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村民的参与有效与有效参与——基于民主立方理论的比较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治理有效需要村民的有效参与。实践观察发现,促进村民参与的制度措施未必能促进村民有效参与,即使制度保证村民能够参与有效但也不一定能实现有效参与,同时相同制度安排下有的乡村村民参与有效,而有的乡村村民参与无效。运用民主立方理论,结合实证调查研究,发现相同制度条件下村民参与实践呈现的形式和效果上的差异在于:满足参与主体、参与方式和参与影响三方面的描述性标准只能保证村民的参与有效,而要实现村民的有效参与,还必须满足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性三个评价性标准。这就解释了参与有效却无法达致有效参与的重要原因在于评价参与有效性标准的情境性:某一或所有维度上更优的参与并不必然有利于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性;当适合治理情境且能促进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性时,即使在某一维度或所有维度上并不是更优的参与依然是有效参与。这说明主体性因素比制度性因素更重要。因而在乡村治理中基层干部容纳村民参与的意愿是影响村民参与有效性的最关键因素,同时也需要从考核制度和选任制度上激励基层干部实施参与式治理。     

农村电商助推乡村共同体的形塑与重构——基于浙江省遂昌县的实证分析

推动乡村共同体的复兴既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农村电子商务在促进乡村经济振兴的同时客观上为乡村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条件,起到了形塑与重构乡村共同体的作用。在农村电商的发展过程中,乡村精英构建的农村电子商务组织成为连接乡村与城市的重要载体;村庄内多元主体的参与重构了乡村经济秩序与社会秩序,激发了村民的共同经济利益意识;村民线上线下的互动交流,从不同层面强化了乡村的社会关联。为了更好地发挥农村电商助推乡村共同体的形塑与重构作用,需要帮助农民进一步提升其参与农村电商发展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农村电商的服务质量,以有效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     

村委会换届选举与基层民主建设

搞好村委会换届选举，是保障村民民主权利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新时期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有效途径．由于选举过程中存在如法律法规不健全、村民参与渠道不畅、部分乡村宗族势力影响等问题，因此，搞好村委会换届选举，必须加强民主教育，强化民主意识，推进民主建设。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现实困境及破解路径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是一种典型的产业扶贫创新方式,在创新乡村发展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再塑乡村价值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存在资金严重不足、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贫困村民参与意识不强、人才资源缺乏等现实困境。要破解这些困境,必须吸纳多元化的社会资金参与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注重精准识别贫困人口,进行有针对性帮扶;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拓宽和延伸产业链;引入专业化人才,打造"创新型"、"创意型"乡村旅游精品;构建长效性培训机制,提升贫困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整体素质和能力。     

治理有效 美丽乡村气象新

<正>贵州创新乡村治理方式，优化治理效能，推进平安乡村建设，调动村民共同参与、共同监督的积极性，大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道路干净整洁、房屋错落有致、群众精神饱满……走进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新铺镇卧龙村，一幅鸟语花香、邻里和谐的美丽乡村画卷让人沉醉其中。     

村级治理与乡村政治稳定

村级治理对于乡村政治稳定有着积极意义 :民主选举机制赋予村民委员会以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使得村民委员会的权威和号召力增强 ;公共决策机制避免了国家权力和基层社会的直接对立 ,使得村民能够进行政治表达 ,参与本村的重大决策 ;民主监督机制加强了民众对国家权力的监督 ,促进了基层廉政建设 ,减轻了农民负担 ;制度建设界定了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界限 ,提高了民众的道德水平 ,促进了乡村社会的治安状况和内部和谐 ,直接维护了乡村政治稳定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三维审视

不同于主要依托村民自治制度展开的传统村治形式,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方式具有更为丰富的构成要素与更为深刻的价值意蕴。乡村"三治融合"体现了基层民主力量、规范力量与柔性力量的融合,其实践过程即乡村自治能力、法治能力与德治能力的提升过程,其诉求指向涉及参与均衡、权威转化和乡贤培育。从乡村自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推进村民公共参与的均衡化;从乡村法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驱动精英权威向制度权威的转化;从乡村德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挖掘传统乡贤文化精髓并培育新乡贤群体。以上三个通道的打开,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愿景的实现。     

信息共享与技术赋权:乡村治理中行政壁垒的破除路径

从乡村治理实践来看,行政权力在资源配置和社会动员中占据优势,而社会参与力量不足。农村基层政权上下壁垒森严,横向协作不足,与村民的关系逐渐疏离。这引起了权责不清、治理碎片化和村民自治不足等困境。重庆群工系统开辟了信息共享和技术赋权的双重路径,有利于优化政府流程,强化部门横向合作,保障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权利,从而推动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有效破除了乡村治理中的行政壁垒。     

论少数民族农村基层的政治参与——以云南省临沧市沧源县一佤族村社为例

随着村民自治的深入发展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少数民族农村基层政治参与的总体水平在逐步提高,但是,由于受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乡村权力关系和传统文化等负面因素的影响,其现实状况仍不容乐观。为此,应加大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公共物品的供给力度,奠定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激发村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应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增强政治参与的内源动力;应建立健全村民自治制度,提供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保障;应更新观念,转变职能,减少并逐渐消除压力型体制对政治参与的负面影响;应拓宽和疏通各种政治社会化途径,培育民主的政治文化,从而不断扩大少数民族农村基层有序的政治参与。     

乡村治理视阈下的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乡村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发展模式。但在农民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情况下，当前乡村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资本构建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绩效的下降给乡村的发展带来极大困境。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推动乡村社会自律以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以制度建设推动乡村治理的探索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世纪80年代中央决定在农村推行村民自治,增强了基层民主,最大限度地吸纳了乡村精英参与村务管理。通过探索乡村治理法治化,以村规民约的形式为乡村治理提供制度支持,可以解决许多政府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平衡了行政权力与乡村自治之间的关系。现今在广大乡村地区,众多治理问题凸显,村民自治章程缺乏、村规民约零碎不全,都导致了乡村的治理无“据”可依。对乡村治理者没有明确的法制上的约束,若是治理者缺乏法治意识,治理就容易演变成个人意志的专断行为。除此之外,实行法治化治理,约束村民的日常行为,改变往常不良行为模式,自然会产生一些抵触的力量。面对这些问题,可通过探索制度的建设及其运行,推动乡村治理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宗族观念、选举程序与均势竞争:夏村村民选举观察与反思

在公民意识薄弱的文化背景下,村民积极政治参与并不必然意味着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有效实现。鲁东南夏村个案显示,村委会行使职权的选择性、自利性与村委会选举中村民积极政治参与共存。研究发现,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合法的选举程序以及村庄派系竞争的均势性构成支撑村民积极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这再次启示我们,不可忽略传统文化与观念对村民政治生活的影响;重新认识村民选举热情和高参选率,反思村民自治背景下的积极政治参与;继续规范村委会选举程序,推进村民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村民自治面临的困境及其破解

村民自治作为最基层民主政治实践形式,在促进新农村建设及乡村善治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要看到,随着村民自治的不断深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日益暴露出来,如基层干部整体素质不高、村委会选举欠缺公平、村民议事机构未能有效发挥作用、相关制度在落实中变形走样等,制约和阻碍了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为此,相关部门在实践中应提高村民民主参与意识,提升村干部能力素质,完善议事机构及相关制度,理顺乡镇与村及村"两委"之间的关系,使村民自治沿着良性轨道健康推进。     

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基层政治参与意识调查——以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左后旗A嘎查为例

为了能够比较客观真实地了解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村民政治参与意识的真实现状,笔者对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左后旗A嘎查（在蒙古语当中嘎查即为行政村）的村民围绕村长换届选举活动时的政治参与意识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入户走访调研活动。在肯定成绩与进步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当地村民在政治参与意识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共同的倾向,本文试着就这些倾向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扩大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途径--从重庆市"麻柳经验"谈起

重庆市开县麻柳乡政府执政为民,构建和谐乡村,探索和推行“八步工作法”,开创了扩大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新模式。受“麻柳经验”的启迪,扩大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途径是:夯实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基础,完善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机制,创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     

民主化进程的多重博弈--对爵誉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再观察

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是村民最直接的政治参与形式,而村民能否积极有效地参与是衡量选举成败的关键.爵誉村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表明,村民对选举是冷漠的,不信任的.中国乡村民主政治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两江村赛”创新推动形成治理共同体

<正>2023年，贵州省的民族地区乡村举办了一系列备受瞩目的大型体育赛事，特别是台江村BA和榕江村超，不仅深受当地群众欢迎，而且惊艳全网，尽展贵州和美乡村风采和蓬勃生机。“两江两村”的体育赛事，提供了更多机会让当地群众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增强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意识；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回应了基层群众追求深层次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增强了乡村凝聚力，     

乡村治理的分宜模式:“党建+”与村民自治的有机统一

江西省分宜县自2012年起在全县范围内推行在村民小组一级建立党支部和村民理事会,以完善新时期的乡村治理机制。通过在村民小组一级建立党支部,将党建深入到最基层,强化党对乡村的管理。在推进基层党建的同时,通过建设村民理事会,来调动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管理的积极性,使得农村基层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做到有机统一。总体来看,分宜县运用"党建+"理念,既强化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又提高了村民自治水平。     

从农村妇女到现代公民角色转变的障碍及路径分析——基于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研究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社会的稳定。农民的现代公民角色转变，实质是实现农民从体现传统社会特性的村民角色转变为体现现代社会特性的公民角色，具备顺应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意识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即我们说的公民意识，包括主体意识、权利义务意识、公平正义意识等，这些都集中地体现在村民自治的政治参与活动中。     

乡村关系、两委关系及宗族派性关系探析--村级民主选举的视角

村民自治在我国农村已推行多年,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是“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其中民主选举居于首位。有必要根据当前村民自治中选举运行现状并分析乡村关系、两委关系、宗族派性关系对村级民主选举制度的影响,从制度和意识方面给出改善民主选举的基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