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刑制度的理论基础辨析

减刑制度源自和服务于刑罚目的,其主要理论基础是报应与功利有机统一,在报应基础上和限度内对罪犯予以不同程度的减刑,既达到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又可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在减刑性质问题上,减刑是对终审判决所确定的刑罚的变更,归属审判权范围,应由法院经审理确定。主张减刑是对刑罚执行方式的变更从而将减刑权纳入刑罚执行机关的观点是脱离我国国情的理想化观点。在减刑功能方面提出了调控过剩刑罚、稳定监管改造秩序、减少行刑资源消耗的三大功能。     

论刑罚执行监督缺陷及完善

刑罚执行监督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国家司法执行机关执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情况,以及刑罚活动是否合法所进行的监督活动。它是实施法律监督的重要环节,不仅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活动,还贯穿于整个劳动改造过程。刑罚执行是否合法、到位,不仅直接关系到整个刑事诉讼活动是否完整,而且是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人权的宗旨能否实现的重要保障,是依法治国的理想目标能否实现的重要保证。因此,加强刑罚执行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然而,刑罚执行监督在我国刑事诉讼监督中尚处于比较弱的一个环节,仍存在着＂重审判轻执行＂的思想。事实上刑罚执行监督是一种终结性的监督工作,这一监督不到位,侦查监督、审判监督的效果就得不到实现。因此,应当采取相应的对策来解决刑罚执行监督中的难点和缺陷问题,从而提高刑罚执行监督的效能。     

对我国毒品犯罪刑罚适用问题的反思北大核心CSSCI

毒品犯罪刑罚适用的重刑化趋势,与毒品犯罪高涨不下的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寄希望通过"以刑抗罪"的传统模式来防范毒品犯罪的实践路径,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反而导致了重刑适用的诸多弊端,也与刑罚的整体发展趋势不相合拍。应当改变当前过于倚重刑罚防控毒品犯罪的窘境,重构毒品犯罪的刑罚结构及其内容,从禁毒策略体系入手进行一体化构建,这理当成为法治化语境下理论界与实务界为之不懈共同努力的前行路标。     

对我国毒品犯罪刑罚适用问题的反思

毒品犯罪刑罚适用的重刑化趋势,与毒品犯罪高涨不下的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寄希望通过"以刑抗罪"的传统模式来防范毒品犯罪的实践路径,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反而导致了重刑适用的诸多弊端,也与刑罚的整体发展趋势不相合拍。应当改变当前过于倚重刑罚防控毒品犯罪的窘境,重构毒品犯罪的刑罚结构及其内容,从禁毒策略体系入手进行一体化构建,这理当成为法治化语境下理论界与实务界为之不懈共同努力的前行路标。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处遇研究——以《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为视角

如何最大程度减小刑罚适用对未成人犯罪主体的负面影响，根据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特征，在司法实践中对该类犯罪主体实施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与前科消灭应是应然和必然选择，这既符合《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宗旨，也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相一致。     

论我国刑种结构设置的调整——从行政犯罪角度展开的思考

行政犯罪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当前的一种重要犯罪形态。而我国现行刑罚结构与刑种设置更加契合传统刑事犯罪的特质，因此，以提高刑罚实效为目标，以处遇行政犯罪为突破口，有针对性地对现行刑种设置进行适当调整是本文主要的论证主旨。     

刑罚目的之价值探析

刑罚目的之价值是刑罚目的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刑罚目的的价值是在厘清刑罚目的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解和辨析其价值,以期更好地体现出其惩治犯罪、预防犯罪、维护法益之诉求.     

浅谈刑罚执行监督中的难点及对策

刑罚执行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执行情况，以及执行刑罚活动是否合法所进行的监督活动，它是实施法律监督的重要环节。由于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刑事执行法，在实际执行中缺乏系统、具体的规定，因此，诉讼活动结束后，在刑罚执行中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这给对检察机关履行刑罚执行监督带来了一定困难。     

略论我国的刑事禁止令制度

刑事禁止令是指人民法院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况，认为确有必要禁止其在管制执行期间、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而采取的一项监管措施。禁止令制度是刑罚“严而不厉”的体现，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刑法修正案（八）》中刑事禁止令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刑罚体系的一项创新和发展。     

病态型罪犯的刑罚适用问题

对一般罪犯而言,刑罚的适用是一种痛苦,但对病态型罪犯而言,刑罚的适用则意味着一种幸福。坚持对病态型罪犯适用刑罚,是对刑罚报应和一般预防目的的追求。从期待可能性理论看,病态型罪犯的犯罪"情有可原",刑罚应降低对其行为的可责性。     

浅论刑罚执行监督之完善

刑罚执行监督是刑事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刑罚执行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随着经济发展和刑事政策研究的深入,刑罚执行监督一跃成为学界以及实践部门的焦点。从梳理既有刑罚执行监督体制入手,剖析其弊端,并就一些刑罚执行监督中的突出问题和解决机制略书管见,以求教于同仁。     

应受刑罚处罚性是犯罪的独立特征

犯罪行为及其本质特征具有主客观统一性,因而,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不可能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应受刑罚处罚性不是社会危害性的限定因素,而是犯罪的独立特征,它从根本上揭示了犯罪与刑罚的内在联系,对解决犯罪构成、排除犯罪是由、共犯等犯罪论基本问题具有基础性作用,应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     

中国法律刑罚平等与司法公正问题研究

针对中国当今法律刑事诉讼的判决和刑罚执行的现状,同中国古代法律"官当"制度的对比,为了更好地贯彻法律刑罚平等,实现司法公正,对司法公平提出一些建议如下:在公开审判过程中做到更大程度的公开,披露更多的非秘密性案情;在执行阶段要切实保证犯罪人员的平等;法院要真正地做到独立审判。     

行贿犯罪非刑罚处罚措施的规范与完善

由于刑法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措施在适用方式与内容上均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司法实践中在对行贿犯罪人免于刑事处罚时较少采用非刑罚处罚措施,由此导致免于刑事处罚的行贿犯罪人实际上未受到任何处罚和教训。虽然《刑法修正案(九)》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对行贿罪免除处罚的范围,但基于查处与打击受贿犯罪的需要,司法实践中仍不可避免因"辩诉交易"而对行贿犯罪免除处罚。因此,为有效惩治与预防行贿犯罪进而有效遏制受贿犯罪,有必要对行贿犯罪非刑罚处罚措施的适用进行一定程度的规范与完善。对于行贿犯罪人能够产生预防犯罪作用的训诫、责令具结悔过、建议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这三种非刑罚处罚措施,无论在形式上抑或内容上,均因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应当进行规范。此外,对行贿犯罪非刑罚处罚措施的规范适用,还必须辅之以相对完备的基础制度,因此,应当夯实行贿犯罪非刑罚处罚的司法基础,完善信息及时披露制度和相应的监督机制,以及构建行贿单位强制性检察监管制度等。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评析——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视角

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是对合犯,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的治理有利于减少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发生。《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进行了修改:一方面适度加重其刑罚力度,另一方面区分了犯罪的对象以适用不同的刑罚。对该罪的修改遵循了"宽严相济、保障权利"的刑事政策,加重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处罚存在合理性。同时,"收买儿童即入刑"原则也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贩卖、收买妇女、儿童的犯罪,一味地加重刑罚并不能达到刑法的目的。     

中原经济区建设背景下的流动人口犯罪对策研究

建设中原经济区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战略。中原经济区建设过程中无疑会伴随着大量的人口流动,由此在某一区域会引发流动人口犯罪等一定的社会治安问题。对于流动人口犯罪的防控应该从"打"和"防"两个方面着手。注重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刑罚的及时性以及刑罚的适当性,注意宽严相济形势政策的适用。要针对流动人口本身原因及社会原因所导致的犯罪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     

我国刑法中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分析

近年来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突出。未成年人心智和生理都不健全,所以对未成年人犯罪承担的刑事责任必须区别成年人对待。本文从古代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刑罚出发,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概念进行了梳理,最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与预防措施进行了探究。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适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在适用刑罚时要根据实际需要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审时、宽严有度。由于未成年人身心发育的特点及犯罪原因的特殊性，对未成年犯科刑时应当体现出轻缓、宽容的一面，对较为严厉且不能实现刑罚目的的无期徒刑、财产刑及资格刑的适用应当作出相应的限制。     

浅析当前我国刑罚执行中的道德教育问题

道德教育问题是伦理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当前社会转型期的热点问题。因为触犯法律被关进监狱的服刑人员是社会矛盾与不和谐因素的集中代表,其道德缺失更为严重,更需要接受道德教育,做好他们的道德教育在整个人类道德教育实践活动中最具典型意义。从伦理学角度切入,系统总结了监狱刑罚执行中道德教育问题的特点,分析成因,得出刑罚执行中的道德教育途径如下:建立科学的刑罚执行道德教育内容体系;构建刑罚执行中的新型道德教育模式;提升警察素质,发挥警察的道德感召力量。     

需求弹性理论视角下死刑存废问题探究——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为例

在犯罪经济学中,弹性用来表示犯罪数量的变化对刑罚严厉程度的反应程度或灵敏程度。在国际社会呼吁废除死刑的大背景下,运用需求弹性理论分析发现,当前我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在"生刑"范围内缺乏弹性,但现有刑罚结构不具有废除该类犯罪死刑的现实条件。只有通过设置死刑替代刑、严格执行减刑假释制度、提高堵截性条款的适用性,才能保持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刑罚弹性,使废除该类犯罪的死刑具有现实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