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新华侨华人子女文化传承状况论析——以日本新华侨华人子女为中心

本文以实地访谈和其他形式的调查为根据,考察海外新华侨华人子女在"异文化摩擦"中的成长过程;探讨他们在父辈文化和主流社会文化交叠环境中,接受语言学习、文化传承的状况;分析家庭教育的代际关系与跨文化碰撞对海外新华侨华人子女成长的影响;从文化认同、价值观形成等层面,阐述在文化传承中,新华侨华人子女如何努力接受多种文化,使中华文化与异文化兼容,逐步形成更多元、更开阔的世界视野。     

日本“高度人才”积分制度出台及修订过程研究

积极吸纳高水平外籍人才是日本重要的国家战略。2012年日本正式出台了“高度人才”积分制度,该制度对日本经济产业、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研究“高度人才”积分制度出台的背景、制度框架及其4次修订轨迹发现,该制度服务于日本的国家战略目标,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修订思路主要体现在降低给分条件、增加项目分值、加大优待措施力度三个方面。从日本近10年“高度人才”认定数量观察,可以说数次修订工作卓有成效。“高度人才”积分制度与日本留学生政策、入境管理政策、移民政策相辅相成,为日本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亦早已提出人才强国战略,因此应关注并借鉴日本的引才举措。     

二战后日本政界的中国观

二战结束至中日复交前,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大体分为“情感型”和“意识形态型”两种类型。以“情感型”中国观为主导的自民党非主流派和在野党人士在推动中日复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基于“意识形态型”中国观考量的自民党保守派以东西方阵营画线,采取敌视中国的外交姿态,成为阻碍和延缓中日复交进程的重大障碍。     

北伐期间日本的“满蒙观”与“九·一八”事变

北伐时期日本面对东北亦将被统一于中国中央政府之下的局势,出现了满蒙放弃论、满蒙相对论与满蒙领有论3种不同的政策主张。满蒙放弃论由于承认中国的民族主义觉醒、重视中国全局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帝国主义,在近代日本对华政策史上留下了理智克己的一笔,但其力量有限未能成为主流。满蒙相对论虽也承认中国的民族主义觉醒并重视经济扩张手段,但却不能放弃帝国主义,最终沦为武力侵略者。满蒙领有论则奉行武力主义与强权主义,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     

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及其评价

首先通过防卫计划大纲的修改概括分析了日本新防卫政策调整的五个特点,即重点防范对象由俄罗斯转向中国,防卫理念由静态转向动态,军事部署的重心由北方转向南方,安保合作方式由双边转向多边,武器输出限制由严格转向宽松。然后,对这种调整的背景进行分析,认为防卫政策的调整是日本防卫力渐增过程的必然结果,是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具体反映,是日本配合美国亚洲战略调整的重要步骤。最后,对这次调整进行了初步评价,认为该调整是对日本战后一直奉行的低调防卫政策的又一次突破,并使东亚合作的进程蒙上了阴影,特别是给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增添了新的障碍。     

后“9·11”时代德国反恐法律制度之改革

后"9.11"时代,德国反恐法律制度改革的驱动力来源于其作为成员国应当履行的《联合国安理会1373号决议》以及欧盟《打击恐怖主义的框架决定》所规定的反恐义务。德国独特的宪法制度对其反恐法律制度改革的路途选择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即通过修改本国的刑事和行政法律制度来应对恐怖分子的威胁。德国反恐法律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涉及对《刑法典》的修改、增强情报部门之间的合作、扩大情报部门的权力、扩大披露德国公民生物特征信息和外国人信息的范围、增加航空当局保卫机场等敏感地区的权力等七个方面。实践表明,德国的反恐法律改革取得了成功。     

简论日本战后民族主义文学

日本战后的民族主义文学表现在对侵略战争的认知态度、对日本战败的屈辱感受和右翼民族主义的复兴。日本“战后派”的作品很少反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相反还存在有意无意弱化甚至掩盖战争“侵略本质”的倾向。以林房雄为代表的右翼作家变本加厉,民族主义思想走向极端化和系统化。随着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恢复和高速发展,日本当代文坛“集体失忆”,将目光转向个人内心的不安和日常生活,形成“反抗战后”的文学潮流。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极右作家,强调民族精神,美化侵略战争,谋求世界霸权。战后日本文学民族主义的根底是日本民族优越论。     

日本FTA战略论析

战后以来,日本曾长期奉行以贸易立国战略为指导、以多边贸易体制为框架的对外贸易政策,因为这一制度安排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日本对FTA和EPA的关注日渐升温,并逐步发展起一套系统、明确的FTA战略。从背景来看,其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向是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产物。就性质而言,FTA战略是日本在新时代的贸易立国战略。处理好开放和保护的关系、克服多元官僚制的困境、重视日中FTA,是日本FTA战略不容回避的问题。     

欧共体反倾销条例“共同体利益”条款研究——兼论对完善我国反倾销法的若干启示

反倾销措施的适用常常不可避免地带来国内不同产业团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平衡不同的利益诉求 ,进而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是一国反倾销法需要妥善处理的课题之一。本文着重探讨了欧共体反倾销条例中“共同体利益”条款在不同阶段 (以 1994年为分界 )的应用情况 ,勾勒出欧共体反倾销主管机关目前在反倾销过程中权衡共同体利益的具体程序和指标评价体系 ,并对这一机制在实践中的应用做出了初步评价 ,指出“共同体利益”条款的存在赋予反倾销主管机关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 ,但是并没能遏制欧共体反倾销措施在实践中的滥用。在此基础上 ,文章分析了欧共体的共同体利益机制对中国反倾销法的完善的借鉴意义     

东游运动与潘佩珠日本认识的转变

《潘佩珠自判》呈现出了东游运动前后潘佩珠对日认识的变化。赴日前,潘佩珠认为日本是同文同种的新兴强国,期望日本军事援助越南。东游运动失败后,潘佩珠认为日本背弃了黄种人和亚洲,是个重强权、轻道义的国家。他对日本国民素质则始终赞赏,以之为越南人的学习对象。     

日本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经验及启示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之下,社会发展将更多地依赖于老年人的积极参与。而且随着长寿社会的到来,老年人的参与愿望和参与能力都在提升。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已进入人口减少和超老龄社会。人口下降和老龄化将带来劳动力减少问题,对日本整个社会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产生严重影响。为了应对劳动力不足问题,日本不仅修改《老年人就业稳定法》逐渐延长退休年龄,保障老年人继续工作,而且开展老年志愿者活动积极为退休的老年人创造再就业的环境。     

民间对日索赔与中国实施外交保护的可行性

基于人权的推动,传统外交保护的国家自由裁量特征开始发生转变。这既是义务限定,也是权利工具。至于民间对日索赔,中国政府无论是在法理基础上,还是在政治基础上,都具备了实施外交保护的可行性。     

日本平安时代大江氏家族的贡举参与探究

大江氏家族是日本平安时代名闻遐迩的文化世家,公元7-8世纪中国科举制的东传为大江氏家族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大江氏家族自始祖大江音人以来,读书应举,十一世父子、兄弟连第,可谓是英才迭出。研究大江氏家族的贡举参与不仅有益于剖析大江氏家族贡举成功的原因,还能把握大江氏家族与日本贡举制特征的内在关联性,挖掘贡举制度无法根植在日本社会的泉源。     

论日本创新型国家发展模式

创新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它对我国现阶段政治、经济、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立基于创新的相关论说,为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借鉴。从日本建立创新型国家具有的优势进行研究,并从多方位多角度去发现其具有的特点及意义来论证日本建立创新型国家对我国建立创新型和谐社会国家所具有的参考价值,从中考虑如何对未来我国发展模式的框架进行构建。     

Learning at the Edges: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and Child Maltreatment in Post‐War Guatemala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effect of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PAR) on changing parents’ disciplinary practices and galvanising community organisation in Guatemala City. The article analyses PAR with reference to Carr and Kemmis’s threefold typology. The project involved a transition from a technical model, in which participant actors investigate a subject proposed by the lead researcher, through a practical stage, in which participants and lead researcher interact on an equal basis, to participant‐led action that has a critical intent.     

灾异思想a在日本律令时代的发展及影响

中国天人相关的灾异思想随儒学一同传入日本,在天武朝以后开始作为政治理念被采纳,对古代日本的政治、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律令体制下,灾异思想不仅对改善日本古代政治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也推进了日本古代灾害应对体系的确立,使古代日本人的自然观发生了重大改变。而灾异思想之所以在日本实现了不同于中国的独特发展,与日本天皇的特殊“神”性及氏姓制度的旧秩序密切相关。     

日本近年民事取证制度改革述评

日本民事取证制度一直以来都以文书提出命令制度为主导,但当事人照会制度在新民事诉讼法中的增设,打破了大陆法系国家民事取证制度中法院参与的惯常做法,受到了日本学界与实务界的普遍肯定。在近年对民事诉讼法所进行的若干次修改中,日本立法机关又对当事人照会制度以及先前的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等进行了改革与完善,逐渐形成了独具日本特色的民事取证制度体系。就长远来看,日本在民事取证领域仍将继续保持法官职权进行主义的取证模式,但其中会呈现出愈益浓厚的当事人主义色彩。     

试论战后日本文学批评中前田爱的作用和地位

借鉴西方符号学和文本分析理论,前田爱构建起日本的文本分析理论,并以此为利器,广泛涉猎读者论、媒体论、都市文学分析,为立体解读文本丰富内涵奠定了基础,在战后日本文学批评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财政政策失效成因

二战后,日本通过实施凯恩斯的积极财政政策,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长期萧条,传统的财政政策失效。本文通过巴罗模型检验了日本各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投资效果不佳成为日本财政政策失效的主要原因,而优化公共投资结构、提高公共投资乘数、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防范财政风险可以提高日本财政政策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