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缺位到均衡:强制执行法基本原则的目标定位

我国现行的强制执行制度"寄居"于民事诉讼制度之中,无论是民事诉讼法的执行编,还是最高法院制定的一系列有关强制执行的司法解释,均没有对其基本原则作应有的制度安排,强制执行法律的基本原则长期处于缺位的状态。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都表明,强制执行法律单独立法势在必行。笔者认为,推进强制执行法律的单独立法,必须认清其基本原则目标定位的必要性、立足点与总体要求。强制执行法基本原则目标定位的价值功能强制执行法基本原则的目标定位所要回答的是强     

论英国行政强制法律制度的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英国行政法中并没有"行政强制"的概念,但在长期的行政实践中,英国逐渐形成了以司法性强制执行为核心,辅之以行政性强制执行以及行政程序中其他强制措施为内容的行政强制法律制度。本文介绍了英国行政强制法律制度的特点,阐述了法治原则、正当法律程序理念及控权论对英国行政强制法律制度形成、发展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英国行政强制法律制度对我国行政强制法律制度建立、完善的启示意义。     

公安行政处罚强制执行问题——以行政处罚决定机关的直接强制为侧重点

公安行政处罚的强制执行,是公安机关履行其职责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难以替代的意义。没有强制执行,公安行政处罚就不会有实效、社会治安管理就会软弱无力、社会秩序将陷入混乱。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颁布实施,行政强制执行问题已经提上各级公安机关的案头,其中很多法律问题,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疑问需要深入学习和讨论。本文将一些法律规定尚不够明确的问题提出来并试图做出必要的解释作为学习、理解和适用强制法的参考。     

论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救济

行政强制执行,作为行政强制的一方面,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财产等重要权利。在强调法治和人权的今天,这些属于公民的重要权利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同时,行政权存在被滥用的危险,行政强制执行中也可能出现不法或不当情形。因此,法律应当对行政强制执行进行有效控制,从而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为实现此目的,法律应运用多种调整方法,法律救济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在很多行政法治国家,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救济制度都比较完善,并各具特色。对于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我国应当在立法过程中予以关注和参考。鉴于我国目前的法律救济制度存在某些方面的问题和不足,提出相关的立法构想。     

行政强制执行二题:定位与责任

《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执行的界定与后续的强制执行程序、违法强制执行责任的规定之间存在不协调的问题,有必要从法律制度的角度对行政强制执行进行重新定位。行政机关自力执行时,应在行政决定的赔偿责任与行政强制执行的赔偿责任之间作出区分;在人民法院依申请强制执行时,要按照行政决定是否存在明显违法的情形来确定是人民法院单独承担赔偿责任,还是由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强制执行公证的法律层面思考

本文从什么是强制执行公证,强制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发挥法律效力的范围,强制执行公证中存在的争议救济机制和如何完善我国强制执行公证的制度四个方面思考了强制执行公证的法律层面。     

行政决定强制执行的法律适用及其救济

《行政强制法》规范了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明确了我国行政决定的强制执行是司法与行政并举体制。然而,这种表面的"治"并不能遮掩法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本文认为行政决定强制执行在法律适用上存在起始期限计算不统一、管辖法院有待明确、执行主体的确定标准不明、审查标准的可操作性不强等突出问题,急需立法之间进一步协调。行政决定强制执行在现有法律救济中的暂停执行名不副实,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和请求国家赔偿面临受案范围的阻滞,赔偿程序自身存在行政赔偿与刑事赔偿的差别对待。因此,我国行政决定强制执行法律救济应当增加预防性救济,加强非诉讼审查,逐步实现裁执分离的普遍化。     

侵权责任法的“赔礼道歉”责任探析

赔礼道歉作为我国法定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之一,在侵权人拒不履行判决所确定的赔礼道歉义务时,对其强制执行是保证法律权威的必然要求。但是强制侵权人进行赔礼道歉违背了其良心自由、侵犯了侵权人的人格权,无法实现强制执行的效果。在现有法律制度下必须谨慎地适用赔礼道歉这一责任承担方式。     

论我国强制执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民事强制执行制度是运用国家强制力强制债务人履行义务,以实现债权人私权的法律制度,是实现民事权利的最后一道法律保障。缺乏有效的强制执行制度,生效的法律文书将成为法律白条,这不仅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还将损害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威性和司法尊严。然而,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执行难在民事司法实践中日益凸显,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     

最高额抵押权在公证实务中的理解与适用

《民事诉讼法》第218条和《公证法》第37条为强制执行公证提供了法律根据，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的实施，强制执行公证，成为当前公证机构的一项主要业务。在强制执行的公证业务中，金融机构的抵押借款合同公证占绝大多数。由于《物权法》对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范围未作任何限制，再加上其能配合继续性交易形态的需要，弥补一些普通抵押权所不具有的功能，因此，最高额抵押贷款日渐被金融机构所采用。基于此，有必要对最高额抵押制度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探讨分析，以正确指导公证实践。     

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法律归属

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法律归属问题一直都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伴随着《行政强制法》的出台,该问题又再次成为了行政学界争论的焦点.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看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分配机制基本上沿用了原来的模式,即以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为例外.该配置方式固然有它合理的一面,本文将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行政与司法角色定位、合理利用司法资源和提高行政效率等多重视角来探讨与分析该分配模式存在的争议与不足,并进而提出自己的修改建议.     

强制执行权并轨运行模式研究——以我国执行主管现状与完善为切入

执行主管,是指不同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强制执行职权和履行强制执行职责的范围和权限。符合强制执行规律的主管制度有助于促进强制执行价值的实现。我国目前对执行主管的研究尚不深入,强制执行权并轨运行下的不同机构间执行冲突屡有发生。笔者认为,现行民事强制执行由法院主管的制度是我国基本国情的选择,应当坚持并完善。从长远看,行政强制执行应当由行政机关主管,但要明确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程序中的司法审查权。     

“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分界

《行政强制法》既将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合二为一"(合称为"行政强制"),又在同一法中将它们"一分为二"(分别规定"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之所以将它们"合一",是基于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有其行政行为上的共性;之所以将它们"分二",是基于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在法律设定和法律适用中的严格区别。作者在反思以前几种区别理论的基础上,认为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之间最为本质的区别应当是行政机关强制当事人履行的"义务"不同:强制当事人履行"容忍、不作为"义务者为行政强制措施;强制当事人履行"作为"义务者为行政强制执行。     

民事强制执行中之比例原则探析

民事强制执行程序是司法制度的终结性环节,民事强制执行的原则是构成民事强制执行程序基本理念的重要因素。探讨民事强制执行中之比例原则,有利于要深化对民事强制执行本质规律的认识,从而树立科学的民事执行理念,并为改革和完善民事强制执行法律制度提供良好的指导原则,进而为民事强制执行实践奠定坚定的理论基础。     

从永济法院化解一起棘手案件看“谦抑执行”

我国特色的民事强制执行制度既强调强制性,以突出执行高效价值,又强调灵活性,以突出公平、和谐、人权价值,体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强制拆除法律属性二元论——以正在进行的违法建设切入

《行政强制法》第44条将强制拆除一概界定为行政强制执行，正在进行的违法建设也涵括其中，在严格的程序要求下，能否当场强制拆除，其性质如何，不仅立法实践、执法实践更加困惑，理论层面也存有争议。强制拆除正在进行违法建设的法律属性应归属为行政强制措施，其性质的界定应打破将强制拆除一概定性为行政强制执行的关隘。强制拆除二元论的提出是对实践困惑、理论争议的回应。强制拆除归属于行政强制执行抑或行政强制措施，应根据具体适用对象的不同，结合具体情形，考量违法行为是否正在进行、是否给予相对人履行期限、相对人是否明确、情况是否紧急等因素判断。该法条的理解应该采取限缩解释，强制拆除简易程序的设置是下一步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     

论环保非诉案件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完善

随着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逐步推进和环保非诉行政强制执行案件数量的逐年增加,现行的环保非诉案件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实践的需要,各种缺陷开始凸显出来,亟待完善。笔者认为我国应当适当扩大环保部门的强制执行权,建立委托强制执行机制和协助强制执行机制,探索建立重大案件行政强制先予执行机制,建立健全环保部门与法院联动协作机制等,从而推动环保非诉案件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完善。     

我国环境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探析

环境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是环境法体系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完善的环境行政强制措施制度对于规范环境行政权力、保护行政相对人权利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目前的环境行政强制执行法律制度存在缺陷,本文在分析存在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应当赋予环境行政执法主体自行强制执行权,制定严格的环境行政执法制度,同时完善执法责任制,确保强制权不滥用等构想,以期望我国的环境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得到更好的完善。     

我国《行政强制法》的法律地位、价值取向和制度逻辑

《行政强制法》出台,标志着我国行政强制制度的法治化框架得到确立,有助于根治行政强制的＂散＂、＂乱＂、＂软＂三大突出问题,符合世界各国行政强制法治化的发展趋势。该法调整的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改革预测——基于“行政强制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的思考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为“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力执行为例外”,即大部分的行政强制执行案件交由人民法院来实施,这在法律实践中造成了很多问题,如行政强制执行难、执行效率低下等等。由此非常有必要对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进行改革,而从世界的发展趋势来说,不用说以行政机关自力行使行政强制执行为传统的德国和日本,即使在英美等少数实行司法执行模式的国家,法院也并不具体负责行政强制执行的具体实施,而是专司裁判,具体实施依然交由行政机关去完成。在最新颁布的“行政强制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部分条款中也体现着同样的趋势。本文认为未来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将会朝以下趋势发展：大体延续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制度;具体实施权逐步交由行政机关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