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法法典化的基础--从罗马法到现代社会

中国民法法典化已经是大势所趋.然而民法的法典化从来都不是偶然的,它是特定历史基础的必然产物.探寻民法法典化的基础,应以罗马法的历史为出发点,从社会形态、经济体制、政治模式、法哲学、法理论研究及法文化等几个主要方面展开论证.     

中国古代习惯法对当代民法法典化的影响

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古代习惯法的分析 ,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民法法典化的互动 ,进而为现代中国的民事立法和研究提供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因为民事立法是涉及全民族文化、经济环境的大事 ,应认真考察传统习惯因素对其潜在的影响     

民法法典化的政治向度与核心价值之实现

据考察,民法典的编纂几乎总是在一定的政治因素的刺激之下浮出水面,而民法法典化之形式与实质价值的实现,也总是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条件。虽然目前中国的民法法典化呼声很高,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尚不具备制定民法典的思想积淀和学术准备,更缺乏民法典发挥其内在价值的社会土壤,因此,在当前政治稳定、立法权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急于制定一部民法典,而应该更深入地进行基础性的研究。     

清末民初民法法典化的历史动因

所谓民法法典化,“即将民事一般重要问题,将契约自由、过失责任及私有财产尊重等原则,于一个体例严谨之法典中规定之.”在清朝末年以前,中国没有独立的民法典,固有民法散见于礼俗习惯及律典之中.自1840年鸦片战争,古老的中国经历了亘古变局,传统文化所孕育的固有民法也遭遇了空前的挑战与危机,转而走上了继受西方民法、实行法典化的途程: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修订法律馆完成了《大清民律草案》,史称民律一草,该草案未及实施,清政府已为革命风潮所推翻;民国四年至民国十四年(1915~1926     

论文化因素对中国传统民法的影响

在当今民法法典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正视传统文化中劣性因素的存在,应对传统文化中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观念进行更新,更换成符合市场经济法律机制的法律观念,保留优良的民族特性,同时追求世界各民族的人民共同追求的民法理性。     

从民法现代化演进趋势看我国民法法典化进程

民法现代化的演进主要体现为民法发展的三个趋势:即民法国际化、民法的社会化和民法商事化趋势。本文从这三个趋势出发,探讨我国民法法典化的进程。认为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对民法社会化趋势做出回应,同时应坚持权利本位为主、社会本位为辅的立法思想;在立法模式的选择上,我国民法典应顺应民法国际化的趋势,制定出一部既有借鉴学习,又能立足本国,具有“原创性”的民法典;在民法典的体系构建上,应注意处理民法典与特别法的关系,同时注意民法典中调整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并重的问题等。     

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生成规律与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

现代学者多认为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的进程存在诸多严重问题。但这些问题并非完全是几部法典草案自身不足所造成,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的进程违背了民法典生成的基本规律才是更深刻的问题。法、德、日三国制定民法典的艰辛历程说明,民法典只有在一个基本稳定的新社会秩序下才可能发挥长远的功效,作为调整民事生活的基本法和常规法,民法典无力自发调整处在巨大变革之中而尚未形成稳定秩序的社会生活。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国始终处于动乱,纵然其间有过形式上统一全国的政府,仍无法领导国人构建新的社会秩序,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当然也无法取得真正的成功。     

民法法典化之反思

目前 ,中国正准备使自己的民法法典化 ,无论学术界 ,还是立法界 ,绝大多数人都呼吁中国早日制定自己的民法典。在论及制定民法典的原因时 ,却往往忽视法律统一对其的影响。实际上 ,从大陆法系各主要国家制定颁布民法典的最直接、最现实的目的来看 ,都是基于对已有分散的法律进行统一的需要。然而 ,目前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政治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而且宪法也赋予了立法机关集中的立法权 ,从而确保了多年来所制定的民事单行法必然是统一的。基于此 ,笔者认为 ,虽然目前中国的民事单行法数量众多且冲突不断 ,但其在某一特定的民事领域仍是统一的 ,加之伴随着民法的调整范围日益扩大 ,传统的民法典体系亦不能包容一切的现实 ,因此 ,中国应维持目前的民事单行法现状 ,实无必要进行民法的法典化。     

我国民法法典化的社会学思考

实现民法法典化是法学界的重要任务。本文从法治背景、社会背景和文化伦理三个方面对民法典的制定加以考察。特定的法治背景决定我国民法会带有一定的公法色彩 ;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及改革的渐进性会给民法典的制定、实施带来影响 ;民法与传统法文化、伦理的不融合 ,要求我们必须注重利用本土资源。在法学的研究方法和指导思想上也应有所变化。     

清末民初民法法典化动因探析

清末民初 ,内忧外患 ,中国法制面临现代化的抉择。最终 ,晚清以来的民事立法于西方两大法系中 ,走上了大陆法系法典化民法的道路 ,究其原因 ,主要有 :五大臣的出洋实证考察、邻邦日本的影响、对世界民法认识的片面性、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步发展和民权的扩张、中华法系的成文法传统和制典习惯、当时法官偏低的素质等。     

论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的关系

目前有关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关系的问题已成为诉讼法理论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受到“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诉讼法一直被看作是实现实体法的形式和手段，因而诉讼法的工具价值被视其根本价值，忽视了诉讼法的内在价值。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构成了统一的法律体系。     

比较法在民事诉讼法教学中的应用——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之比较

民事诉讼是实体法和诉讼法共同作用的"场"。民事诉讼法不仅具有保障民事实体法实现之功能,而且具有内在独立之价值。两者在举证责任、当事人等制度上存在着相互交融,民事实体法在法律拟制、诉前禁令上填补诉讼法的真空。对两者在合同案件管辖、个人合伙的诉讼地位等方面存在的冲突,应当根据法的效力等级以及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来处理。     

公务员惩戒制度——中德公务员法的比较分析

针对公务员惩戒制度,中国《公务员法》进行了一定范围的法律规范。但与德国《联邦惩戒法》、《联邦公务员法》中的相应制度安排相比,中国目前的规定较为抽象并缺乏可操作性。尤其是针对公务员在惩戒程序中的部分基本权利,例如查看档案权、参与调查权、委托律师权等,《公务员法》均未作出规定。从整体上看,中国制度下的公务员在程序中的角色过于被动,几乎无机会主动参与调查环节。为了确保被惩戒公务员合法权利的保障并提高整体程序的客观性,可考虑将德国法律中部分具体权利保障制度纳入到《公务员法》今后的修订范围当中。     

民法本位探源

民法本位问题系民法哲学的基本问题 ,二者乃同一指称 ,这才是民法本位本源意义上之界定。以往学界对此似有所忽视 ,偶有学者对此撰文 ,但论证肤浅 ,未能抓住问题之本质。民法本位历经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之嬗变 ,古代民法为义务本位 ,近现代民法为权利本位。近代民法为个体化的权利本位 ,现代民法为社会化的权利本位 ,二者为权利本位发展的两个阶段。我国当前私权意识与权利体系尚处于初创阶段 ,与此因应 ,我国未来民法典应以个体化的权利为本位。     

论市民社会与民法的本位

民法的本位在我国有多种说法 ,但多有偏颇。应将其归纳为两个有机联系的的方面 :民法的基础是什么 ,民法调整的方法论重点是什么。其中民法的基础是市民社会 ,这也是民法本位的核心部分 ,而对中国社会形态中的市民社会的辨别与建构对我国民法现代化有决定性作用。     

民法、民诉法与知识产权研究--21世纪知识产权研究若干问题之一

知识产权法学与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20世纪里,中国起步较迟的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虽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超前,但也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滞后.但是,在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存在一些误区.本文认为,在21世纪里,中国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知识产权法学仍应对知识产权的特殊性、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适用、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构成条件和责任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的"形"与"体"进行深入的研究.     

论中国民法的体系

民法的体系是指民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内部具有逻辑联系的各项民事法律制度所组成的系统结构。当今世界各国之民法体系，也难以简单地把哪一国的民法体系单纯地划分为只属于哪一法系，它们大多都在不同程度上变成了“混合体”。中国未来的民法体系应当包括：民事主体制度、民事客体制度、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人格权制度、侵权责任制度、亲属制度、财产继承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国际私法制度和民事诉讼制度。     

诉讼时效中止在民法中的具体适用

诉讼时效中止制度是世界各国民事立法之通例,但具体至各国而言则因国情或理论认识差异而互有不同。借鉴各国、各地区民事立法,构建我国全新的民事诉讼时效中止制度无论对民事立法还是司法实践都极具重要性。     

浅论民事权利的民法保护救济机制——从民事责任的体系化分析入手

传统责任理论中存在诸多误区,没有辨明侵权损害赔偿的性质,简单将民事责任等同于违约责任加侵权责任,致使民事权利得不到全面有力的保护救济。本文试在分析责任概念性质的基础上,从请求权的体系化角度重新构建我国的民事责任体系,以完善民事权利的民法保护救济机制。     

民法与经济法价值取向之比较

文章从民法、经济法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两个独立、重要的基本法律部门，分析了价值取向各有异同、指出二者不可互相替代或否定，而是不可偏废，缺一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