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告官第一案“产权困局”置疑——与唐宗煜研究员、马怀德教授商榷

陈锦洪状告广东省佛山市经委行政侵权暨国家赔偿一案，旷日持久、艰辛曲折、牵动人心，索赔标的额过亿元，众多媒体称之为“中国民告官第一案”或“中国行政第一案”。本案虽经广东省高院终审判决，但围绕该案的争论却由来已久，绵延不断，且跳出了这个案件本身12004年第9期《财经》刊发的《“中国民告官第一案”遭遇产权困局》(下称《困局》)一文，     

百姓如何告“官”

1989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该法第75条规定:“本法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从此我国有了第一部“民告官”的法律。“民告官”这是一种简单的、形象化的说法,因为在行政诉讼中,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扮演着原告的角色。被告则由行政机关独揽。     

对七十四件行政败诉案件的调查与思考

随着《行政诉讼法》的多年施行,“民告官”在人们眼中已不再是什么稀罕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据笔者对湖南省安化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1998年上半年审结的行政案件调查,该庭共审结各类行政诉讼案件79件,其中行政行为合法,政府胜诉的5件,仅占结案数的7.5%.由此可见,该县的行政执法现状令人担忧,79件“民告官”案行政机关74件败诉,败诉率如此之高,败诉单位涉及之多,范围之广,令人深思.     

行政诉讼法修订:为『民告官』清障

行政诉讼法是一部典型的“民告官”法律,承载了无数老百姓的期望,具有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和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正能量作用,对于打造“法治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过,这部法律实施24年来,“民告官”之路走得并不顺畅,行政诉讼中面临的“门难进、案难审、判难胜、诉难息”等问题亟待通过修法,从立法制度层面予以解决.     

要让“民告官”成为司法公正“刻度表”

正11月1日,被称为"民告官"法的《行政诉讼法》在立案、判决等方面做出新规,禁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干预、阻碍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旨在消除民告官的"难"。据悉,中国"民告官"案原告胜诉率从10年前的30%降至近年的10%。(11月5日《大河报》)"民告官"10%的胜率从某种意义来说,是权力、司法与公民权益失衡的排序,背后可以窥见司法与权力直接对垒的艰难困境,即立案难、审判难与执行难,成为影响司法公信的关键领域,并且某种程度成为司法公正的"刻度表",反证出司法对行政权力和依法行政制约与制衡作用的式微。     

泛美卫星公司涉税案相关法律问题再探讨——兼论被告税务机关为何胜诉

泛美术星公司涉税案是2002年北京“民告官”十大典型案件之一，最终以被告胜诉落幕。本案要点：税务机关作出一个税务处理决定，必须进行“合同性质”——“收入定性”——“是否涉税所得”的客观分析过程。在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的基础上，形成处理决定的关键环节便是“适用法律”。“收入定性”正确，不等于“适用法律”无误。“收入定性”与“适用法律”的规则不同。为此，本文从争议焦点、原被告诉讼策略、行政程序中原告的举证义务、专家证言如何取舍、协议性质、收入定性、行政程序的法律适用、行政审判的法律适用、《中美税收协定》条款的理解、国家税务总局（211）号文和（566）号《批复》的评价等角度对该案作进一步回顾和探讨。     

一起民告公安局的行政诉讼案代理词

审判长、审判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第二条、17杂的有关规定，山东省律师事务所接受于春喜先生的委托，并指派本律师代理于春喜先生参加诉鱼台县公安局1993年第75号治安处罚裁决失当一案的行政诉讼。本案开庭之前，作为律师，我走访调查了许多知情的干部、群众，认真查阅了本案卷宗，刚才又全面听取并参加了法庭调查，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鱼台县公安局1993年第75号治安处罚裁决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纯属滥用职权的行政违法行为。理由如下：第一，关于于春喜“…     

“民告官”瓶颈打通了

行政诉讼证据规定１０月１日起施行今后，“民告官”的老百姓手中又多了一件法律武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公布，并将于今年l０月１日起施行。一、“民告官”：由“官”负举证责任此规定对“民告官”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和举证期限作出明确解释：即由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应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十日内，向法院提供所作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如果被诉的行政机关不提供或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行政机关被诉的这一具体行政行为就被视为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作出的。…     

民告官胜诉率是法治的重要标尺

正被称为"民告官法"的《行政诉讼法》,在颁布25年后做出首次修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并在立案、判决等方面发出新规,旨在消除"民告官"之难。据悉,全国"民告官"案原告胜诉率从10年前的30%降到了近年的10%以下,有一些省份甚至只有2%。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堪称是"民告官"案件的常态。公民选择告政府,说明具备一定法律意识;     

革命法制史上的一封重要复信——读毛泽东同志《给雷经天的信》

今年七月十日新华社公布了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给雷经天的信》(本刊1981年第4期已转载,以下简称“复信”)。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黄克功杀害刘茜一案,是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审理的重要案例之一。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日,延安《解放日报》曾以《高等法院日前公审黄克功枪杀刘茜案》为题,对本案进行过专门报道。从毛泽东同志的“复信”以及本案的审理,为我国司法工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值得很好地总结和学习。首先,“复信”肯定了必须依照犯罪     

出庭就是最重要的公务

在江苏海安县,发生“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政府行政部门负责人出庭应诉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2004年以来,2任县长、206位行政机关负责人先后出庭应诉。最近5年,该县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100％。（《人民日报》5月4日）     

一篇纪实小说引起的“官司”已终审判决——王发英诉刘真侵害名誉权纠纷案的追踪报道

王发英诉刘真、《女子文学》编辑部、《法制文学选刊》编辑部、《文汇月刊》编辑部以及《江河文学》的主管单位中国水利电力文学艺术协会侵害名誉权纠纷一案,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88年10月27日一审判决(详细情况见本刊1989年第1期《一篇纪实小说引起的“官司”》一文)后。同年12月31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还分别对本案中的4位被告,作出     

令人心忧的行政诉讼撤诉率

“民告官”在法律上的许可和保障被认为是中国法制文明进步的一大标志。自1990年我国《行政诉讼法》颁行至今,“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活动已开展了五周年,并在保障公民权、制约行政权的不法运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据笔者对河南省数家基层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调查发现,在行政审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越来越高的撤诉率已成为笼罩行政诉讼活动的一大阴影。在被调查的基层法院中,除一家法院的行政案件撤诉率为33%外,其余几家该类案件的撤诉     

不诉而审 无辩而判 “虹桥”案审判中的败笔之作

重庆綦江“虹桥”垮塌了，人命关天，国人关注。1999年3日26日子27日．4月1日至3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由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起公诉的綦江“虹桥”垮案塌。中央电视台向全国现场直播了这次刑事审判，新闻媒体及市民百姓对此公审已多有肯定乃至赞誉。但在第一案中，法院对赵祥忠作出的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判决，我们认为是本案中的败笔。可以说，这一判决是在“无控诉、无审理、无辩护”案件下的“有罪推定”判决。它严重地违背了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码原则，破坏了正确的刑事诉讼程序。这一案的重大程序错…     

南通“民告官”案行政机关败诉率降至2％

近年来，江苏省南通市“民告官”案行政机关败诉率持续回落，已从2004年的10．6％降至今年的2名，据了解，南通市从2004年开始，积极推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制度。越来越多的行政机关对行政诉讼表示尊重和认同，负责人出庭应诉率逐年增加。     

从中国电信反垄断案看我国反垄断相关制度的发展

中国电信反垄断案是2011年中国反垄断第一案。发改委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互联网接入领域涉嫌垄断行为进行反垄断调查,并有望开出近年来反垄断调查的最大罚单,本案体现了反垄断执法的重要进步。从对本案中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国《反垄断法》在反垄断调查对象的确定,反垄断调查过程中的措施以及反垄断制裁措施的选择等方面的不断进步。但不可否认,中国《反垄断法》仍然有待完善。我们应借鉴国外反垄断调查和司法程序方面的立法经验,完善我国的反垄断调查和司法程序。     

激活问责才能倒逼行政官员敬畏法律

日前,首都乏窗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实施意见》.在民告官案中,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不出庭应诉也不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将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照相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严肃处理.     

《冤案》析

《冤案赔偿法刍议》一文(朱建华《法学杂志》1986年第3期)对“冤案”的概念和定义,及其主体、对象诸概念的解释,值得商榷。该文说:“冤案是指国家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由于处分不当,使无辜公民受到刑事追究的案件。因此,冤案的主体只能是公检法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文中“冤案”的概念把案名和主体对立起来,把受“冤”的对象当作本案的主体,这是一个与立法原则相违背的颠倒,必须予以修正。我认为,“行政侵权赔偿案”这一概念,把案名和主体统一起来,又将该案按诉讼法分类原则划入行政诉讼范围之内,似比“冤案”这一慨念更为准确。     

“民告官”连胜四案硕果累累

2015年10月～ 2016年3月,北京市佳法律师事务所主任郎子君律师收获了“民告官”四案连胜的喜讯. 其中,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松北镇前进村村委会对哈尔滨市政府批准松北区国土资源局前进村村委会持有的(2001)字第5号《集体土地所有证》中争议的集体土地更正登记为国有土地的行政行为不服,遂开始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维护其合法权益,要求法院依法撤销哈尔滨市政府上述具体行政行为.哈尔滨市松北区法院一审审理后驳回了前进村村委会的诉求.前进村村委会上诉至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郎子君律师代理了这起上诉案件.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后,于2015年10月21日作出《行政裁定书》,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目前,该案尚未判决.     

“要惯例？还是要法律？”的答案

1993年《中国海商法年刊》曾以“要惯例?还是要法律?”为题刊登了作者评论英国上诉法院对“Bijela”轮一案的判决，该判决已于94年4月21日被上议院推翻，为追踪本案，使大家对案情的最终结局有一了解，现将作者以‘要惯例?还是要法律’的答案”为题所写的文章刊登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