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应急志愿组织公信力提升路径——以广州社区应急救援志愿服务站“多宝站”为例

应急志愿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公信力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资金不足、志愿者流失、公众参与不足和合作方不配合等问题.应急志愿组织公信力低的原因主要有信息不公开、宣传力度不够,自律机制缺失、外部监督乏力,法律制度不健全、文化建设不足,内部沟通不畅、外部合作不佳等.应通过及时公开信息、健全自律他律机制、加强法律法规文化建设、加强培训沟通和建立良好的外部联系网络等措施来提升应急志愿组织的公信力.     

基层社会治理中内生型志愿力量的培育路径

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深化,我国基层社会也发生重大变化。近年来,政府及学者都将视线转移到探索新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上,并提出了要倡导和鼓励基层社会的自主与参与性,但其推行遭遇到了困境。本文强调内生型志愿力量应视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并加强与中国传统公共文化资源的链接,以内生的志愿精神培育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精神,促进基层社会的和谐发展。     

应急文化视阈下的社会组织研究

应急文化是社会的公共安全价值观及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其内部结构包括应急心态文化、应急物态文化、应急制度文化和应急行为文化四个层次.鉴于社会组织参与应急文化建设的优势,可成立社会组织联合会,并将其纳入国家救灾管理体系,与政府应急办联合构建灾害社会教育目标体系.同时,强化对公共危机的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普通公众等三类人员的灾害教育,并从创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入手,推进社区应急文化建设.     

习近平应急治理观的生成逻辑、基本意涵及其重要价值

应急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构成单元,应急治理效能直接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总体质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应急治理,将应急治理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框架下进行系统谋划和整体设计,不断加快应急治理机构改革和国家应急治理体系构建,应急治理的系统性、协同性、韧性不断增强,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应急治理的重要论述,集中体现在应急治理的基本遵循、价值依归、基层基础、实践路径、关口前移、保障机制、根本保证和全球思维等方面,蕴含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推进应急治理的使命自觉,是新时代开展应急治理工作的重要理论指南,为国际应急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集权的简约治理”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底色。回顾和分析“集权的简约治理”的宏观历史背景及其生成逻辑,能为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历史镜鉴。郡县制、宗族信仰、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共同构成了这一模式的宏观历史背景。帝国君主、州县正印官、基层社会成员（包括准官僚、准官员、基层社会普通民众）三方面行为主体,在长期相互博弈过程中不断做出的理性选择,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集权的简约治理”实现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动态均衡,对新时代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启示主要在于：一方面,中央集权是基层简约自治的政治保障,国家权力必须领导社会权力;另一方面,简约自治是单一制国家一统体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国家权力也应当充分尊重基层社会的内生活力和自主性空间。     

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集权的简约治理”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底色。回顾和分析“集权的简约治理”的宏观历史背景及其生成逻辑，能为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历史镜鉴。郡县制、宗族信仰、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共同构成了这一模式的宏观历史背景。帝国君主、州县正印官、基层社会成员（包括准官僚、准官员、基层社会普通民众）三方面行为主体，在长期相互博弈过程中不断做出的理性选择，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集权的简约治理”实现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动态均衡，对新时代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启示主要在于：一方面，中央集权是基层简约自治的政治保障，国家权力必须领导社会权力；另一方面，简约自治是单一制国家一统体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国家权力也应当充分尊重基层社会的内生活力和自主性空间。     

目标、渠道、能力与环境 --一个社会组织协同应急管理的分析框架

突发事件对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构成重要考验,亟须社会组织发挥协同治理作用。研究团队就社会组织协同应急管理提出了一个包含协同目标、渠道、能力、环境的四要素分析框架,据此发现:我国广大社会组织与政府在应急管理的总体目标高度一致,均以公益为导向;尽管社会协同治理理念已经提出十多年,但社会协同的法治保障尚不健全,协同渠道有待拓宽,协同效能尚未充分释放;从发展规模、类型结构、专业业务与资源保障方面看,社会组织的能力提升仍有较大空间;从社会组织协同应急管理的社会环境来看,协同理念与协同法制的普及均有待加强。由此,从渠道、能力、环境三个方面提出社会组织协同应急管理的政策建议。     

政治结构与社会基础:中国草根志愿组织研究进展

草根志愿组织是中国社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组织化行动的载体。在组织层面上,对中国草根志愿组织的研究集中于其所处的政治结构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政治结构方面主要考察了中国草根志愿组织在当前的体制下所具有的机会与面临的限制,社会基础方面则聚焦于中国草根志愿组织的生发条件和内部治理结构。在中国语境下,草根志愿组织如何发展出具体的行动策略,研究者如何发展出更加适合的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公益志愿组织发展的思考

发展公益志愿组织有利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各方面参与的治理格局,有利于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增加和谐因素,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促进社会稳定。从约束条件看,我国社会公益志愿组织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数量上很不足,活动内容上形式单一;志愿者行为在理念和能力上有待扩展深化和加强专业化;有利于形成社会公益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较薄弱。在发展中要注意把握好独立自主与争取行政资源的关系、专业化建设与走向联合的关系。     

我国社会组织的演进历程、现状与发展路径

通过分析我国社会组织演进中的量变拐点,揭示了政治因素一直影响其发展,但从总体上看,政治因素的影响力呈下降趋势。由于政治因素长期较为严厉的规约作用,至现阶段,尽管我国社会组织已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整体上,其发展水平并不高,主要表现在人均拥有量比较少、区域服务领域分布不够合理、综合实力比较低等方面。进一步提升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政府须改革体制机制,降低社会组织登记注册门槛,从政策和资源层面加大扶持中西部社会组织发展的力度,并稳妥地引导倡导类、维权类社会组织有序发展;而社会组织自身也须努力健全组织构成要件,力争获得合法身份,积极招揽人才,尽力汲取资源,大力加强组织之间的合作。如此,社会组织的发展将进入新的阶段。     

党建引领“两新”组织参与北京社会治理:功能与路径

两新组织,是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利益格局呈现多样化态势,要求党的基层组织提高服务群众能力以满足群众需求。党建引领两新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推进社会进步,将成为今后城市社会治理工作开展的必然趋势。北京市提出要建立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常态化机制,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与规律的基层党建有效路径,党建引领两新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在促进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难以替代的功能。探索北京市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更好地结合,切实提高两新组织党组织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以及政治引领力和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成为激发北京城市治理新活力的首要选择。     

提升社会组织治理能力的路径选择探析

作为国家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因素,社会组织治理能力的提升对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而当前社会组织在治理中,存在着力量难以有效整合、专业治理水平有待提高以及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工作缺位等障碍性因素。在国家大力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有利环境中,要通过积极加强社会组织间力量的整合,提升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综合能力以及强化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等措施来确保社会组织治理能力的提升,助推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信任重塑、组织协同与公共性重构：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优化路径——以“红十字会”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社会的多样性和风险性显著增高,应急管理主体成长和传统应急管理模式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独特功能与优势,成为提高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必然选择。在现实层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当前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作为检验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效果的试金石。通过建构包含能力嵌入、关系嵌入和制度嵌入三个维度的综合性嵌入式治理分析框架,对公益慈善组织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有效性进行考察,可以发现,社会组织在参与应急管理方面存在信任缺失、协同不足、功能错位等问题,制约着社会组织在应急管理中功能的有效发挥。为提高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有效性,应以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实现信任重塑;以社会网络关系优化实现组织协同;以外部制度环境优化实现社会组织公共性重构。     

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生成逻辑与基本形态

社会治理的本质问题是由谁治理、如何治理,实质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总体反映。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当前对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强调,更多地是各种社会问题、矛盾和冲突频发而引致的一种"倒逼性"应对,其背后体现的是重视社会稳定的执政逻辑,因此形成了"协同党政社民"社会治理的理想形态与"大维稳+小自主"的现实形态。而在面对社会转型的复杂结构调整和社会风险的不确定因素时,这两种形态都难以积极回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社会治理正呈现出国家权力有选择性地与社会进行合作治理的趋势,但这种合作治理仍然是受国家权力主导和控制的。     

志愿服务是福州市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效形式

志愿服务作为社会服务和管理的重要内涵,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和基本平台。福州市志愿服务事业近年来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也暴露出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加强志愿服务要扩大志愿理念传播,培育志愿精神和志愿骨干队伍,夯实志愿服务基础及完善志愿机制建设,推进服务常态长效。     

社会治理现代化:内涵与实现路径——基于广州经验的分析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其主要内涵是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方式的科学化、重视治理过程的法治化、突出治理过程的联动性。广州市近年在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的实践表明,社会治理现代化主要包括加强政民互动、管理和服务高度相融、技术和法治化手段相结合、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等实现路径。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社区社会组织是共建社会治理共同体不可或缺的力量。社区社会组织在补齐基层公共服务短板、促进居民参与、维护社区稳定、培育社区文化方面可发挥独特而积极的作用。以回应居民需求为价值引领,以专业能力保障功能发挥,以激发情感认同共建治理共同体等是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理路。当前,社区社会组织正面临组织内生动力不强、服务供给回应性不够、社区情感动员力不足等实践困境。为此,应从加大资源支持和引导力度、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强化情感认同培育等方面着力优化。     

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弘扬雷锋精神的意义及路径

弘扬雷锋精神是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实践。雷锋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历史传承,也是时代精神的重要体现。在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中开展学雷锋活动,是在新时期弘扬雷锋精神的重要行动方式。雷锋精神与公益慈善活动的志愿精神在价值和功能上具有相关性。本文在明确界定"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概念的基础上,通过论证雷锋精神的哲学内涵和时代价值、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对弘扬雷锋精神的内在需求以及对郭明义爱心团队典型事迹的案例分析,阐释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弘扬雷锋精神的意义及路径选择。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和路径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观察和研究社会治理的重要视角。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单一主体管治、以政代社管理和政社互动治理三个阶段,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面对当前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局面,只有正确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逻辑规律,才能准确定位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角色和责权,从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良性互动,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思路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