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法社会学浅论

“科学发展观”，即一种“人本关怀”兼容“和谐有序”的社会发展理念。从法社会学视角讲，“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起点在于具体制度的构建。首先，“以人为本”应当根除“人治”而迎合“法治”；其次，“社会和谐”需要弥补“法律真空”，寻求法律与道德协调整合的秩序机制；再次，“可持续发展”要求摒弃“权力法律观”，推演“权利法律观”与“生态法律观”的优化嫁接。     

节能减排立法的生态伦理：人本和谐主义

节能减排的目的在于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这种二维定位决定了节能减排立法应遵循的生态伦理是人本和谐主义；人本和谐主义以人性论和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为其哲学基础，以“人为自身立法”的人本伦理观、“自然向人生成”的人本生态观和“人与自然界之间对立统一”的人本和谐观为其核心内容。     

“三项教育”的法律思考

“三项教育”是对人民警察进行的全面而深入的教育,从其教育的内容上、必要性上和人民警察的职业特点上看,“三项教育”具有极强的法律性。“三项教育”要求人民警察做到的,也是法律的要求。     

试论《人民警察法》第32条与第33条的冲突问题

《人民警察法》第32条、第33条都是有关人民警察执行决定和命令方面的规定,但第32条规定必须执行决定和命令,第33条规定有权拒绝执行。这既是警察法律所确定的警察职务关系的一项法定义务,也是以法律形式确定人民警察只能履行法定范围内的职责,但在警务实践中常常感觉到“必须执行”和“拒绝执行”二者前后矛盾,主要是上级的决定和命令包括不包括超越法律、法规的人民警察职责范围的指令;上级是指人民警察所属的警察机关和上级警察机关,还包括不包括党委和政府;警察机关和党委、政府及其各级领导作出的超越法律、法规规定的人民警察职责范围的指令是否都应拒绝执行等等,在警务实践中很难把握。     

浅议人民警察的“拒绝执行权”

人民警察拒绝执行权,是指人民警察拒绝执行超越法定人民警察职责范围指令的权利。《人民警察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人民警察对超越法律、法规规定的人民警察职责范围的指令,有权拒绝执行,并同时向上级机关报告。” 当今世界各国在完善警察制度的建设中,都围绕着如何“既要充分发挥警察职能又要防止警察滥用职权”这一中心问题进行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科学人本观的一致性

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是有缺陷的,它同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思想或科学的人本观是有原则区别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新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的认识和深化,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的人本观。     

巴比伦法的“新遗产”——读《巴比伦法的人本观》

古代东方法被传统学界贴上了神权、专制、等级之法的标签,普遍认为巴比伦法是早期法律文明发展中古代东方法的典型代表,尤其是以《汉谟拉比法典》为标志,达到了成文立法的高峰.这种法律文化上的成就并未引发人们对于法律文明发展的反思,因为巴比伦法依然湮没于罗马法的耀眼光环中,尤其是对于法律关系主体——人的种种“误读”,让这支古代东方法的奇葩长期定格在“奴隶制法”的范畴而罕有讨论其借鉴价值的.《巴比伦法的人本观》一书提出了巴比伦法“新遗产”的观点,揭示了古代东方人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理念和曾经达致的辉煌.     

论警察合法使用武器的法律标准

界定人民警察是否合法使用武器,是警战实务和法律认定的一个难点问题。应从是否遵守武器使用的基本原则、使用武器的对象是否针对法定的暴力犯罪行为人、人民警察使用武器时是否准确判明暴力犯罪行为正在进行且情况紧急、警察使用武器之前是否经警告并无效的情况下使用、人民警察是否遵守了禁止使用武器的法律规定、是否遵守了及时停止使用武器的要求以及使用武器后的人民警察是否采取了法律要求的处置措施等方面界定。人民警察违法使用武器常因没有依照法律严格要求的使用标准所致。     

对人民警察执法观念的思考

人民警察的执法观念是通过对法律规范和法律行为、通过对自身与执法相对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认识、评价和选择来实现的。当前,民警要树立的执法观念主要有:执法为民观、执法程序观、执法公正观和执法服务观。为此,需要从法治意识、学习意识、公示制度、监督制度等方面促进民警执法观念的养成。     

论政府绩效管理中的人本模式构建

提高政府管理绩效一直是行政管理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传统的绩效观对人本思想的背弃 ,导致了政府管理的低效。政府管理人本模式是对传统效率观的超越 ,是政府人本绩效理念的回归。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 ,本文从政府理念、政府体制、政府人事管理和“第三部门”的发展等诸方面构建政府绩效人本模式 ,同时对现实中政府绩效管理模式的实施进行思考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