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在文化逻辑及对“中国梦”的三重意涵

面对中国正逐步从全球大国走向全球强国的现状,西方学者惯于用权力转移理论的"大而必霸"逻辑设定来探讨中国崛起可能导致的大国间权力再分配,以及由于国际体系中公共财富的再分配所引起的大国冲突,甚至是霸权争夺战。然而,这一理论假设更多是从系统层次即中国崛起的外部国际格局的分析所得出,缺乏对决定中国国际行为的内在逻辑起点——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以"和"为精髓的儒家文明及对其有所扬弃和重塑的"和谐"理念一方面昭示了中国数千年崇尚"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非权宜之计的逻辑起点。因此,中国在承认大国间存在战略竞争的同时提出了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实现大国关系的平稳发展与互惠互利。这实际上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一贯立场的体现,更是中国崇尚"以和为贵"文化传统的现代重塑。同时,它还承载着契合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中国梦"的对外解读,及营造国际环境实现"中国梦"、并向世界推介"中国梦"的时代重任。     

从金融危机到新冠肺炎疫情：大变局下日本对外战略走向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从大国力量对比、国际权力分配、全球治理体系等多方面极大改变了日本面临的安全发展环境。日本认为美国主导的霸权型秩序正在转变为美中对立的势力均衡型国际秩序,所以将维持"美中平衡"作为对外战略核心议题,通过推进自主力量建设来增强对外战略实力基础,并将融合推进与"中等力量"合作作为构建自身对外战略的新支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及全球大流行加速了大变局历史进程,日本对国际局势的研判更趋谨慎、悲观。着眼后疫情时代和"后安倍时代",日本对外战略将在目前的延长线上加速向前,同时"中国因素"占比将继续攀升,"中国指向性"将进一步走强。     

以绿色共赢为核心的中国能源环境外交

面对能源环境成为关系到世界和平、区域稳定、国家与公共安全面的新威胁,中国的对外战略进行了调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在全球舞台上有了质的飞跃,中国开始在全球能源环境领域扮演负责任的大国角色。中国政府一直从战略上高度重视能源环境问题,坚持把资源节约和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努力落实各项国际承诺,积极参加未来阶段国际应对能源环境安全体系和全球治理的构建,为建设全球能源环境新秩序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的大国和平战略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从未有过现代意义的大国战略。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对外战略触及范围十分有限。近现代的中国是弱国,居于主流体系之外,因而在国际体系中不是大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曾长期是一个弱国。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各种内外部原因,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国际共生论的视角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国际共生论在中国学界兴起,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一个新的生长点。运用国际共生论探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国际体系共生性日益增强的全球化时代,以结盟对抗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大国关系已逐渐失去其合理性,走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是大国之间的必然选择。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备一些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中美在经贸、全球治理等领域具有共生性。但双方在政治安全领域仍处于非共生状态,存在较多矛盾和冲突。双方尚未形成全面和足够紧密的共生关系。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传统大国关系的现实主义逻辑仍占据主导地位,一个成熟的共生型国际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因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成需要一个长期、复杂的国际体系进化过程。在这一进化过程中,中国不能做一个消极的等待者,而要做一个积极的"施动者",促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早日成为现实。     

“新兴大国与国际体系转型”学术讨论会会议综述

<正>2010年1月22日,"新兴大国与国际体系转型"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来自外交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石油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等机构的官员、学者共18人与会。会议集中讨论了四个议题:"新兴大国合作的理论与政策思考"、"新兴大国与国际体系转型的互动"、"新兴大国各方态度与合作前景"和"中国的作用"。     

探索面向21世纪的中国国际战略的新思路——“面向 21世纪的中国国际战略”学术研讨会发言纪要

中国不仅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性大国。在进入21世纪之时,中国应该以什么样的战略态式在21世纪的世界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中国将如何处理与各大国的关系?中国要采取怎样的战略来推进世界多极化?这些都是我国外交和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所面临的重要课题。1997年7月14—18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山东青岛主办的“面向21世纪的中国国际战略高级研讨会”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索。出席这次研     

国际发展合作PPP ——更有效的发展合作新模式?

进入21世纪以来,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模式正面临一系列挑战,其中之一就是过去十余年在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日益流行的"国际发展合作公私伙伴关系"。通过考察公私合作这一国际发展合作新型模式的渊源、内涵与机制,探讨其在实践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与中国的"发展包"模式进行比较,可以对中国对外发展合作提出政策建议。目前,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引入非政府行为体与商业模式已是大势所趋。中国在开展国际发展的公私合作方面虽是先行者,但亟待将自身丰富的实践加以系统化、理论化,并就公私合作制定更为明确的指导原则及管理细则,同时设立相关的机构机制,促进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成长。这不仅可以创新完善中国的对外发展合作,进一步扩展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也有助于逐步建立南方国家在全球发展合作领域的话语权,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向更加包容、多元和公正的方向发展。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环境,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诸多变局:国际社会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大国退出导致治理赤字扩大、全球治理规则亟须现代化、常态化改革必要性骤然上升等。全球治理改革也面临诸多挑战:缺乏部分核心大国的支持、个别国家国内政治"负面溢出效应"制造大量不确定性、规则建设和制度建设具有时滞性、逆全球化思维频现削弱全球治理合作意志等。在此背景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必要性不断凸显,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现代化谈判进程、全方位重视专业人才培养、加强话语体系建设,为优化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注入强劲动力。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能源外交

能源安全与能源合作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领域与核心内容。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助于海洋能源区域合作和共同开发、维护海上能源通道稳定与安全,也有助于推进国际能源合作。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最大经济体,中国必须回应大周边地区对能源合作和能源安全的期待,拓展中国特色的能源外交,实施大周边能源外交战略,为区域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与沿线国家共同分享、合作开发海洋油气和海洋新能源,推动区域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能源投资贸易便利化,在实现自身能源安全的同时,构建基于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的区域和国际能源命运共同体。     

思考琉球命运的历史资源

如何重访当年在"复归"和"自决"的复杂思考中所留下的思想遗产,如何正视琉球"回归中国论"所曾经有过的"反共亲美"履历,恐怕将是我们中国人民同琉球人民对话之时不可忽略的历史课题。对于"流求/琉球"所能指涉的这些岛屿而言,东亚更重要的内部调整则同时发生在"中国朝贡圈"与"日本朝贡圈"之间的力量消长,以及"朝贡体系"和"条约体系"之间的对抗和转化。     

当代大国相互定位及时代特征分析

值此国际形势面临百年巨变之际,一些大国正在根据综合国力重新界定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确定其在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目标。与地理大发现以来国际体系变化最大的不同是当前西方大国不再能左右国际力量的对比态势,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正方兴未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大潮势不可挡。但是,体系主导国的扩容或更替将是长期和曲折的进程。霸权大国和传统大国不会轻易与发展中大国分享主导权,建立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将充满着变化、震荡、斗争与磨合。到21世纪中叶,国际社会或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中国也将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需要深刻认识国情和世情,继续增强综合国力,不断动态调整国家定位,稳定大国关系并推进周边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并加快科技创新,提升新公域的治理能力,建设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体系,从而不负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殷切期望。     

中美两国“和平崛起”之比较

国际关系中一个经久不变的现象是:当霸权国的地位受到崛起国的威胁时,它们之间的竞争有可能演变为冲突。现实主义认为这种导致战争风险的权力斗争不可避免,而"和平崛起"理念恰与现实主义这种"霸权易位、战争难免"逻辑相反。中国近十多年来一直承诺要"和平崛起",而且可能在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启动之时就已经奉行"和平崛起"政策。回顾历史,能够声称自己是"和平崛起"的现代大国可能只有美国。中国和美国是仅有的两个试图和平崛起的大国,考察它们各自历史经历的异同是一项有研究价值的工作。美国崛起于1865—1945年,在时间上比当今中国的崛起早一个世纪,虽然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崛起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但如果有经验可供借鉴的话,中国可以从美国崛起之路学到哪些?本文在深入分析"和平崛起"的含义和中美"和平崛起"的案例可信度的基础上,比较当今中国的崛起过程与19世纪晚期美国崛起之路的主要相似点和不同点,得出了可供中国与国际社会参考的六条经验。     

全球治理中的中国方案及其贡献

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在全球经济合作、大国关系构建、地区热点问题解决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中国方案。无论是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出的一系列推动亚太区域和全球发展的讲话,还是促进南海问题妥善解决的"双轨思路";无论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提出,还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无论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双轨并进、双暂停方案,还是处理缅甸罗兴亚人危机的"三阶段"措施,都体现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方案和彰显中国气派的实施路径,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巨大反响,为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与持久动力。     

动荡中的全球治理体系:机遇与挑战

冷战结束后,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行动者或利益攸关方呈现多样化态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复合。然而,在各种因素作用下,现有全球治理体系近年来却面临日趋严重的挑战甚至危机。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国家,如美英,正在退出一些全球治理机构或对全球治理有重大影响的地区性组织;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竞争影响了世界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导致全球治理体系愈加复杂。挑战同时也是机会。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加大了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贡献。展望未来,世界各大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及其成效将决定21世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涌动的东亚——明清易代时期东亚政治行为体的身份认同

19世纪后半期,看似由西方冲击导致的中国朝贡体制的瓦解其实有其内在动因。从身份认同的角度而言,因为明清易代的冲击,东亚主要政治行为体无论是对自身还是相互的认识,均经历了一个迷失和重新认同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传统朝贡体制的稳固产生了消解作用,而且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与欧洲(西方)无关。17世纪东亚国际关系的波动其压力来自中国本土的政治权力变迁。尽管最终清朝取得正统地位,恢复了传统东亚朝贡体系,但它只是掩盖了以后继续会导致东亚巨变的内在动因:日本和朝鲜自此已经不再真正尊崇这个体系,而被迫皈依清朝的晚明遗民也将反清复明作为一个隐性的政治目标。     

对古代东亚朝贡体制的再思考

古代东亚朝贡体制所体现的"大一统"与"天下"观念妨碍了古代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这一体制或华夷秩序并不以平等为基础,也并非完全依靠和平方式建立和维持,一旦有人挑战这种秩序,朝廷不惜使用武力,这与现代国际关系理念背道而驰。朝贡体制具有相当强烈的内向性,是帝制政府彰显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工具,朝廷希图彰显"万邦来朝"盛况以显示威力、渲染太平、满足虚荣心,但却严格控制海外贸易、厉行海禁,毁灭了中国海商一度取得的成就,从而使当时的中国在相当大程度上在大航海时代即将到来时却失去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一些理念和构想与实际运作中的朝贡体制之间有明显差距,不应夸大这一体制对中国今天对外关系实践与理论的借鉴意义。     

中美“合作性平衡”如何可能

无论是"合作性平衡",还是"新型大国关系",最终寻求的都是使中国在非对抗性条件下获得世界强国地位的可能,这无疑需要高超的平衡术和极强的自我克制。过去的近5个世纪,世界领导权最重要的两次转移发生在"领导者-利益相关者"之间,而"霸权-竞争者"之间的博弈往往以竞争者的落败告终,如17~18世纪的法国和20世纪的德苏两强。即便今后美国有被中国超越的可能,也值得回忆下约瑟夫·奈教授3年     

“双轨制+”：中国农业多边对外援助治理结构探索

自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参与对外援助主体的多元化,对外援助治理模式逐渐从传统的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垂直管理模式转变为纵横交错的多元主体互动模式。经过实地调研并结合中国—FAO南南合作项目的案例,综合考察中国农业多边对外援助中多元主体的治理结构,可以发现中国农业多边对外援助治理具有"双轨制+"的特点。一方面,政府、实施单位及个人等主体遵循以科层制为中心的垂直权力机制;另一方面,一线管理机构、社会组织及个人等主体形成横向扁平化的网络合作机制。这两方面共同形成纵横双向的双轨合作治理结构。同时,"+"为选择的第三方,即国际组织平台,架起了援助方、受援方合作的桥梁,实现了援助治理的资源优化与整合,提高了援助效率和有效性,并促进了中国通过对外援助治理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化进程。研究"双轨制+"结构将既有利于提高中国对外援助的宏观规划和管理能力,也为理解发展援助有效性这一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区块链及超主权数字货币视角下 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以E-SDR的创新与尝试为例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建使美元逐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了中心地位,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则使美元进入一个相对无责任的自由之境。美元中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与不可持续性,并导致国际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不断上升。超主权货币构想是解决这一问题较为理想的方案。数字货币的兴起则为实现超主权货币数字化提供了重要契机。超主权数字货币不仅是打破美元霸权的一种重要途径,还是大国未来竞争的重要赛道。当然,作为一种推进全球货币合作的中间路线,超主权数字货币将有助于资源交互的国际平台与信任机制的构建。为此,我们可以基于区块链等技术,构建一套以"数字货币—数字金融账户—数字身份验证"为基本结构的E-SDR超主权数字货币体系,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与全球合作的开展创造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