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联盟、意义竞争与政策制定——以互联网“专车”论争与监管政策为例

在话语理论看来,政策制定是一个围绕特定议题的话语建构、意义诠释与竞争的过程。"话语联盟"框架将政策制定解释为"话语结构化"与"话语制度化"的过程,体现了话语分析与行动者互动分析的结合。"话语联盟"对政策制定的影响除了与话语及意义相关外,还受到宏观环境、制度结构与权力关系的影响。对"专车"论争与政策制定的考察发现,存在"政府管制"与"自由市场"两个话语联盟。其中,"管制联盟"主要通过"合法性""权益""交通拥堵""安全"等话语来论证对"专车"加强政府管制的合理性,"市场联盟"则主要通过"共享经济""行业新业态"等话语来论证市场机制作用的合理性。由于"管制联盟"在权力与资源网络中的优势地位,它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专车"政策制定。不过,国家对"互联网+""共享经济"和出租车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倡导为"市场联盟"创造了有利环境,该联盟对政策制定也产生了影响,典型体现是最终政策中"专车"准入条件的放宽和"分类管理"的实施。     

西方分析法学的法与价值无涉观念剖析——从休谟的“事实”与“价值”分离到分析法学的“法律”与“道德”无涉

认为法律与价值无涉是西方分析法学法律观的基本观点,而一般认为,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就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休谟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命题。本文剖析了这一命题,指出其理论上的不足之处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分析法学家观点的错失。认为分析法学家根本的错误在于对法律和道德的性质、结构认识不清,错误地认为一个是"事实",另一个是"价值"。不懂得法律规范作为一种制度,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体,包含着价值因素,甚至就是用于指示和衡量人的行为的价值标准系统。因为法律是一个社会价值观念共识基础上产生的正义观念的制度化。也不懂得法律规范既是一种"事实",又是一种"规范"。因为它创制的目的就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它对人们也只能起规范作用。这意味着在法律中"事实"与"规范"之间不存在隔阂;也意味着人们在认识某一法律时,对于它"是什么"回答的同时,也对其"怎么样"作出评价。所以,"事实"与"价值"之间也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法律与道德之间也是如此。它们之间有着内在联系,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都是一种制度性事实,它们不仅同根同源,而且也都是维护所在社会正义观念所建立的秩序的相辅相成的两种社会机制,差别只在于它们处于不同的制度层次上,道德规范处于低层次,法律规范处于高层次。正因为如此,法律规范渊源于道德,法律规范必然会接受道德观念的评价和有良恶之分。恶的法律,如果其恶性达到严重程度或严重丧失了道德性,就必然不再具有法律的效力。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涉外法治话语生成与实践逻辑——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视角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已成为当前指导中国开展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指针和发展方向。而"一带一路"建设正是这一话语生成的重要实践场所。从其发展演变来看,"一带一路"涉外法治实践不仅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规则意识、安全意识以及公平公正意识,而且亦形成了反制、竞争与合作的具体实践路径。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治理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都揭示出新的国际法命题。因此,未来"一带一路"涉外法治实践应紧密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快涉外法治战略布局,形成强有力的涉外法治保障体系,以期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重塑国际法治新秩序。     

助力“切实解决执行难”--以青岛中院“蓝色风暴”行动为视角

在各级法院、社会各部门的共同奋斗下,"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如何巩固胜利成果,又如何向"切实解决执行难"进一步迈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命题。文章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的系列专项执行行动"蓝色风暴"为例,探讨如何有效推进执行工作的开展。     

论新世纪长篇小说“文革”叙述的话语形态

在市场化与消费主义语境中,"文革"历史在可资写作的同时,亦成为了消费娱乐的文化资源。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文革"叙述在书写方式与表达策略上,呈显出鲜明的消费主义话语形态。以"性+革命"作为想象"文革"历史的一种定式,渲染文革时期"性爱奇观";回叙"文革"的青春记忆时,聚焦于重构自由快乐与浪漫纯情的青春镜像,透露出浓郁的怀旧心态;把文革中的日常生活予以"消费编码"和"温情化"处理,亦是对当下小资情调的同步归趋。这种受到市场与消费主义规约的"文革"叙述的话语形态,导致了对历史深度反思的缺失,亦放逐了对苦难与创伤的追问。     

“五四宪法”的“社会主义”规范入宪——依宪执政的探索与实践

随着我国"五四宪法"的制定与颁行,"社会主义"规范得以在我国入宪。一方面,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引下,在现实国情与苏联等外部因素影响下,将过渡时期总路线宪法化的结果,使党的意志、人民意志与国家意志相协调的结果;另一方面,从"五四宪法"中的"社会主义"规范文本及其入宪过程所体现的制宪者欲将其实施、发挥其宪法效力的初衷来看,这更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依宪执政的探索与实践。     

我国近30年“依法治税”的理论言说——基于法律话语的分析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依法治税"在我国税法学以及税收实务界获得了广泛认同。通过法律话语分析可知,"依法治税"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我国形成的独特话语现象,其理论言说的话语主体为政府官员,其言说的内容是使用法律(包括政策)"治"理税收。这样一种自上而下加以推行的"依法治税"模式在改革开放之初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随着"税收法治"的发展,"依法治税"理论言说开始式微,并且成为阻碍进一步推动税收法治的话语障碍。     

“我与你”的心理学心理学的三种话语形态

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存在着三种话语形态,即"我的"心理学,"你的"心理学,"我与你的"心理学.不同的话语形态蕴含了不同的研究模式,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是"我"、"你"的关系."我"、"你"长期各自为阵,成为两极.话语上的割裂最终导致了心理学的科学性与现实性的割裂.只有在"我与你"的话语形态中,通过对话,才能将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性与现实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先行先试”立法模式及其实践——以“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立法为中心

"先行先试"立法模式是"变革性"立法模式和"自治性"立法模式的结合体,是统筹"立法先行"和"试错先行"的较优安排。在欧盟和我国经济特区的立法实践中,这种立法模式得到了成功运用并表现出较大优势。在"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中,"先行先试"立法模式可以也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其长处的发挥和其弊端的弥补,无不具体反映在《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促进条例(试行)专家建议稿》的立法模式、体系结构和内容目标等具体要素上。这必将为今后的相关立法提供有益的借鉴。     

我国台湾地区“违宪审查制度”改革评析——以“宪法诉讼法草案”为对象

1990年后,台湾当局通过"修宪"、修法、"释宪"等方式多次策动对"违宪审查制度"的改革,台湾地区"司法院"于2006年拟定的"宪法诉讼法草案"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改革方案。"宪法诉讼法草案"集中体现了台湾地区"违宪审查制度"改革的方向,即在模式上从"会议-法庭"双轨模式到"宪法法庭"模式转换,在制度上建立司法化的审判制度等。然而,"宪法诉讼法草案"存在修法内容混乱和修法方法杂乱等诸多问题,其原因在于台湾当局试图通过推动"违宪审查制度"改革实现所谓"台湾法理独立"。     

“城中村”问题的探讨

"城中村"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城中村"看似城市,又似农村,它具备城市和农村的双重特点。"城中村"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农村管理体制。本文首先分析了南通市"城中村"的现状及问题,接着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了城中村"问题形成的原因,文章最后提出"了城中村"问题的解决途径。     

“黄”在当代中国何以成为问题

对于涉"黄"法律规制的确切对象和正当性基础,在国人的观念和实践中一直被认为是无容置疑的。通过话语分析,联系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不同历史语境,可以看到"黄"的话语在主流观念中的构建和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且"黄"的主流话语表达与社会生活真实状况之间存在着脱节甚至背离,因此,在涉"黄"法律规制中应该认真思考何为"黄"以及"扫黄"的正当性基础问题。     

解读“治安承包”现象——探讨公法与私法融合的一种可能性

从表面上看,"治安承包"虽对公法与私法的区分提出了挑战,但从功能视角看,它具有现实合理性。从规范视角看,"治安承包"现象虽不符合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但无论是立足于特定的政治哲学观点进行解释,还是立足于新兴的法律经济学观点予以分析,都表明它的存在具有合法性依据。通过引入私法上的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不能改变强制性规范的制度和公法上的行政契约制度来强化"治安承包"的合法性。"治安承包"的合法化显示了公法与私法的区分观念在现代复杂社会中可能具有的包容性和适应性。     

“黄祸”论的本源、本质及其最新霸权“变种”:“中国威胁”论——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史的主流及其法理原则的视角

近10年来,面对中国逐渐和平崛起的现实,美国某些政客、军人和学者时起时伏地、起劲地鼓吹"中国威胁"论。这种理论似乎言之凿凿,颇有"创新",实则以史为鉴,透过历史的"照妖镜",就不难看出它只不过是19世纪中后期一度甚嚣尘上的俄国沙皇版"黄祸"论和德国皇帝版"黄祸"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最新变种,它们之间的DNA是一脉相承的;其对中国数千年来对外交往史实主流的歪曲,其危言耸听和蛊惑人心,为反华、侵华活动进行精神动员和舆论准备的"政治骗术",也是如出一辙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列强侵略、压迫、掠夺的痛苦经历表明,"黄祸"论——"中国威胁"论在本质上从来就是一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口号;同时,中国数千年来对外经济交往的史实及其中蕴含的法理原则也表明,"黄祸"论——"中国威胁"论是严重背离历史真实的。因此,善良的人们切勿对"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的实践后果掉以轻心,否则就会出现"居安而不思危"或"居危而不知危"的后果;切勿为美国霸权主义者"火中取栗"!     

走向“社会司法化”——一个“自创生”系统论的视角

当前司法实践的问题往往被归咎于"专业化"、"组织化"、"程序化"和"独立化"的发展,"多元解纷机制"被作为未来的司法改革方向。若不加以严格限定,这些观点可能演化为"去司法化"和"司法社会化"的主张。从"自创生"系统论的视角审视,现代法的唯一功能在于"稳定规范性预期",现代司法对于此项功能的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现代司法作为解纷机制具有决定性优势。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种"大司法"概念,倡导走向"社会的司法化"和全方位"司法治理"。     

“正当防卫”四十年:“于欢案”映射刑法第20条的修改

自1979年刑法颁布以来至今已整整四十年,"正当防卫"几经博弈甚至1997年刑法中的重大修改,但运行中仍然暴露出许多问题。尤其是山东"于欢案"的出现与发酵,透射着刑法第20条的亟待修改。通过对该案多层面的分析提出我国刑法中"正当防卫"立法上的一些缺陷与不足,包括对"不法侵害"的解读及修改,"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造成重大损害"的"绑定"关系,刑法第20条第1、2款"正当防卫"概念的歧义等。指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具有行为上的独立性与条件上的主导性,"造成重大损害的"应修改为"造成不应有重大损害的",建议在"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之上增设"防卫行为"的上位概念,以厘定相关的刑法规制关系。     

我国刑事案件“异地管辖”模式探析

刑事案件的"异地管辖"模式突破了刑事诉讼法对本地管辖的原则性规定,改由异地侦查、起诉或者审判机关实施管辖,目的在于消除本地侦查、起诉或者审判对案件审理公正性的不良影响,从而实现刑事诉讼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双重目的。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在关于辩护人涉嫌犯罪案件的侦查机关的选择上明确规定由异地侦查机关实施侦查,开创了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对"异地管辖"模式的首次明确规定。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针对"异地管辖"模式在其他种类案件的适用方面做出原则性、一般性的规定,各地的司法实践标准不一致。同时,"异地管辖"模式的实施伴随着司法成本的提高、诉讼效率的降低和公民旁听权的侵害等等问题。因此,"异地管辖"模式必然在未来的司法实践过程中面临着进一步的改革与完善。     

法理话语的均衡实践——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构

法律体系概念本身就是一种均衡的话语结构,只有在广义的均衡法律体系概念语境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话语结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协调和统一。"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法理应当取法现代性的公民国家建设,围绕法律的历史体系发挥其话语功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法理应当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为准,抓住法律的价值体系做好文章;"法律体系"的建构主义法理应当效法德国"潘德克顿"法学原则,以法律的规范体系建构为核心基点。三者均衡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法治历史经验、价值理念及规范内容有机整合于法律体系的动态实践之中。     

反腐败“抓早抓小”机制建设研究

从"八项规定"到"反四风",具体到"贺卡禁令",中央在反腐败上开始着手细节反腐。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早抓小,有病就马上治,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不能养痈遗患"。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明确表示,下一步工作要转变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坚持抓早抓小,治病救人"。从"餐桌反腐",到"贺卡反腐",中纪委反腐"抓早抓小"新思路逐渐明晰,系列反腐举措,成效显著。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函询18095人、谈话42739人,其中作了结处理43871人。     

“五四宪法”基本权利的国家建构功能

完成社会主义国家建构是支配"五四宪法"的核心目标。在此目标的支配下,"五四宪法"的基本权利规范蕴含明确的政治指向和强制色彩,它不仅具有公民权利的属性,而且要配合政治现实的需要。"五四宪法"将革命建国的目标法律化,基本权利规范相应要服从以国家建构为核心的政治过程,发挥对不同群体的价值规训与统一功能。然而,片面强调革命建国的政治目标,则使宪法实践出现畸形。当我们走出革命的国家观,国家正当性的依据就要从革命胜利这一历史事实转化成宪法成立这一法律行为。为此要倡导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功能,构建个人与国家受宪法和法律支配的新型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