魂、从政之本，是党员干部思想作风和人品修养在为官从政中的综合体现。     

春风化雨

有心情谈论到“春风化雨”,人们总是面带笑靥的,品味着其中的开阔博大、畅和包容。沐浴自然、历史之“风”。承接社会、心理之“雨”,,多么的舒服和愉悦啊。“变则化”(《礼记·中庸》),‘知变化之道’(《易·系辞传》),“因时而化”(《吕氏春秋·察今》),倾心于造化,从无到有、创造化育世间万物,“不亦乐乎”,抖擞精神、勤于创造、勇于奋斗。正合于眼下“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乘势于“春风化雨”!     

象山心学中的"义利之辨"探析

陆象山是南宋时期心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以“心即理”、“尊德性”的思想与朱熹理学分庭抗礼 ,自成一派。“义利之辨”作为陆象山心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涵融了陆氏心学的精华 ,集中显示了心学与理学的不同学术特色。尤其是在如何理解“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的问题上 ,陆象山关于辨别君子小人之志的论述可谓极富新意 ,别开生面。本文就陆象山在“义”与“利”的关系、“义利之辨”与君子小人之“志”、“义利之辨”与道德修养等方面的思想展开论述 ,以求对心学一派的价值观深蕴作一探讨。     

从中庸之俭到进取之俭——兼析社会主义荣辱观中的节俭思想

现代社会普遍认同的强调适度消费的节俭观,实质上是一种中庸之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树立“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进取型节俭观,对于现实的经济和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修身 知止 慎独——读《大学》感悟清廉从政、清正为人的道理

儒学经典《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被朱熹列为“四书”之首，两千多年来对中国人人格心理的铸造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刻影响。在弘扬国学的今天，再品这部千古经典，觉得其教人穷道德之理、明人生之义、行济世之道的思想，于共产党人加强党性修养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其中修身、知止、慎独的理念，于我清廉从政、清正为人启迪颇深。     

关于《中庸》人生和谐思想的研究

子思的《中庸》集《周易》、《论语》里中庸思想之大成，其中突出体现着一种人生和谐思想，这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中和”论。《中庸》第一章关于“中和”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军人要常提当年勇

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把“好汉不提当年勇”挂在嘴边，说过去的成绩没有必要拿出来炫耀，这体现了谦虚谨慎的品格情操。然而，在“强军梦”呼唤下的当代军人，不妨换个角度，将“当年之勇”作为激励官兵的精神财富。     

析朱熹"'诚'为《中庸》之枢纽"

朱熹《中庸章句》明确提出＂‘诚’为《中庸》之枢纽＂,而《中庸或问》又通过对＂诚＂的界定,以及通过对《中庸》第一章至第二十章＂诚＂的内涵分析和对第二十一章至最后一章有关＂诚＂的论述的概括,进一步论证了《中庸》的大义在于＂诚＂。朱熹的这一观点,对于解读《中庸章句》人来说,是不可不知晓的。     

张载人性二重结构说的内涵及对现代道德教育的启示简

北宋的张载作为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在批判佛老哲学的基础上，以“虚”、“气”、“虚气相即”为根基，在“太虚即气”的宇宙论推演中，提出了人性结构“二重”说，首次用“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来阐述人性。他秉承了孟子性善论的同时，也为以善恶论人性的伦理思想提出了更合理的解释。这种本体论的人性论规定，不仅为道德修养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对当代中国道德教育，特别是在学生主体性的培养及“向内”的道德情感、道德人格的培育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李侗对朱熹思想的影响

李侗是宋代福建“延平四贤”(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之一,思想比较复杂。本文试从李侗对朱熹思想的影响的角度作一点分析。一、李侗的“求中未发”之教对朱熹思想的影响。从程颐到杨时、罗从彦以至李侗,都服膺《中庸》中“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样一种“求中未发”思想。“求中未发”思想要求人的精神或意识处于静寂状态时,注意加强保存和培养心性之善;当精神或意识处于活动状态时,注意省观察识这种活     

中国古代“为官之道”拾零

在封建社会中，人们施展才能的途径很窄，出官入仕成了仕人君子自我实现的惟一通道。但怎样入仕呢？古人认为，入仕为官必须“由其道”，犹儿女婚姻，明媒正娶，正途入仕。孟子说过，人之为官有“天爵”和“人爵”之别。所谓“天爵”是指一个人修养很高，才智超群，众望所归，而被推举担任领导职务。而“人爵”是指那些自身不修，一味钻营，不是“由其道”而得其位，而是通过非正当渠道去谋其位。孟子认为“天爵”不修，“人爵必殆”。唐初，太宗李世民曾就用官之事问计于魏征。魏征说：“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