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时宜而永恒的忧愁——沈从文人性启蒙的文化心理幽探

中国近现代历史 ,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李泽厚如是说。这里所说的“启蒙”与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的启蒙并不一样。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铸就了一种精神。而中国近现代的启蒙却是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政治使命感与生存危机感被动刺激而产生的。所以中国的启蒙运动开始就受到国家民族主义的政治目的的牵制 ,后来就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救亡一次又一淹没了启蒙。这在政治生存上的国家民族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没有选择的余地 ;但是在思想文化上 ,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和不幸。这种急功近利的启蒙 ,切合了中国知识…     

近代中国启蒙思潮对立宪运动之影响

国民民主意识和素质的不足是制约近代中国立宪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西方宪政发展的历史说明了启蒙运动在酝酿社会思想文化条件中的重要作用。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潮对立宪运动既有其贡献,也存在局限性。思想启蒙仍然是今天宪政建设的重要任务。     

略论时代思潮对清末小说批评的影响

晚清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嬗变的转型期.这个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中国人开始大规模地向西方学习.于是,西学大量涌入中国,西方的影响笼罩中国.在这种背景下,清末的小说批评同样深受西学及其在中国形成的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清末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来自西方的新的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来解读中国的传统小说,正是这种影响的表征.     

以政治为教育——从“革命的北大”说到“党义教育”

自清末国门被开至民国年间,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救亡图存之困境,"文化地狱感心态"与左翼"革命主义"思潮并行疯长,遂使19—20世纪中国的"历史的天空",成为"革命的国度革命的世纪"。置身其中的学校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毋用说其政治教育,甚至连学校教育本身也都政治化、革命化了,堪称"以政治为教育"。在"必须充当"与"主动担当"这对结构与行动的二重奏中,诞生了"革命的北大"。国民党执政后亦在全国各级学校普遍实行党义教育,政治教育奉行党的主义,以党治国、治教,一切政治教育设施,以党为前提。国民党这种寄望巩固其永久一党专政之地位的教育盘算已然落空,留下的问题值得后人深思。     

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萌生与变迁——浅评汪太贤《从治民到民治》

百年前,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清政府被动开启了宪政改革。而清末地方自治思潮,作为其过程的一部分,其萌生与变迁的轨迹就是这一过程极好的写照。汪太贤先生所著的《从治民到民治》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专著,他在书中详细论证了从"治民"到"民治"的过程,从这论证过程中亦可以窥见先生心中的"民"。     

论启蒙运动在法律思想史中的地位

发端于十七世纪中后期的启蒙运动,通过广泛的传播和不断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乃至世界进行了一次比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更加深刻的思想革命。启蒙运动对于司法改革、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意义深远,对于传统社会的诸多领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此期间,优秀的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为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不仅如此,启蒙思想家倡导并实践的思想自由为法学发展开启了一扇智慧和理性之门。     

马克思与启蒙计划

<正>马克思就像孔多塞那样是启蒙运动的一员,尽管他的出场晚于启蒙运动的典范表述,尤其是在黑格尔之后,而且面对着反启蒙运动的风气,我们发现一套经过修改的、可以说更加发达的启蒙信念和观念。首先,我将阐明一种非常简约的启蒙人道主义观念的若干核心特征。其次,我将指出,马克思依然属于启蒙人道主义,但在某些方面有所调整。再次,我将描述若干特征,它们是被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传统奉为圭臬的一些观念,并且详细说明其中两点,因为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两点不符合马克思那种对历史和情境敏感的启蒙人道主义,尽管这种看法未必契合马克思的本意。最后,我将     

论张申府的性爱思想

张申府的性爱思想是他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早期性爱思想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其主要内容是鼓吹极端的性自由、破坏一切束缚;其后期性爱思想则以文化综合主义的文化态度,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性爱思想的依据,在理与欲的关系方面,主张执"中"、情理相济。另外,与大多数革命者不同,他的性爱思想还是其社会改造的重要路向,认为"要换世界,须改人性与变制度"。这一思路在中国现代启蒙运动中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代中西文化启蒙及法制建设之比较

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形成发展 ,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从世界法律发展史来看 ,文化启蒙与法制建设又是必然相互关联的问题。无论近代的中国还是西方 ,大凡文化启蒙运动必起因于对于传统的反思或批判 ,其结果 ,往往会导致政治制度的变革和法制建设的兴盛。在此过程中 ,学者们基于其社会关怀而倡导的法治理念和道德观念亦往往成为变革中的政治制度及法律制度的精神向导。所以 ,考察近代中西方文化启蒙与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 ,并从中发现中西文化启蒙与法制建设相互关联的历史规律 ,同时辨明西方与中国近代化路径之异同 ,就成了当今中国法学者们应予以探讨的一个命题。     

狄德罗在中国

狄德罗(1713—1784)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百科全书”派的领袖、卓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著名的文学家、美学家。在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当中,孟德斯鸩、卢梭和伏尔泰在近代中国的介绍比较早,影响也比较大。相对地说,狄德罗在我国的介绍和传播,时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