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探论

区域社会数字治理以数字信息为支撑，全面推动数字技术与区域社会治理方式深度融合，使数字化转型这个“最大变量”成为驱动区域社会治理的“最大增量”。在区域社会协同治理中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数据动态分析，能够重构区域社会治理范式，促进线下线上融合的协同治理创新，推进区域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治理机制的创新、制度机制的协同，以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应对跨域数字治理的复杂性。在探讨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的必然性和基本特质的基础上，可从进一步优化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结构、构建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的规范体系、夯实区域社会协同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支撑等方面探寻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进路。     

浙江衢州紧盯“三个变” 推动基层应急管理系统性重塑

<正>针对2023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基层治理,优化社区服务”“改革和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等要求,浙江省衢州市结合实际,创新基层治理,紧盯权责、模式、数智的改革,推动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业务与机构职能的全方位、系统性重塑,条的专业性管理和块的综合性治理实现叠加耦合,破解县乡断层、条块分割难题,实现基层应急管理统筹协调机制建成率、乡镇（街道）应急管理模块设置率、执法装备和应急物资配备率、重点风险隐患精密智控率“四个100%”,推进基层应急管理水平整体跃升,实现了基层应急管理工作“明责、减负、赋能、提效”。     

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进路与优化

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应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有效治事的效用逻辑以及撬动改革的发展逻辑。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在理论层面,基于“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是一个以数字技术赋能治理体系调整、治理过程优化,进而释放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整体效能的过程;在实践层面,通过对以北京“接诉即办”和上海“一网统管”为代表的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的比较分析发现,虽然转型动力和转型路径不同,但是技术和制度都是影响转型的关键性要素,且二者相互作用。从整合性、过程性视角出发,协同理念、组织、技术与制度四要素,未来优化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良性互动的复合路径,同时推进技术和制度双重变革,并在机制创新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     

从权力中心主义到法律中心主义:地方政府治理改革模式的实践探索及其制度性建构

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阐释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一些共性特征,即以政府权力意志为主导,以地方支持性政策为平台,以行政授权为推进手段,以试错之名"良性违法"等。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的生成逻辑是"于理有据",即德之理、情之理、权之理和法之理的总和。"于理有据"也内蕴了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无法克服的限度,即"于法无据"。作为新的替代方向,法律中心主义改革模式已经在部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中出现,并开始向制度构建层面迈进,其基本要义是强调地方政府治理创新遵循法律规范、民意需求和权力平衡等基本原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模式从权力中心主义转向法律中心主义,也意味着其改革动力从权力本位转向了法律本位。这种基于法律本位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模式将推动各级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在法治保障框架下呈现百花齐放却于法有据的新局面。     

基层治理视角下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能力研究——以机构改革后湖北省W市13个区的市场监管局为样本北大核心CSSCISSCI

通过基层治理视角审视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能力,对推进知识产权领域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以新一轮机构改革之后湖北省W市13个区市场监管局实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为样本,调研后发现,基层知识产权行政保护面临行政执法“弱化”和行政管理与服务“不足”的新挑战。提升基层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能力需要以作为一种理念的“知识产权国家治理体系”为指导,确立以多主体参与、多环节协调为核心要义的治理理念;并通过制度创设来实现:规定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技术调查官制度,并创新落实上级行政机关的指导协调职责,还需要为基层市场监管局明确界分与强化行政奖励、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资助和行政预警等行政方式来提升基层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服务能力。     

乡村政务服务数字化的三点对策

数字化技术对于提升乡村政务服务水平具有显著效用,实现乡村政务服务的数字化需要基层政府依托乡村发展的实际和数字化治理思路谋求创新。一是以数据应用为基础,推动数字治理与乡村政务的融合;二是以破除信息壁垒为手段,实现乡村政务服务再造;三是以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推动数字化政务服务的落地。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基层党组织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理路与完善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逻辑是辩证统一的。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来支撑；只有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增强，才能更彻底地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同时，也是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基层党组织既是推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主体，也是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先锋队”。基层党组织不仅坚守自我以夯实基础，也超越自我来推动创新。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视域下，基层党组织需要从政治引领、组织力提升、服务方式创新、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方面进行整合创新，从而更有力地推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进而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农村社区体制改革模式:比较与进路

农村社区体制改革是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建构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选择,其实质是通过制度创新理顺乡村社区治理主体间权利关系,推进农村社会结构的合理分化,使农村社区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体制改革中创造的村落自组织模式、村社合一模式、村企主导模式、联村建社模式既取得了绩效但也存在限度,其进路是社区事务分类治理。社区事务分类治理要以农民需求为取向、以事务分类为起点、以职能整合为基础、以组织重构为载体、以权利调整为核心、以机制创新为关键、以制度设置为纽带、以技术创新为条件。     

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基于结构、方式、目标的分析

以“结构-方式-目标”为分析框架，深入探讨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全面转型，推进“中国式治理现代化”。从治理结构维度分析，通过人才下派、责任下放、资源下沉、规则下达等措施，推动基层治理由“政策悬浮”向“重心下移”转型；从治理方式维度分析，需要遵循协同整合、因地制宜、化繁为简等原则，推动基层治理由“三治结合”向“四治融合”拓展；从治理目标维度分析，在参与主体、价值取向、行动实践等层面重构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推动基层治理由“多元主体共治”向“治理共同体”升级。在转型过程中，党建始终引领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赓续与加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     

融合“行政引导”与“社会自治”的社会共治模式研究

在社会公共领域,面对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社会公共性成长缺失的治理问题,创新社会治理应当寻求“行政引导”与“社会自治”相结合的社会共治模式。社会共治的治理体制改革不仅需要政府加快“放管服”的改革进程,也需要以具备专业性和创新力的社会组织业态作为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基础,还需要权衡基层政府的治理效率和风险,采用“适度”的行政干预将社会自治能力的生长控制在适当范围内。社会建设引导基金是公共治理的一次创新尝试,在社会共治理念下,它通过融合“政治”“社会”“经济”三个维度的机制设计,整合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和企业的优势力量,最终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增效,推进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     

社会治理创新:理论蕴涵、实践困境与路径探寻

社会治理创新是现代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理性选择。针对目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中面临的政府管制模式制约、公民社会力量微弱、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障碍,应当通过推进行政改革,发挥政府作为治理主体的主导性作用;拓展公民社会参与路径;提升基层民众社会治理能力;建立社会治理创新的互动衔接运作机制等途径,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     

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与超越：——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路向分析

服务型政府是对政府职能的重新审视和定位,其实质是贯彻＂以人为本＂理念的制度架构。不仅有新公共管理所关注的如何从组织技术和管理手段等操作层面上改进公共服务效率的问题,更涉及到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宪政民主主义的重构,涉及到公共行政的理念转变与制度创新。以新公共服务为代表的民主治理理论突破了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思维的窠臼,指出了一条通过政府与社会、公民关系的民主化治理模式的重构,推进公共行政改革,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改革方向。     

媒体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及其方式优化

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要把媒体优势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需求结合起来,补齐治理短板,提供强力支撑,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媒体在服务基层社会治理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主流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发挥不足,对基层受众的协调动员能力不足,在基层社会中的公信力不足。优化媒体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方式,要坚持党管媒体,把党性原则贯穿于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全过程;加强正向引导,用先进文化占领基层社会治理舆论阵地;创新话语体系,提升媒体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影响力;注重社会服务,以高水平的媒体服务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开启治理云时代

大数据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作用如何?正在扮演怎样的角色,近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上海、浙江、广东、贵州、辽宁等省市进行了深入调研。这些地方或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或是数字经济发达的前沿阵地,在用“数字”推动政务创新改革、促进社会综合治理、服务百姓民生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伴随着相关改革步入深水区,探索也在向纵深开掘。     

“放管服”改革视域下社会治理创新:一项研究框架

伴随"放管服"改革在各个领域的深入推进,必然对社会治理创新产生影响,社会治理领域"放管服"改革理应成为重要的研究命题。借助于建构型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构建"放管服"改革视域下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框架。分析2016年至2019年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发现,提升服务水平、创新治理方式、管理服务下沉、健全体制机制、强化监督检查、加强乡村治理等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特征与范畴。将这些特征与"放管服"改革的理论蕴含进行关联性思考,可见社会治理创新与"放管服"改革具有明显的理论契合性,从简政放权、健全制度、优化服务等三个核心维度能够建构一种社会治理创新的可适性模型框架。这一理论框架与经验分析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域和重要的方法论借鉴。     

志愿服务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思考

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创新社会治理为志愿服务事业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创新社会治理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的机制和制度化渠道.创新社会治理也是事关上海当前改革和未来发展的全局性大事.     

我国市域社会治理发展的特征、挑战与路径

自2018年正式提出市域社会治理概念以来,市域社会治理在构建知识体系、完善制度体系和实践创新探索上取得了进展。通过观察五年来市域社会治理发展历程,发现其具有一定发展特征,在国家主导和外部环境推动下,学术研究与制度设计同向而行,市域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不断创新向前推进。然而在建设和发展中仍然存在治理的内生性、整体性、知识性以及数字化等不足。为推动市域社会治理可持续发展,需要在把握基本特征或规律的前提下,不断调适对市域社会治理及其发展的理论认识,加强多元主体参与的体制建设,有序推进数字化转型,增强治理整体性,形成发展合力。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我国行政改革之路

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向是践行“新公共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模式是适应知识经济、信息时代而进行政府改革和行政创新的必然产物。作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替代物,“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的出现是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治理变革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它从治理理念、治理结构、运作方式和过程等方面对行政体系进行了全面的创新。它对西方行政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西方行政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推动作用。因此,有必要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模式来探析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与创新之路。     

多维创新：边贸转型背景下的边境治理——基于东兴市的扎根理论分析

在边贸转型的经济背景下,如何推动边境治理创新,是实现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东兴市为考察对象,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边境治理创新的路径依据和策略面向展开分析,构建“边贸转型背景下边境治理创新的多维面向模型”。研究发现：边境治理创新是以边境政府为主导,根据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变化,以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为主要手段所进行的一系列治理创新的行动与过程;边境地区的空间承载力作为边贸转型与边境治理创新的交互叠加域,是边境政府为促进边贸转型而采取的一系列治理创新实践的落脚点;从形式内容看,边境治理创新呈现出多维面向的实践样态,可以划分为价值引导、组织参与、利益协调、制度保障和服务供给五个实践面向,通过提高空间承载力水平,从而促进边贸转型目标的实现。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边境治理领域的理论研究,也为边境治理创新实践提供了经验参考。     

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与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创新——山东莒南“村社共建”的经验与启示

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对重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强化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山东省莒南县探索创新出"村级党组织+供销社+农民合作社"的"村社共建"模式,在促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基层供销社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实现村集体和农民"双增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效。这表明,"村社共建"不仅是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有效途径,是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和服务功能的有效载体;也是以合作经济方式推进强村富民、助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有效手段。为更好发挥供销社综合改革对农村基层治理的作用,有必要将"村社共建"纳入新时代"三农"工作总体布局,强化"党建带社建"对"村社共建"的引领作用,加强以基层供销社为主导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明晰"村社共建"各方的利益和产权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