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宜粗不宜细”的新思考

对「宜粗不宜细」的新思考万其刚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大规模法制建设的进行，许多人都对“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指导思想（或立法理念）提出了一些看法。对此，我个人认为，“宜粗不宜细”，虽不宜作为一个口号来提倡，但也不能以“宜细不宜粗”取而代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讲...     

我国价格立法的指导思想

<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草案)》已七易其稿,正在各地广泛征求意见,并准备今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可见,党和国家对该法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正因如此,本人拟就价格立法的指导思想略陈浅见,以供立法者参考。     

我国劳动立法的指导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是我国法律的一个部门,它和其它法律一样,应该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一种特殊行为规则。列宁和毛泽东同志对劳动法都很重视。苏联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国家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劳动法典。列宁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就拿你们业已实行的第一部法典——劳动法典来说吧。这是苏维埃政权的一个巨大的成果,因为这部牢固确立了劳动立法基础——例如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典,是我们在所有各国加紧反对工人阶级的这种时候通过的”。(列宁《论劳动》504页)。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三年就指出:“只有坚决地实行劳动法,才能改     

我国刑事立法指导思想的反思

“宁疏勿密”的刑事方法指导思想,形成了刑法条文的原则性规定。在某种意义上,司法机关办案不是在适用刑法,而是在适用司法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立法权的旁落。我们反对刑事立法上的“宁疏勿密”,但也并非主张制定法律必须冗长细致,搞立法上的繁琐哲学。刑事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社会生活发展了,迫切需要法律调整,而按照经验型立法,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不能贸然立法,因而出现法律的盲区。立法上不予过问,司法机关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做。无法可依一旦长久延袭,必然形成一种惯性的力量,从而侵蚀有法必依的原则。     

略论立法规划——从“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立法状态谈起

长期以来,我国立法机关将“成熟一个,制定一个”作为立法工作的指针,形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立法缺乏通盘考虑的局面,导致我国立法结构部分失衡,立法缺乏整体规划,法律出台的先后顺序无章可循,打个不甚妥贴的比喻,立法机关好比“零售商”,这对于一国法制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诚然,“成熟一个,制定一个”遵循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一唯物主义法宝,因为法归根结蒂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的。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法律的制定和其他事物     

现场勘查中的“粗”与“细”

评价现场勘查工作搞的是"粗"还是"细",要有衡量的标准和尺度。"粗"和"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无论是"粗"还是"细",都包含着勘查人员的工作态度、敬业精神、业务能力(包括认识水平)、工作效果,是勘查工作的综合体现和评价。单从某一个方面评价是"粗"或"细"都是不客观的。在以往的现场勘查工作中总会出现这样几种情况:①痕迹物证提取了,综合分析评判也准确;②痕迹物证虽提取到了,在分析认识上出现偏差;③分析认识正确,但痕迹物证条件太差;④总体勘查上痕迹的提取以及分析认识上都较成功,但个别痕迹或情节有疏忽。为了使大家对现场勘查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评价,首先必须搞清楚以下几个关系:一、痕迹与环境条件的关系任何痕迹都是遗留在物体上的,由于物体的性质不同,表面光洁度、结构、质量、色泽不同,就决定了痕迹的遗留条件及遗留的难易程度。有些物体容易留下痕迹物证,有些物体不易留下。易留下的痕迹,人眼往往可以看清,也易提取,不易留下的痕迹人眼往往不易看清也不易提取。对于容易看清的痕迹物证,在现场勘查时,由于粗枝大叶却没有发现和提取,或者在犯罪分子必经之地,必拿之物上,虽然看不见或看不清,没有采取其他     

民事程序立法中的国家本位主义批判——对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指导思想的反思

本文对以国家本位为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指导思想在法律规定上 ,诉讼体制上 ,以及司法观念上产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在对这一指导思想产生的社会经济体制 ,政治理论背景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修改、完善民诉法应当采用的立法指导思想。     

期待更多的法律条文由“粗”变“细”

以明年1月1日起实施的《就业促进法》为准,新的配套法规即将出台,诸如"保障公平就业"等原则性的法律条文将细化为"哪些岗位不适合妇女"等可操作性条款,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将随之进行修订完善。     

一个律师的“立法史”

市场经济法律的核心与价值就在于平衡市场主体与政府权利之间的关系。然而，大约从两年前开始，针对部门和待业利益不适当影响立法的问题，有关批评日益多了起来，从专家学者到平民百姓，很多人都开始抱怨这种现象。但问题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行业和部门利益并非完全不能影响立法，从某种程度上讲，只要不超过必要限度，这种影响是必须的，有益的。实际上，从立法机关的角度看，立法本来不该怕利益集团的呼吁，相反，没有各种利益集团和个人利益的博弈，立法才会显得孤单，支委会导致盲目。作为立法机关的组成人员，人大代表在这个方面当有天然的责任和敏感。从动议到起草再到审议，代表们完全可以加强调查研究，将不适当的部门和行业利益排斥在法律草案之外。本期我们推出四篇文章，系统描述和阐述了部门和和行业利益对中国立法的不良影响，希望藉此引起各界高度注意。     

从“行为”谈完善我国默示毁约的立法

我国《合同法》第108条对预期违约制度首次作了正式确认,该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较之英美法系详细周密的预期违约立法,这一条文显得十分简约概括,其中对适用默示毁约的条件采用了“以自己的行为表明”的立法表述,而对含义不具体的“行为”一词理解不一。     

也谈“超前立法”

我们在此论及的超前立法,既不是不着边际、仅仅满足于立法者个人好恶的立法行为,也不是主观臆想。仅仅存在于理论思维范畴内的法学思辨,而是一种对现实生活中虽尚未全部或充分或根本展开,却已可知、可预见,并在未来必定发生的社会关系予以法律调整而创造新的法律规范的模式。这一貌似“时髦”的立法现象是一种植根于现代社会需求,脱颖于科学思维的立法行为;是一种     

谈我国的立法体制

新宪法规定我国的立法体制是一级立法还是两级立法,或者是多级立法?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我认为,无论是一级立法体制,还是两级立法体制,都没有全面反映出我国立法体制的内容.两级立法是指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两级.如果把国务院的行政立法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统称为中央立法,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无论在立法权限上,或者在所立     

我国台湾地区“立法”信息

“香港澳门居民进入台湾地区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修正草案1998年12月1日,我国台湾地区所谓“内政部”通过“香港澳门居民进入台湾地区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修正草案,恢复了放宽港澳居民入境的规定,近期内将报请“行政院”核定实施。草案中规定,经常来台的港澳居民申请进入台湾经许可的,可以核发逐次加签许可;单次入境许可在有效期间内因故未能入境的,可以申请延期半年。不过,为了配合未来“移民法”的立法,现港澳居民申请来台居留的条件将删除三项。经许可在台居留的港澳居民,除入境居留当年外,一年内在台居住未满183天的,“境…     

由“国五条”谈我国当前的税收授权立法

继2013年2月2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了五项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政策措施之后,地方版的"国五条"细则也纷纷在3月底公布。从法律条文来看,"国五条"对转让不动产所得扣除原值、合理费用后的净收入征收20%个人所得税,早在《个人所得税法》中已经明文规定,并非新政策。新"国五条"的公布主要是加大执行力度,这是执法层面的问题而不是立法层面的问题。然而即便业内人士认为不算"新政","国五条"也引起了舆论对于税收授权立法的关注。以此为切入点,本文通过对我国税收授权立法历史沿革的梳理,分析了当前税收授权立法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革完善当前税收授权立法制度,构建以税收法律为主、税收行政法规为辅的税法体系,乃是当务之急。     

市场经济呼唤改进立法——曹思源先生谈“破产法”

7月20日,我到北京专门拜访了原国务院办公厅秘书、现任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的曹思源。他是我国《企业破产法》的立法者之一,于1988年辞职下海创办了全国首家实践破产法规则的民间企业。在复兴路的解放军干休所的大院内,有一层楼面是事务所的办公用房。一踏入门,就见曹先生倚坐在沙发里侃侃而谈,原来,已有两位报社同仁先到一步。曹先生思路敏捷,语言犀利,满腹经纶,对笔者的提问对答如流。     

经济立法拒绝部门利益：一个律师的“立法史”

在时隔2年多之后，《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终于让重庆市民切身体会到了由律师起草法规的好处。     

我国律师民事责任浅析——兼谈我国专家责任立法

我国律师责任是专家责任的一种,它是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但更多时候是侵权责任。律师责任的构成要件为律师主体、侵权行为、律师主观过错、委托人或第三人受到损害以及损害与律师行为间存在因果关系。律师责任多数实行过错与因果关系方面的举证责任倒置。律师职业责任保险是律师责任转移的重要方式。     

我国证据立法的若干问题——从证据法理论基础角度谈我国的证据立法

近年来,证据立法成为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共同关注的问题,尤其在立法体例、相关制度的配套建设等方面体现了不足之处。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离不开对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深入研究。我国的证据法学理论基础应该包含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司法正义价值论,从而来指导、完善当前的证据立法。     

我国立法确定“探视权”的必要性

我国立法确定“探视权”的必要性蔡国华在我国自前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对探视权都没有明确的规定，然而审判实践中却遇到大量涉及有关“探视”和“探视权”的情况。笔者认为：“探视权”是指夫妻及夫妻离婚后的一方，看望、关心没有与自己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并与之保持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