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彝族毕摩文学

毕摩对彝族文学的繁荣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创作出了卷帙浩繁的文学作品。彝族对文献的传统分类有二种,一类是毕摩专门用于宗教仪式方面的经典著作,称“毕摩特依”(祭祀书);一类是用于民间仪式方面的普通文献,称“卓卓特依(民间文学)。本文阐述毕摩及毕摩文学与彝族文学的关系。彝族文学的发展,从创作历史看,卓卓特依(民间文学)要晚于毕摩文学,因此彝族文学是随着部分毕摩的社会职能的改变,即从祭师—经师—歌师的角色衍化而来的,客观上促使彝文应用从宗教领域向民间社会生活的渗透和伸张。     

论彝族毕摩文化的旅游价值及其开发方式

彝族毕摩文化是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彝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民族文化旅游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彝族毕摩文化的旅游开发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探讨了彝族毕摩文化的旅游价值,认为它具有很强的旅游吸引力和市场开发潜力,并以四川凉山美姑县为例,提出了毕摩文化旅游开发的一些措施和建议。     

现代文明背景下云南楚雄彝族毕摩及其文化变迁

毕摩是彝族民间传统知识和生存经验的集大成者,毕摩文化是彝族先民围绕毕摩所创造出来的有关信仰、仪式、职能定义、传承规则和历史等的总和.在彝族传统文化背景下,毕摩及其文化始终密切配合其长期持续的农耕生计方式而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传承.但是,在现代文明背景下,社会意识的强化对毕摩及其文化的发展变迁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导致毕摩在社会地位、规模数量、人员结构、文化素质、职能作用、传承方式等方面发生明显变化;毕摩文化的变迁脱离了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神秘性、实用性、多样性向大众化、规范化、表演化和被遗产化转变.     

彝族毕摩档案的原始宗教美学解读

毕摩是彝族原始宗教祭祀的主持人,不仅拥有古代彝族文书典籍的编撰权力,还履行着占验民族吉凶的"神判"职能,对彝族宗教文明传承起着决定性作用,彝族毕摩档案是毕摩以历时性的书写方式记录整理的直接反映彝族社会面貌的历史文献,由于毕摩是其创作、沿用、传抄与保存的唯一主体,使得彝族毕摩档案具备了鲜明的宗教属性,并以其"准道德"的伦理关怀、非宗教范畴的情感超越性以及体察生命的人性哲思,构筑了原始宗教的美学框架。     

彝族"毕摩"与纳西族"东巴"的比较研究

中国西南的彝族与纳西族,在民族起源与发展上有着共同的历史源头和文化联系,其传统宗教都是从古氐羌人承袭下来的,并且都受到外来宗教文化的影响.因而"毕摩"与"东巴"教有着诸多共同点和相似性.本文试从古称谓与历史源流、主要职能与传承方式及所使用法器和经书等诸方面,对彝族"毕摩"与纳西族"东巴"进行比较研究.     

浅议贵州彝族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历史贡献

新世纪以来发生了多起事关少数民族的突发性事件,由此引发国际国内一小部分鼓吹民族分裂的动乱分子诋毁我国民族政策、歪曲少数民族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均对国家对社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故总结历史经验弘扬少数民族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历史贡献,不仅必要而且及时。见微知著,通过对贵州彝族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方面历史贡献的分析,弘扬和继承贵州彝族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优秀传统,为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做出应有的贡献。     

亲历民族古籍的流失——忆彝族毕摩施文科先生

这是一段关于我与彝族著名毕摩施文科先生的往事,也是一段我终生无法忘却的记忆。1984年4月,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彝族历史文献班毕业在即,学校决定将文献班分为三个组分派到云、贵、川进行彝文古籍调查,我作为该班的一名成员被派往云南。     

整理、编译、出版《彝族毕摩经典译注》

“毕摩”是彝语音译,“毕”意为“念”、“诵”,亦代指宗教仪式活动;“摩”意为“长者”、“老师”,毕摩即“念诗诵经的长者”,是彝族传统社会的知识阶层和仪式活动家。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彝学专家马学良教授曾经指出,毕摩“身系一族之本位文化”,也就是说毕摩是彝族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彝族民间知识分子。彝族独特的文化之所以传承至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靠毕摩运用彝文（基本字1000个左右）撰写并世代传抄,或者以口诵记忆方式传承下来的。彝族文化遗产大量地保存在毕摩的彝文典籍中,所以彝文文献以及口碑文献习惯上被统称为毕摩经,也称毕摩文化。     

昙华毕摩文化

在每年农历2月初8的大姚昙华“插花节”上有一个重要仪式,祭马樱花。祭台的中央放一棵美丽鲜红的马樱花,树旁蹲一个美丽的小姑娘,一位头戴法帽,身穿法衣,手拿法器的毕摩端一碗净水,口诵经文,向东西南北中进行祭祀,这个神圣的祭祀仪式,主角就是这个德高望重,口念经文的毕摩。毕摩在昙华彝族人民中有着崇高地位并起着重要作用,现在昙华仅有两位毕摩。毕摩是彝族文化的传承者和载体。毕摩文化是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涉及到彝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哲学、医学、道德、伦理、科技、风俗、礼仪等方面。毕摩在彝族生活中的地位很高…     

“毕摩”鲁世藩

今年2月16日,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教授兼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所长刘尧汉先生的安排下,深入楚雄市彝族山区进行社会历史及民间传统文化调查,专门到三尖山北麓一个名叫依齐嫫的彝家山寨,就有关彝族毕摩传统文化等课题,对彝族民间老艺人鲁世藩进行调查采访,并对他个人如何开展     

古彝文及其造字规律新探

通过对大量文字的分析 ,认为云、贵、川三省区的彝族古文字在造字上 ,大多是以基本笔形、独体字、辅助符号相互搭配融合造字     

布依族"莫家话"与土语及相关语言比较研究

布依族"莫家"于五代时楚王马殷、马希范当政之前仍然统治着黔中地区并依附于楚,当时他们是与第二、第三土语的人生活在一起的布依族贵族."宋英宗治平年间"因政治变动,"莫氏家族"才从黔中地区迁移到黔桂边界的黔南荔波县和独山县,其语言环境开始变化,即完全脱离第二、第三土语而长期生活在第一土语之中,并长期受第一土语的语言环境影响,形成了现今"莫家话"."莫家话"变迁有其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的历史原因,她应该是中国布依语的一个方言,这正是其科学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试论西王母与道教、彝族的关系

本篇文章在广泛收集道教和彝族文化资料基础上 ,论证了西王母作为彝族先民古羌人的始祖母 ,与彝族文化的渊源关系 ,同时论证了西王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其逐渐为中原文化所吸收 ,特别是为道教吸收后 ,道教赋予了西王母新的形象和内容 ,并成为道教女仙之首。文章认为作为彝族先民古羌人的西王母不仅丰富了道教的内容 ,同时道教作为一种精神纽带 ,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彝族自称与彝语氏族地名--兼谈彝族自称、支系及氏族地名繁多的缘由

彝族支系较多,不同的彝族支系形成不同的彝族自称、彝语方言或土语,而不同的自称产生了不同的彝语氏族地名.本文认为彝语氏族地名的由来与彝族自称或亚自称产生的根缘有着密切的关联,不同的彝族自称是彝语氏族地名形成的主要原因,而在彝族社会生活中所崇重的祭祖大典ne55mu21(耐姆)分支习俗是造成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及其彝语氏族地名众多的最主要的根源.     

西部开发与彝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研究

文章论述了彝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彝族传统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开发,给民族文化的传承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应该正确认识挑战,抓住机遇,很好地传承和创新民族传统文化。     

论《唐律疏议》中见危不救行为及其立法启示

以广东小悦悦事件为代表的众多见危不救行为,在全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引发了社会对见危不救行为的关注。对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可以纳入刑法处罚的范围、如果可以纳入刑法处罚的范围,我们应该在立法上注意什么样的问题成为当前刑法学界亟需解决的现实热点问题。本文试通过历史研究的方法,以《唐律疏议》中对见危不救行为的相关立法为切入点,并结合当今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议将见危不救行为入刑,并从犯罪客体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立法意见以及在立法中应注意的事项。     

从电文往来看“二二八事件”中的陈仪和蒋介石

陈仪和蒋介石在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及其善后过程中,有许多电报和信函往来。本文在介绍这些电文的基础上,从陈仪对“二二八事件”的判断、蒋介石和陈仪对“二二八事件”处理的原则、陈仪在台湾驻防兵力问题方面的反思、陈仪的辞职和对继任人选的推荐、陈仪对“二二八事件”的善后以及对台湾前途的看法等方面,分析他们是如何处理“二二八事件”及其善后的,以及他们在处理一些问题时态度的异同。     

民族工作的社区化:城市化进程中协调民族关系的一种视角

本文从城市化进程中民族格局的新变化和社区功能转变的分析入手,认为当前城市民族关系的协调必须以社区为视角,纳入社区工作的范围中,这既是新时期城市民族工作的新课题,也是构建和谐社区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