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实践样态与建构路径

企业合规不起诉是推动检察机关深入参与社会治理和主动延伸检察职能的重要创新举措。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试点地区推行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既是优化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的政策要求，也是主动延伸检察职能，激活不起诉裁量权的应有之义，还是现代刑事司法模式转换，犯罪惩罚轻缓化的时代趋势。目前，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主要内嵌于相对不起诉制度之中，具有放过“企业和企业家”之双重效果，其主要适用于中小微型企业实施的轻微犯罪，并与听证制度、第三方机制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结合紧密。实践中，其还存在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滥用、涉案企业合规考察期限过短、企业有效合规标准不明确以及合规监督管理机制失灵等问题。在未来发展中，应当及时修改法律建构独立的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确定一定幅度的合规期限并设定科学的监管体制和合理规制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企业合规不起诉法院司法审查的理据、模式和路径

企业合规不起诉由检察机关闭环运作，引发了对检察权异化的担忧以及程序正当性的追问。宪法、刑事诉讼法对法检权力以及相互关系的基本定位，起诉法定主义与便宜主义相结合的诉讼制度，决定了我国检察机关只具有有限的起诉裁量权。对涉嫌重罪的企业直接合规不起诉，逾越了起诉裁量权的范围。企业合规改革需要挖掘法院的角色定位与功能。中国特色的合规不起诉制度，应根据企业犯罪的轻重分别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暂缓起诉制度。前者适用于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范围内涉嫌轻罪的企业，其是否不起诉由检察机关独立决定，无需法院司法审查；后者适用于涉嫌重罪的企业，其是否不起诉需要通过法院司法审查决定。法院的司法审查应是实质性的，是否满足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以及是否存在预防刑、责任刑的削减是审查的重点。同时，对于已经起诉的涉企犯罪，法院也需要主动进行审查，包括有无事前合规计划以及评估事后合规整改的可行性，并依据企业合规的情况予以妥当处理，以建构企业合规不起诉法院司法审查的制度。     

企业合规制度中认罪问题研究

在企业合规制度中,涉罪企业认罪既是启动合规考察的前提条件,亦能体现检察机关提前采取“准刑罚”措施的正当性。围绕中小微企业这一类主要适用对象,企业认罪的实践困境包含直接责任人员未参与罪名合意、认罪真实性与自愿性难以保障、检察机关接触企业认罪较晚等。究其原因,主要为“认事”与罪名合意之人发生分离、合规不起诉的优待及于直接责任人员、公诉裁量权较大且外在监督不足等。同时,从试点情况看,企业认罪的具体表现形式为第三方组织审查和建议采取何种合规计划、合规考察合格后检察机关是否不起诉等提供了参考和依据。面对诸多实践困境,应从赋予两类代表人员相关性权利、对直接责任人员慎用不起诉、逐步完善企业合规规则、强化公诉裁量权的外部“风控”因素四方面加以改进。     

检察机关合规不起诉裁量权限制的三种模式

作为一种以合规激励为核心的合作性司法模式,合规不起诉制度是起诉便宜原则的又一适用场域。如何明确和限制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是在探索合规不起诉制度时应该关注的问题。从比较法的视野来看,美国的内部控制模式和英国的司法监督模式是目前限制合规不起诉裁量权的两种主要代表模式。内部控制模式以美国司法部的内部文件的约束为主要手段,侧重发挥合规不起诉制度的犯罪预防和社会治理功能。司法监督模式以法官的司法审查为主要手段,关注对合规不起诉裁量权的实际控制问题。我国对合规不起诉裁量权的限制采用的是双重控制模式,即以保护民营企业这一基本原则与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条件为内部约束,以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与合规听证为外部监督机制。作为主管部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制定司法解释或者规范性文件,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细化合规不起诉适用对象的遴选条件,明确有效合规的标准,促进程序公开透明。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企业合规的制度逻辑与实现路径

恢复性司法理念、公共利益保护与积极特殊预防理论赋予了企业合规正当性。但是,当前实体法与程序法对企业合规的理论倡导和制度建言多有悖反与张力,刑事一体化视野下建构刑事合规理论,有助于推进合规试点及立法。企业合规制度的构建不应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责任一体而惩罚分离”的基本立场,企业刑事合规、直接责任人入刑但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设计,可以破解当前实体法与程序法、理论与司法之困境。在组织体责任论的基础上,企业具有两类出罪路径：一是以企业合规作为抗辩事由实体出罪;二是基于检察院不起诉裁量权,在企业刑事合规后程序出罪。但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行使不应恣意,应当从出罪的合法性、必要性、可能性方面进行案件事实审查、社会利益审查与再犯预防审查。     

从价值回归到理性回归:起诉裁量权怠用的病理和诊治

2012年刑诉法的再修改,在酌定不起诉的基础上,又增设了附条件不起诉,进一步扩大了起诉裁量权的空间。但与此背反的是,在目前法治环境和制度结构下,起诉裁量存在着缺乏程序正当化构造、业绩考核不合理、起诉裁量基准不明确、不起诉替代性处置措施不足等病理,严重影响了起诉裁裁量权运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诱发了检察机关基于组织理性严格控制起诉裁量权的行动逻辑;检察官基于个体理性懈怠行使起诉裁量权的策略行为,使起诉裁量权的“怠用”固化为可怕司法惯性。必须从增强起诉裁量权运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入手,构建起诉裁量的正当化程序,明确起诉裁量标准,充实不起诉替代性处置措施,增强社会公众理解认同、增加检察官中立性,进而改变检察组织和检察官的行动逻辑,实现起诉裁量权从价值回归到理性回归。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中的企业自主权与行政规制问题

深化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需要以法治原则为指导,处理好企业合规与行政规制、刑事司法三者关系。促进企业合规是行政规制的必然延伸,应合理区分企业守法义务与合规义务,进而确定行政权力介入企业合规体系构建的路径及行政权力介入企业合规整改的界限。在涉案企业合规中,刑事司法机关在促进企业合规整改时不能过度干涉企业自治,干涉范围应限于企业的内部管理及运行方式,纠正其可能导致违法犯罪的管理因素。涉案企业合规制度的构建,需要同时解决“刑行衔接”问题,由行政主管机关对被不起诉或者定罪免刑的涉案企业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提供必要的程序路径及保障;行政机关在充分考虑合规整改成效时给予从宽处罚,且不影响涉案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涉案企业合规检察建议的适用与优化

检察机关在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过程中,探索形成了“简式合规”与“范式合规”两种合规模式。合规检察建议具有节约成本、灵活简便等优势,是开展“简式合规”的主要手段。但涉案企业合规检察建议还存在质量不高、落实不严、刚性不足等问题。对此,应当通过深入企业调研、引入专家“外脑”、加强对下指导等方式切实提高涉案企业合规检察建议质量,通过把握检察建议制发时机、加强跟踪监督、强化行刑衔接等方式增强建议整改落实效果,并进一步完善涉案企业合规检察建议配套运行机制,以充分发挥涉案企业合规检察建议的价值。     

美国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刍议

作为拥有一定准司法权的特殊行政机关,美国检察机关所享之起诉裁量权职能明确、内容丰富.伴随检察职能的扩充与演化,美国检察机关在行使这一特色鲜明的行政裁量权时,其裁量权内涵不断得以延伸.近年来,针对起诉裁量权之滥用,美国各级立法、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及有关行业协会采取了若干举措加以规制及限制,旨在规范并降低起诉裁量权滥用所带来的负面效果.     

不起诉裁量权审查机制的本土化构建

检察官不起诉处分因具有司法处分性质而易对诉讼当事人权利产生影响,用之不当则会对起诉法定原则产生冲击。我国目前不起诉率偏低,并不意味着我国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小于欧美国家。相当国家为监督制衡不起诉决定,通过"强制起诉程序"、"准起诉程序"、"检察审查会"、"大陪审团"等制度来防范不起诉裁量权的滥用。我国未来的不起诉制度改革可以对重大案件建构起本土化的强制起诉程序,设置专门的检察审查会监督不起诉决定。     

论我国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制约机制的完善

不起诉裁量权的制约机制是保障不起诉裁量权良好运行的关键。当前我国对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制约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完善不起诉裁量权制约机制的研究,以期对我国不起诉裁量权运行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提供现实意义。     

超越“合规”:合规不起诉制度功能的多元定位

合规不起诉是企业合规经营的重要刑事激励机制，是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核心内容。域外合规不起诉制度一般采用多元化的功能定位，但不同国家对诸功能的位阶关系各有侧重。过度聚焦合规预防功能的偏颇理论建构和对企业合规经营的功利政策追求使得我国合规不起诉制度功能呈现出显著的“合规化”导向。由此伴生的罪责失衡、刑事纠纷难以实质化解、“合规依赖”等诸多隐忧值得警惕。在试点全面推行和制度立法启动之际，应立足于合规不起诉的本质属性及其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借鉴域外制度经验，对其制度功能进行多元化再定位。对涉案企业、受害者、社会和国家的多元功能体系应是理想定位，其中不同位阶功能的平衡实现是证成制度正当性的关键所在。基于多元功能平衡实现的价值目标，我国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条件、附带义务和运行程序等配套机制需进行针对性设计。     

民营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困境破解与发展路径

为了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给涉罪企业留有重生机会，我国积极借鉴域外实践经验，构建单位犯罪的合规不起诉制度。当前我国的民营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以“轻缓化治理”为政策导向，以“协商性司法”的发展为契机，以“附条件不起诉、相对不起诉”为对接模式，并已初步取得成效。但由于民营企业自身的特殊性和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实体公正”的价值基础，改革遭遇刑事政策游离于刑法体系、重罪不起诉制度缺乏实体法根据、个人责任与企业责任难区分等困境。基于国情与法治体系，我国的民营企业合规不起诉应坚持中国特色，具体应以刑罚个别化原则、恢复性理念、责任主义原理为理论基点，以构建单位与自然人犯罪一体联动认定机制，完善民营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实体法根据，构建合规自然人与合规企业的风险“双重排除机制”发展路径。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合规不起诉制度

合规不起诉制度针对涉案企业而非个人，但我国改革实践以“双放过”为基本模式，且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要对象，并在基层检察机关适用。以制度设置的目的、对象、适用程序等为约束条件，合规不起诉应选择谦抑模式。以“合规责任论”重构单位犯罪归责机制，理论上尚未充分证立，实践中难以全面适应我国单位犯罪判定的司法需求，且与单位民事责任判定标准不协调，有损法律责任统一性原则。在单位与个人同进退的背景下，合规整改对出罪及轻罚的影响力有限，对合规整改、监督措施的有效性以及主导机关的能力应谨慎评估。可于相对不起诉框架内适用合规不起诉，且修法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发展涉案企业合规建设的多元化路径和方法。     

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试点经验与法理反思

作为一种新型企业合规整改的创新举措,附条件不起诉在学界形成了三种立法进路,即“认罪认罚融合说”“特别程序独立成章说”“特别程序+企业合规法并行说”。从地方检察院的试点情况来看,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尚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取得了一定的试点成效,激励和督促部分涉罪企业建立了合规体系,但同时存在着适用对象类别偏差、范围狭窄等问题。有必要从企业独立意志理论、起诉便宜主义、修复性司法理论三个法理维度重新审思适用范围,适用主体应区分企业责任和员工责任,并以是否具有企业独立意志明确归责方式;适用刑期可以适当提高,一般可适用于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单位刑事案件。这样的设置,一方面考量到涉罪单位和个人的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认罪悔罪表现、被害人谅解及修复情况等因素;另一方面,便于检察机关通过评估企业合规建立或整改的可能性以及犯罪危害行为的可修复性,进而综合裁量决定是否适用附条件不起诉。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立法完善与监督评估实践创新

推进立法完善与增强合规质效，是新阶段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纵深发展的基本维度。立法完善要综合考量刑事实体与刑事程序，渐次推进。单位犯罪归责要在法教义学下保持本质内容与外在形式辩证统一，保持主客观相统一，实现归责机制“合规调适”。刑事诉讼法中，应设立单位合规特别诉讼程序，建立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明确案件适用范围、行刑衔接、合规考察期设定等；法律的修改既需要理论支撑，更需要实践的证成，这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成效直接正相关。综合有效合规计划、检察主导作用发挥等重点环节的改革创新，数字化是监督评估质效的关键变量。通过探索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数据模型，推进第三方机制数字化监督评估平台、规则与机制建设，建构涉案企业合规监督评估算法治理范式，是提升单位犯罪治理效能，检验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成效的有效手段。     

涉案企业合规案件适用检察听证制度的实践与发展

自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开展以来，检察机关将涉案企业合规案件与检察听证制度相结合，形成了“合规+听证”的多种实践模式。目前，此类实践模式的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其致因主要包括与合规材料审查相适应的专门规则缺失、第三方机制专业人员能否成为听证员的规定模糊、听证员组成标准难适应合规案件办理需要、有利害关系的人参与听证机制不明等。对此，着眼于涉案企业合规立法化趋向，应当转变检察听证体系设计理念，完善合规案件听证员制度，建立合规材料审查听证规则，保护利害关系人合法权利，针对性地健全合规案件适用检察听证制度的方案。     

企业合规本土化中的“双不起诉”

"放过企业、严惩个人"是欧美国家企业合规不起诉的理念,但在我国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的典型案例中,既放过企业又放过个人的"双不起诉"现象出现了,这引发了对企业合规不起诉公正性和正当性的质疑。"双不起诉"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未严格区分企业刑事责任和个人刑事责任,未厘清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系。随着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的持续推进,有必要对"双不起诉"引发的质疑作出回应,区分企业和个人的刑事责任,对小微企业的合规不起诉给予足够的本土关怀,厘清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系,推动我国企业合规本土化深入发展。     

重罪案件涉案企业合规的法检程序衔接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有利于落实平等保护，应积极稳慎探索在重大复杂案件和涉各类企业案件中的适用，推进刑事诉讼全流程适用，而检察机关针对重罪案件无权作出不起诉决定，需向法院提起公诉。现行企业合规改革试点方案中缺乏法检程序衔接的内容，因而有必要分析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合规程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可借鉴英美暂缓起诉制度的经验，结合企业合规试点情况，将企业合规上升为法定的量刑情节，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动法院运用合规结果，进一步构建涉案企业合规法检衔接程序的相关制度。     

论起诉裁量权

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相比,起诉裁量权是指检察官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犯罪案件,基于自由裁量,酌情决定是否起诉的权力。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国法学理论界对起诉裁量权的研究远不如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那样充分。起诉裁量权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前承侦查、后启审判的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诉讼程序是否继续进行,因此,起诉裁量权具有很高的制度价值,尤其是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大潮中,研究起诉裁量权制度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目前,我国的起诉裁量权制度存在瑕疵,行使效果不如人意,亟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