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思考

在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上 ,许多学者主张采纳“优势证据”或“高度的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这就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 :在民事诉讼中我们是否还适用传统的“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 ;结合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 ,我们应该构筑什么样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试论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不同证据制度的证明标准是不相同的,我国三大诉讼法采用的是一元制证明标准,并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确定为客观真实.本文通过对证明标准的概念、世界两大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比较、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及弊端、"法律真实"取代"客观真实"的必然性的阐述,论证了我国民事诉讼应采用"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文章在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含义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通过对两大法系关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比较,得出我国现行的法律真实不能成为一种证明标准,我国应采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来重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刑、民证据法之差异论纲

刑、民事诉讼目的的不同,导致刑、民事证据法在证据能力、证明力、证明方法、证明对象、证据调查原则、证明责任、法官形成心证的资料范围以及证明标准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国应当制定与各诉讼相适应的证据法典,或补充完善三大诉讼法中证据法的内容,而不宜制定统一证据法典。     

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建构

我国民事诉讼中关于“证明标准”的立法规定显得过于粗疏,应进一步建立相对确定的证明标准。在设计证明标准规则体系时,应考虑下列因素:案件的性质;案件的重要性;案件发生的概率和案件证明的难易程度。由于案件的性质不同及处理产生的社会影响不同,我国民事诉讼不应一律实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对于一般民事案件,适用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而对于性质严重的重大和发生概率低的案件一般应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没有明确规定,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有“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两种证明标准之争,随着法学理论研究不断深入,人们从民事诉讼证明的相对性、“客观真实”标准的局限性、“法律真实”标准的可行性,重新认识,逐渐接受“法律真实”标准。     

也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衡量证据事实的最下限的标准,我国民事证据立法应确立以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为中心,呈差序结构的证明标准体系。此种证明标准的实质内涵就在于它在形式上是主观的,即存在于法官的内心和主观判断之中;但它在内容上则是客观的,即是主观对客观的能动反映、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     

非法占有目的之刑事诉讼证明与死刑慎用

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种主观要素,是诉讼证明的对象。其证明方式主要有间接证据证明和刑事推定。无论何种证明方法,都应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但间接证据证明应坚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刑事推定应坚持高度盖然性标准。非法占有目的是决定死刑裁量的关键性定罪事实之一,即使存在非法占有目的也不宜适用死刑,从限制和减少死刑的立场出发,一般最终不宜考虑死刑。     

行政优势证据的认定与证明标准

“压线行驶”“违法鸣笛”“违章掉头”等瞬时交通违法行为屡见不鲜.受制于违章行为的瞬时性,监控数量和技术的滞后性,行政主体只有执法人员的个人陈述,形成双方“一对一”证据的尴尬局面.法院率先以行政优势证据出发,调整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利益,拿捏比例原则,权衡行政主体的利益和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建立一套单独的行政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行政优势证据证明标准的程度应该大于民事诉讼中“优势证明规则”百分之五十一的要求,小于刑事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规则”,以此达到法官所要求的“量度”和“质度”的证明要求.     

“谁主张、谁举证”刍议

“谁主张、谁举证” ,指在诉讼中的当事人对自己所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及义务提供证据材料。在法学理论的界定中 ,则会与人们对“主张”一词的识别标准不同 ,而成为不知所云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并且混淆了肯定主张与否定主张之间的区别。因而不应将“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作为一般性的分配原则。应当根据我国国情 ,证明责任应坚持诉讼平等的原则 ,分配服务于诉讼法任务。     

论刑事诉讼中的推定规则及其在我国的确立

在刑事诉讼中,适用推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控方的举证责任,适当降低证明标准,有利于诉讼的进行和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无罪推定作为一项基本刑事诉讼原则,并不是证据规则意义上的推定,推定的适用并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为了实现公平举证以及促进诉讼效率,应当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构建完善的推定规则。     

论“比例认定”理论

我国当前三大诉讼法实行的是一元的证明要求 ,但在一些工业事故、交通事故以及公害事件所引起的侵权案件的处理中 ,要求认定案件的证据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不利于对受害者的保护。我们应当借鉴以自由心证为背景的“比例认定”理论。“比例认定”是指在侵权案件中 ,法官对损害发生的因果关系没有形成完全的确信时 ,按心证程序比例确定损害赔偿额。     

略论刑事诉讼举证权利

在刑事诉讼中,举证权利是与举证责任相伴生的,目前的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都强调了举证责任,而未论及举证权利。举证权利属于控诉权、辩护权、审判权中的内容。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应建立完备的举证权的制度。     

精神损害赔偿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人的精神权利应受到保护,作为人权的一项基本内容越来越受到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视,但却不能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提起赔偿请求,这和我国法治的进程应当说是背道而驰的。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允许当事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不仅仅是降低诉讼成本、实现诉讼效益和效率的价值目标的要求,也不仅仅是维护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合法权利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彰显了法治社会法律为人服务的根本属性。     

恶意诉讼及其救济初探

诉讼是人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但在诉讼的过程中,基于法律制度的残缺和 个人不法利益的驱动,一些人恶意提起诉讼,给受害人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巨大损害,并且造成国 家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还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人们的法律信仰。因此,对于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 行为应当予以遏制和惩戒,对恶意诉讼人妨害民事诉讼的,应当采取强制措施;构成民事侵权的,应 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触犯刑律的还应承担刑事责任,从而提高恶意诉讼的成本以有效防范恶意诉 讼,建立公正、廉洁、高效的诉讼机制,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规定过于笼统,存在较多缺陷。应从解决被害人权利保护的从属性、片面性,以及制度的不完善性三个方面着手,重构被害人权利保护机制;特殊情形下民事程序可以优先于刑事程序,确立被害人损害赔偿的全面性原则,建立国家补偿制度。     

经侦案件中“幽灵抗辩”的形态及证明方法

＂幽灵抗辩＂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为减轻或者免除其刑事责任而提出的无罪或罪轻的辩解,在司法实践中,如何从证据上对其抗辩进行排除是一大难题。在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侦查机关要搜集证明被告人主客观方面的相关证据,难度很大。我国应借鉴英美法中的＂积极抗辩＂制度,思考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如何履行好举证责任,从而通过举证来排除被告人的辩解。     

医疗损害案件因果关系证明问题探析

医疗过失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证明,是医疗损害诉讼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医疗损害案件的实际情况,合理确立和适用案件诉讼证明规则,对于平衡医患双方利益具有积极意义.在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规则,以减轻防御性医疗和医疗诉讼泛滥的风险的同时,应采取“优势证据”证明标准,缓解医疗案件中因果关系不确定的影响,并通过表见证明、专家鉴定和证明妨碍等制度缓和患者的举证负担.     

我国现行辩护制度管窥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制定和新的刑事诉讼法及刑法的相继实施,给人以极大的鼓舞,但我国当前的律师执业状况却不容乐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仍然解决不了控辩双方力量不均衡的问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在审判阶段成了凌驾于辩护职能与审判职能之上的一项权利,严重破坏了诉讼结构。而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帮助伪造证据罪"更是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此,努力改善辩护律师的执业环境,使得我国能够满足国际最低司法公正标准,已成为我国整个刑事程序亟待改革的问题。     

浅谈我国刑事公诉证明标准——以审判证明标准比较为视角

公诉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公诉证明标准的概念比使用"起诉标准"、"起诉的证明标准"、"公诉的证据标准"等概念更为科学;两大法系的主要法治国家都对公诉证明标准作了具体而严格的规定;在我国,公诉证明标准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基本一致,因此产生了观点不同的学说;应当通过评介和借鉴,力求寻找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公诉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