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纠纷刑事化的根源及对策

民事纠纷刑事化危害严重,它不仅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阻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严重损害政府威信和司法的公信力。利益驱动、地方保护主义和司法程序瑕疵等是民事纠纷刑事化的主要根源。因此,提高执法人员素质、严惩此类案件、完善司法程序和转变地方政府管理者管理理念等可以有效减少民事纠纷刑事化。     

“严打”刑事政策与国际上的“非刑事化趋势”

刑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刑事法治化的进程与走向。二战后世界许多国家的刑事政策逐步出现了非刑事化的发展趋势,其实这与我国目前进行的“严打”刑事政策并不矛盾。借鉴世界各国经验,我国应当正确认识刑罚本身的局限性,从我国的现实情况与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及时调整和完善我国的“严打”刑事政策,并与非刑事化政策相结合,使两者互动互补,确保我国“严打”刑事政策充分发挥其有效功用。     

“刑事化”诉求下口袋罪泛化治理新解

在"运动式治理"模式逐渐走向法治化、常规化、权威化的我国,国家权力机关和普通民众的社会治理"刑事化"伦理诉求愈加明显。而口袋罪泛化问题,是国家权力机关为满足社会治理"刑事化"伦理诉求而必然出现的附带后果。解决口袋罪泛化问题的刑法理论,不应以我国目前流行的、被宪法所明文规定的、"公检法"适用刑法的思路为主,而应以刑法的刑事辩护律师适用思路为主。如果越来越多的刑法学者能将定罪量刑研究思路,转变为刑事辩护律师的无罪或罪轻思路,则可以自下而上地切实消减我国的口袋罪,解决口袋罪泛化问题。     

论刑事程序法上的非犯罪化

非犯罪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宽松一极的核心内容。刑事程序法上的非犯罪化表明刑事程序法所具有的非犯罪化价值,并体现出非犯罪化的多元化路径。追诉机关的不予立案制度、自诉制度和不起诉制度,都是刑事程序法上非犯罪化的路径选项。     

刑事立法犯罪化的提倡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刑法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应在多大范围内介入社会生活的合理化问题凸现出来,刑事立法应该“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成了刑法演进中的一个主题。一种观点从个人权利奉位、刑法应当谦抑出发,主张我国刑事立法应该非犯罪化;另一种观点从保护社会秩序、刑法应当法网严密出发,主张我国刑事立法应该犯罪化;还有观点认为要建立、健全刑法出入罪机制,刑事立法应该循着非犯罪化和犯罪化双向思路进行。本文认为,就我国目前而言,刑事立法应当“犯罪化”,一方面刑事立法犯罪化并不意味着重刑和对个人权益的必然侵犯,也不意味着将刑法的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应转变观念,建立刑事一体化原则,完善司法制度,确保刑法制度的严而不厉。     

刑法的独立性与刑事政策刑法化路径

刑法具有独立的社会治理工具属性,具有超越部门法意义上的独立性。刑事政策具有扩张刑罚权的本能冲动。现代社会,刑事政策必须刑事法律化,刑事政策刑法化是刑事政策刑事法律化的基本方面。刑事政策刑法化的基本路径是刑事司法政策化和刑事政策刑法化,这两个环节在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并列、继起,螺旋状发展,刑事政策在其中得以贯彻、调整。     

宽严相济构建和谐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指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既要有力地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又要重视依法从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从根本上缓解社会冲突,减少社会对立面,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警惕贪官“假立功”!

近年间有些“落马”贪官为减轻惩罚,利用各类手段“立功”,以致出现了帮助立功、串通立功、虚假立功、买卖立功等异化情形,严重误导审判结果,有违“立功从宽”制度的本意。法学界为此提出,对贪官的立功认定,应严格甄别。     

对完善刑事自诉法律制度的思考

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自诉制度的构建存在案件范围不清、处理程序不明等制度性缺陷,不利于保护刑事自诉人的合法权益,也牵制了公安机关大量的精力,浪费了执法成本。以公安机关处理刑事自诉案件实务为视角,分析探讨刑事自诉案件的现有法律规定和实务,梳理出公安机关处理刑事自诉案件的一般程序,完善刑事自诉制度。     

论当前我国私人刑事调查的侦查化

作为古老的自我保护与私力救济重要手段,私人刑事调查当前在我国却出现了侦查化的特征,这主要包括私人刑事调查的外观侦查化和内质侦查化两方面。它们的出现虽有一定现实合理性,但缺陷非常巨大。针对其进行法律规制,应在宪法层面提倡私力救济入宪,在专门性法律制度建构层面要求设置私人刑事调查相关法律,为比较可行的方略。     

论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

当前,中国的刑事证人保护制度还不够完善,特别是在司法实践层面,导致证人作证不积极。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虽然取得了一定进步,但在实践中仍应从建立专门的刑事证人保护机构、完善具体的保护手段和措施、完善刑事证人保护的对象及范围以及建立刑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入手完善刑事证人保护制度。     

警惕人大代表选举中的“二元化”问题

新一轮的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按照选举法新的精神,首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据有关部门统计,这次换届选举将产生县乡两级人大代表200多万人,涉及县级政权2000多个、乡级政权3万多个。参加这次县级人大代表选举的选民将达9亿多人,参加乡级人大代表选举的选民将达6亿多人。数亿选民通过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     

刑罚轻缓化的刑事政策基础

当代世界刑罚的整体发展趋势是刑罚轻缓化.一国的刑事政策会对刑罚轻缓化产生重大的影响,当代西方国家所确立的"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和我国所确立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刑罚轻缓化的刑事政策基础.     

“涉外刑事管辖权”与“域外刑事管辖权”概念辨析

涉外刑事管辖权与域外刑事管辖权是涉外刑事法律范畴的重要概念,它们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交错。两者在归属和目的、管辖权确立的依据等方面具有相同性,在划分标准、客体范围、实现途径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     

西方非犯罪化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影响

非犯罪化浪潮的产生和流行 ,对世界刑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既不能盲目跟随 ,也不能视而不见 ,要对西方的非犯罪化运动的背景、实质以及我国的刑事立法现状做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对比。非犯罪化浪潮对我国的启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刑法对行为样态的调整要体现法益原则 ,以符合社会保护需要为出发点 ;二是定量因素上应该从宽入罪 ,保证社会发展的内在活力。     

非犯罪化思潮与我国刑事政策路径选择

非犯罪化是当前国际上重要的刑法思潮。非犯罪化是刑法谦抑性、经济性的要求,是理性刑事政策的选择方向。我国在当前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应当适度进行立法上的犯罪化,同时注重通过司法手段实现实质的非犯罪化。     

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的刑事政策分析

国内外关于过失危险行为应否犯罪化存在很大争论。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对部分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对犯罪化的过失危险行为的处罚要尽量经济合理,注重利用非刑罚方式预防过失犯罪的发生。     

公安机关刑事和解实证研究——以广东公安机关刑事和解实践为样本

随着新修订刑事诉讼法的生效实施,作为一种具有地方经验的制度实践,公安机关刑事和解成为刑事诉讼中的特殊程序。对广东公安机关刑事和解实践的实证分析表明,作为地方经验的制度实践与作为特殊程序的公安机关刑事和解存在潜在的冲突。公安机关所处的诉讼阶段与职权特点决定了其适用刑事和解程序既具有独特的优势,又存在相当的法律风险。应在正确理解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公安机关刑事和解规定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专门化且具良好衔接性的公安机关刑事和解机制。     

刑事诉讼的“公法私法化”现象研究

刑事诉讼自古罗马就属公法范畴,然而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诉讼法制的发展,刑事诉讼中的"公法私法化"逐渐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2012年我国刑诉法修改时确立的刑事和解和附条件不起诉,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表现。尽管这种现象并非新鲜事物,但是这些私法化的刑事案件处理方式,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为探究这种法现象的发生规律,笔者通过研究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过程中"公法私法化"趋势的内在诉讼机理和外在制度动因,来揭示这种现象在国家制度层面发生的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     

从“路径依赖”到“发现法律”——以“刑事和解”为样本

当前刑事诉讼实践中产生"植入异化"现象之原因在于:诸多学者未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进行文明关涉,制造了研究思路中单纯的"路径依赖"问题——思辨法学和比较法学凸显;对策法学成为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路径;"相对合理主义"的态度不断升温。随着理论和实践之间矛盾的出现,此路径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可尝试从文明关涉的源头入手,通过路径方法的突破来改变困境,实现从单纯的"路径依赖"到"发现法律"的方法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