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历史课堂不能“失守”

中学历史课堂正被“戏说”、“野说”甚至“歪说”包围，严肃、正规的历史教学遭到夹击，以可靠史实为基础、以主流价值的历史观贯穿的教科书，与市面上诸多“戏说历史”的畅销书和影视作品对峙。     

日本侵华战争罪责问题——2001年中日学者研讨会在京举行

为了加强中日两国法律工作者的沟通,了解最近时期中日两国学者对日本战争罪责问题认识的最新进展,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９日－３０日,中日两国八团体代表和专家、学者、律师共５０多名在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了研讨会,就“日本历史教科书篡改日本侵华罪行及战争责任和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本的起诉”进行研讨。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于宁在发言中说,今天讨论的日本国历史教科书问题,不仅中日双方关注,亚洲其他国家也很关注,它的修订关系到如何认识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的问题。这不仅是日本国内的事情,也涉及到日本国和亚洲其…     

论日本政治文化的内在冲突及其社会心理根源

"贵和"观念与武士道精神、战后的象征天皇制以及"派阀政治"是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文化特质,其内在冲突深深植根于日本独特的社会心理和风土人情之中."贵和"观念与武士道精神的内在冲突反映了和平主义、民族主义及军国主义等政治意识之间的矛盾;而战后的象征天皇制则承担了日本政治社会化功能,是保守主义政治文化中皇民意识和公民意识纠结与冲突的政治体制根源;作为当代日本政治文化典型特质的"派阀政治",既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也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渊源和社会心理基础.这些政治文化意识和社会心理基础的内在矛盾与冲突深刻地影响着当代日本的政治决策,表现为"脱亚"与"入亚"的政策摇摆及其国家定位与民族身份构建的困境.     

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研究

战后至今,日本政治右倾化色彩越来越浓。作为一种消极的政治现象,已成为中日关系的障碍。它以修改教科书和平宪法、美化侵略历史、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为内容。战后美国改造日本不彻底、日本国内政治文化生态以及国际格局的变化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重要诱因。日本政治右倾化不仅给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带来巨大挑战,两国民间感情也日益恶化,互信缺乏。     

邓小平对当代中日关系的论述及其启示

邓小平是新时期中日关系的开拓者,也是同一时期中日友好的坚定支持者.从70年代中期开始,围绕着中日世代友好这一主题,邓小平先后就"反霸"、学习日本、中日经济合作以及80年代出现的诸如"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光华寮"、日本防务费增加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充分论述.这些论述,带有明显的方法论特征,其中所展示的世界意识、理性精神和创新思维是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一笔重要精神财富,激励着人们沿着"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道路,努力奋进.     

日本法律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正> 一、法律文化的含义目前,在日本对法律文化(亦称"法文化")虽尚未形成一个比较统一、完备的概念,在法学教科书和法学辞典中也找不到这个词以及关于该词的解释、说明,但法学界对此已作出许多有益的探索,发表了一些专著和大量的论文。从这些著作和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学者对法律文化的含义大致有四种不同的理解: 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文化表示的内容虽然主要是法律制度、设施等,但基本精神植根于人们的观念、意识中。东、西方法律制度之所以不同,是由于法律所得以产生、发挥社会功能的文化背景不同。而这种文化背景的一个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基本的因素,就是人们的法律意识或法律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     

论历史、理性与教育学——基于历史哲学的视角

教育学和教育史分别以历史的和逻辑的方法对教育进行研究,尽管二者在研究对象、内容、方法上各有侧重,但学科之别不应成为学术研究的壁垒。教育史研究以历史为研究对象,是教育研究的一个基本领域;它通过考察历史来理解教育,因而又是一种研究方法。一部教育史潜藏着一部教育思想史。逻辑的与历史的是一致的,教育史研究不仅仅是史实的记录和复述,文献的查找与整理,而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厘清教育发展的来龙去脉,通过归纳、分析、演绎、推理等方法,发现教育的逻辑。     

神人之间:晋唐“桃源”形塑与流变

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杂传"性质,是后世"桃源"意象生成的基础。初唐对其认识主要是幽美之境和避隐之地。王维《桃源行》首次以"桃源"命篇,其后刘禹锡、韩愈等人均有以此为题之作。这些诗歌叙事略有不同,但整体上以仙事为中心。大历年间,武陵桃花观道童白日升仙,其后诗中仙事与道童故事合流,形成桃源神仙说一脉。《武陵记》和《武陵图经》作为地志,记述桃源较客观理性,但亦有尚异特点。桃源图则是对桃源的图像表达,是诗歌文本的图像再现,故以仙事为主。从刘禹锡和韩愈等事例,可知文学地理与历史地理中的桃源虽存在差异,但又往往统一在诗人意识中。据此可深掘"桃源"在空间和场域方面的地理批评意义,亦可深入理解文学与历史之间复杂的联动关系。     

评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尧舜禹”传说的价值判定

作为"抹杀论"与"古史辨"的创始人,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在评判尧舜禹传说的价值时,都严格区分传说与史实,重视传说的历史性、宗教性价值,将传说视为考察民族宗教历史的重要依据,且都认为时间越晚,传说的体系越丰富。然而,在对待尧舜禹传说传递出的时代性与历史性信息以及传说背后反映出的宗教性和政治性特征上,二者的观点存在明显区别。对于《禹贡》是否存在地理学价值,二者亦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     

日本文部省篡改侵华史在国际法上的责任

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中篡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事件,从国际法上来看,日本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侵略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反对侵略战争是国际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中否认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是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践踏.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侵略战争是指一国为侵犯另一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而发动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1927年国际联盟第八届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侵略战争的决议》,宣布侵略战争是一种国际罪行.1928年签订的《巴黎非战公约》也确定了侵略战争     

诱惑侦查在毒品犯罪侦查中的合法性判断

诱惑侦查手段在犯罪侦查中存在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在实践中的运行处于封闭状态,不符合侦查法治化原则。学界对诱惑侦查合法性界定的"两分法"标准存在缺陷,不能合理地解决诱惑侦查手段在毒品犯罪侦查中的合法性及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对诱惑侦查合法性标准实行"三分法",可以较好弥补"两分法"标准的不足。最后以"数量引诱"和"打预谋"侦查方法为例,分析其合法性及其刑事责任。     

法治语境下网络谣言的政府规制

摘 要;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谣言也开始广泛传播,不仅给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诸多危害,而且使政府公信力面临严峻的挑战.本文概述了网络谣言的基础理论,分析了政府规制网络谣言的必要性、可行性,并结合域外治理网络谣言的经验,探讨了我国治理网络谣言的法治路径：即提高政府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发布;疏通公众权利救济渠道,将社会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明确界定言论自由和网络谣言的边界,不枉不纵治理网络造谣等不法行为;严格网络监管,将制造网络谣言与公民个人信用记录挂钩以及强化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责任和义务.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Changes in the concentration of carboxyhemoglobin in the blood under the action of high temperatures

Changes in carboxyhemoglobin concentrations are studied in 18 specimens of cadaveric blood 1-2 h and 3 days after heating to 50, 65, 70, 75, 80, and 90 degrees C for 5, 10, and 20 min. The concentration of carboxyhemoglobin decreased to 15% after heating at 70-75 degrees C for 10 and 20 min. Heating to 80-90 degrees makes the measurements impossible. Five-min heating at 50-65 degrees C did not change the concentration of carboxyhemoglobin in the blood.     

论沉默权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客观存在

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刑事司法正当程序的一项重要保障。沉默权在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中尚无明确规定，但无论是从权利的自身属性，还是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本意，或者是从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等方面，都有充分理由证明沉默权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客观存在。因此，如何确实有效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杜绝刑讯逼供现象发生，应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急需研究和迫切解决的重要课题。     

The expert assessment of the sign of the presence of fluid in the basilar sinus in the diagnosis of drowning

Incidence of fluid presence (drowning medium) in basilar bone sinus of dead bodies found in water was studied according to pathogenetic type of drowning. Method of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this sign in medicolegal evaluation of the cause of death when dead bodies were found in water is suggested.     

Problems in the evaluation of electrocution fatalities in the bathtub

Forty-eight cases of electrocution in the bathtub are reported which were recorded in Düsseldorf and G?ttingen from 1972 to 1986; 19 cases were established to be suicides, with a sex ratio of 1:3 in favor of females. Marks of electricity were found in 8 cases. Five other cases were distinguished by linear marks indicating the water level, and in 10 cases a peculiar restriction of the postmortem hypostasis on the submersed areas could be seen. We presume from our own material that the latter findings can be easily ignored. As linear, circumscribed lividity could not be detected in bath deaths without electricity, it may be a specific finding. We recommend that more attention be paid to this phenomen. In all of our cases, 220 V current was involved, i.e., the usual household supply. The calculated amperage was about 100 to 250 mA, which means that ventricular fibrillation occurred within a few seconds. In 14 cases foam was established at the mouth and the nostrils, or in the air passages. We presume that, in these cases, death by electrocution was finally superimposed by drowning without developing the typical emphysema aquosum.     

中国法实效短缺的原因分析

法的实效短缺是目前法学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它对于加快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有着关键意义。本文从法的实效的概念入手,初步阐述了引起中国法实效短缺的多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