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与政治稳定

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包括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两种,各有优点和弊端。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以及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来看,只能走渐进式行政体制改革道路。与激进式行政体制改革相比,渐进式行政体制改革道路有利于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对我国体制改革的反思与期望

反思我国的体制改革，有三点基本经验：经济体制改革优先，政治体制改革求稳，其他方面的改革协同。也有三点教训：渐进式改革彰显片面性，政治体制改革成为瓶颈，城乡二元体制几成改革盲点。我们期望：经济体制改革要尽快到位，政治体制改革也应确立目标模式，民生类社会体制改革要渐入中心地位     

乡村政治关系错位的制度分析

乡村政治关系错位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对村级事务的越权干预及与之相联系的村委会的自治角色难以确立。乡村政治关系错位的原因包括乡村政治与经济发展战略的矛盾,压力型行政体制,乡级政权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张力,制度供给短缺,财税制度的缺陷,党政关系下的“两委”体制等六方面。解决乡村政治关系错位应注意充分考虑乡村政治关系是国家政治关系在次级政治体制中的反映,是“宏观体制困境在基层的映射”这一现实情况,既要考虑宏观政治体制改革,也要同步改革乡镇行政体制。     

30年来我国体制改革的反思与期望

反思我国的体制改革，有三点基本经验：经济体制改革优先，政治体制改革求稳，其它方面的改革协同；也有三点教训：渐进式改革彰显片面性，政治体制改革成为瓶颈，城乡二元体制正在探路。今后我们期望：经济体制改革要尽快到位，政治体制改革也应确立目标模式，民生类社会体制改革要渐入中心地位。     

改革开放最重要最成功的经验体现为五个结合

一是渐进性改革与激进性改革相结合．以渐进式改革为主．学术界普遍认为．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是激进式改革．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则是渐进式改革。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同样存在非渐进性的一面。如果说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渐进性的．那么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则是“快步走”的形式。中国的改革设计者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以家庭生产组织为特征的农村生产责任制代替人民公社。     

邓小平理论视角下的中国渐进式改革和制度变迁

邓小平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这是由中国改革的特殊性质、社会环境及其开创性决定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制度变迁过程与体制改革的路径是紧密关联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创新道路——渐进式政治制度创新,从而不断地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     

村庄内生秩序、国家行政嵌入与乡村秩序重建

现代化进程往往伴随着对乡村社会的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动员,并由此产生了如何在变革中的乡 村场域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历史课题。20世纪之前的中国乡村社会主要处于由内生而致的权威及其执行者 的管治中;20世纪上半期国家政权日益深入乡村,村庄内生力量受打击但国家行政嵌入又无力维持秩序;新 中国建立后,国家行政权力全面渗透并控制乡村社会;20世纪后半期,随着农村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了"乡 政村治"的乡村秩序格局。当前,乡村秩序对"乡政村治"格局提出了新的挑战,国家行政力量退出乡村场域和 在村庄内生秩序主导下践行乡村自治模式已势在必然。     

新中国成立前后北京市乡村治理的变革

北平和平解放后,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实现国民经济的复苏,成为新政权最重要的使命之一,乡村治理模式的改变也是其中重要的变革内容.新政府在依托军管会实现平稳过渡的基础上,将代表旧社会治理模式的保甲制度废除,建立新型的街乡政权治理体制,逐渐形成了乡一村的政权组织模式；同时伴随土地改革运动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将国家政权统治深入到乡村基层,真正实现国家对基层政权的重建与控制.这其中,党支部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市的先行试验为全国起了示范的作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野下乡村治理模式创新

乡村治理模式创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保障。乡村治理模式创新的目标应是合作治理,以实现农村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可以从改革乡镇政权组织,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化和完善村民自治这三个核心维度来思考和推进乡村治理模式创新。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矛盾与对策探讨

本文从适合中国国情的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出发来评价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揭示党的建设与法治国家建设所面临的尖锐矛盾，提出了以观念创新和体制创新为特征的若干条对策的思路，以期促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健康发展。     

渐进式转轨: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同时实现了经济体制平稳转轨和经济快速增长,而且二者互相促进,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轨中的经济衰退、社会震荡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正确选择了独具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基本制度保证。     

乡村振兴中基层党组织强化领导力的理论依据、机理特征与实践推进北大核心

强化基层党组织领导力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举。一方面,基层党组织要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践行群众路线中提升领导能力;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中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推动乡村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全面振兴,要通过激发农民群众内生动力合力推进乡村振兴。依据乡村振兴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方式,领导力强化模式可归纳为内生驱动型、党群互动型和学习提升型。其中,内生驱动型强化模式是有效增强基层党组织领导力的关键核心,党群互动型强化模式是增强基层党组织领导力要坚持的基本立场,学习提升型强化模式是基层党组织领导力持续提升的根本保障。三种强化模式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共同助力乡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力的强化。新时代新征程,强化乡村振兴中基层党组织领导力,要加强政治建设,进一步增强党对乡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大财政支持,多渠道保障乡村基层党建工作经费;创新党建方式,全方位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完善制度机制,常态化推进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基层控制危机: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农民协会重兴问题研究——以江西、福建两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农民协会作为大革命时期中共整合乡村社会,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组织,在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的农民协会基本上被国民政府解散.为了发动土地革命和组织农民运动,中共中央提出,重新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会政权,并把它作为乡村政权改造的重要途径.后来,中共发现利用农会政权改造和控制乡村社会的目的很难达到,于是提出了取消农会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在此过程中地方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往往落后于中共中央的决议,从而使中共中央设计的组织农民和控制乡村社会的组织形式和基层党组织和革命群众所推行的组织形式之间产生较大的差距,从而带来了基层社会控制危机.     

我国现阶段的乡村治理结构

建国以来，我国的乡镇政权设置多有变动，乡镇基层治理结构也随之变化。我国的乡镇政权制度大致经历了乡村政权并存、乡政权制、人民公社制和乡政村治这四个发展阶段。就国家政权组织结构来看，中国的政权组织设置到乡为止，其下的“村委会”或“生产大队”、“生产队”等组织形式，都不属于国家政权组织的范围。     

中国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

中国近三十年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过渡。相对于实行激进式改革而造成经济严重衰退的国家而言,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在理论上形成了"北京共识",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上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并为其它处于发展和改革过程中的国家积累了经验,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社会主义新农村视野下乡村治理模式的重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构建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乡村治理模式,这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对乡村治理模式进行重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提出了五种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乡村治理模式,期望乡村社会治理实现"理想"的飞跃.将文本与中国国情相对照,这些模式尚存在较大缺陷.因此,关于乡村治理模式问题,我们应该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整体论的观点,结合国家政治体制、政权体制的总体改革考虑乡村社会管理体制,结合国家法制化前进方向考虑乡村管理体制,结合城市化、市场经济化方向考虑乡村管理体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分析——以唯物史观辩证决定论为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更新和完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的改革是始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改革,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有机结合,采取了渐进式改革方式,并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改革是我国发展的动力,将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全过程。     

村民自治对乡镇民主政治建设提出的新问题及对策

扩大基层民主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点和亮点,也是推进整个国家民主发展进程的重要路径选择.在总结完善村民自治的基础上,正视村民自治对乡镇政权民主建设的影响和挑战,尝试和逐步启动乡镇政权层面的民主建设,应该成为新世纪我国民主建设和政府体制改革的一个热点.     

取消农业税后乡镇政府职能的缺失与重构

税费改革改变了国家与农民关系,也为乡镇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创造了条件.农业税取消后的乡镇政府事实上已经成为上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乡镇政权运作与乡村社会日益脱节.从考察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乡镇政府职能缺位现状入手,分析造成乡镇政府职能缺失的原因,探讨如何推进乡镇基层政府职能重新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治理模式的运行——浅析政府主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

中国的农村改革为乡村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改革在维系了一个时期的乡村发展之后,已有的动力机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需求,中国乡村发展需要新的动力机制和体制保障,急需新一轮的改革和制度创新。乡村治理,是一种新型基层政治的理想术语,它包含了乡村政治中的新机制与新实践,因而是乡村政治管理中的新模式、新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