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贿赂犯罪的特征、成因与防治对策新探

在犯罪学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有时是指刑法规定的涉及商业领域的各类贿赂犯罪,有时则是指商业领域的贿赂违法行为。商业贿赂的犯罪手段日益多样,隐蔽性越来越强,犯罪领域广泛,但也凸显出一定的行业特征,而且,涉外商业贿赂犯罪已经本土化。商业贿赂的产生有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防治商业贿赂犯罪的对策既包括预防商业贿赂犯罪的对策,也包括查处商业贿赂犯罪的对策。     

贿赂犯罪的发展态势、原因与对策

我国社会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 ,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和非规范化运作 ,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同时 ,企业为获得利益 ,“公贿”现象日趋严重。因此研究贿赂犯罪的发展态势和原因 ,提出贿赂犯罪的预防与遏制对策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秘密侦查在贿赂犯罪侦查中的必要性及其规制——以监听为视角

在贿赂犯罪的侦查中,采用监听等秘密侦查措施在对预防贿赂犯罪、打击贿赂犯罪起到促进作用的同时,还是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体现;在贿赂犯罪侦查中使用监听手段的同时,还应当对监听手段进行规制,防止违法监听的出现。     

浅议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及其途径

洗钱是一种国际性的犯罪,但我国刑法上游犯罪的界定已经不足以充分打击目前我国洗钱犯罪的所有形式。立法应考虑将贪污、贿赂、腐败犯罪和其他严重犯罪都规定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熟知犯罪的种种途径能更加有效地预防和遏制犯罪。     

商业贿赂犯罪范畴的源流及立法定位

商业贿赂行为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颗毒瘤,具有极其严重的危害性并已成为贿赂犯罪的一种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以商业贿赂犯罪为视角探究我国反腐败刑事法律重新建构的重心在于对我国反腐败犯罪刑事立法重新梳理后的重构上.因此,有必要对商业贿赂以及商业贿赂犯罪进行寻根溯源式的探究与挖掘,力图呈现一幅商业贿赂以及商业贿赂犯罪的全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商业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制,以达重构我国反腐败犯罪刑法规制的终极目标,实现刑事法治.     

贿赂犯罪的权力分析

贿赂犯罪作为一种以权谋利的犯罪类型,与国家权力系统的构建、分配、行使和制约密切相关。其关联体现在:权力社会化为贿赂犯罪的生存提供了社会基础;权力异化是贿赂犯罪生成的根本原因;权力滥用是贿赂犯罪目的的实现手段。要从根本上预防和控制贿赂犯罪,必须加强权力制约,防止权力异化和滥用,这就需要构建系统的以权制权、以法治权、以舆监权的机制。     

贿赂犯罪的比较研究

通过比较的方法探讨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制,介绍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有关贿赂犯罪立法,研究我国大陆、港台及世界各国的贿赂法律实践和法律理论,将对我国贿赂犯罪立法有所裨益。     

关于惩治贿赂犯罪的法律思考

面对我国贿赂犯罪日渐严峻的发展趋势,本文从加快立法步伐克服立法滞后,重症下猛药、冶乱用重典,拾遗补漏完善刑事实体法,另起炉灶建立特别程序法四个方面,探讨了惩治贿赂犯罪的法律对策,具有启发意义.     

当前贿赂犯罪的特点与对策研究

本文通过对贿赂犯罪在当前改革开放形势下特点及其成团的分析 ,提出对打击和抑制贿赂犯罪对策的几点意见和看法。     

试论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之立法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贿赂犯罪做出了突破性规定，我国刑法中有关贿赂犯罪的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出现了诸多滞后之处。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贿赂犯罪的突破性规定，完善我国刑法贿赂犯罪之立法。     

“商业贿赂犯罪”刑法条文修订完善之我见

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列出专条对贿赂犯罪进行补充规范,扩大了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进一步完善了有关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但是,我国现行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规范的零散性和不完整性,难以应对当前商业贿赂现象的严重性与复杂性,修改完善商业贿赂犯罪的相关刑法条款或出台反商业贿赂法是适时和必要的。     

日本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犯罪及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刑法典中仅规定了有关公务员的贿赂犯罪,商业贿赂方面的犯罪则规定在《商法》等附属刑法之中。同时,日本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成立条件作了比公务员贿赂犯罪更严格的限定。日本刑法的这种规定方式对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及解释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商业贿赂犯罪的刑法问题——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鉴于有效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考虑,对商业贿赂犯罪进行界定应基于广义的视角.与我国业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目前我国商业贿赂犯罪在犯罪问题上存在贿赂对象之狭窄、谋利要件之累赘、行为方式之单一、贿赂犯罪之紧缩;在刑罚问题上存在着刑罚幅度不平等、死刑设置不合理、罚金刑地位缺失、资格刑功能错位等问题.故有必要从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应然价值基础出发.对有关商业贿赂的犯罪构成与刑罚进行改造.     

商业贿赂刑事立法的全球考察

各国针对商业贿赂犯罪进行了多层次的立法规制与司法监控。各国刑事立法所归纳的法益深刻影响着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运作方向。英美与大陆刑法的商业贿赂犯罪立法例为我国刑法改革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指向。需要谨慎采纳谦抑型与积极型的反商业贿赂犯罪司法经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打击商业贿赂犯罪提出了全新要求。以比较刑法的视角纵览全球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动态能够为我国刑事司法系统获取丰富的启示。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商业贿赂治理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具有策略性的惩治政策，它主要体现的是对已发犯罪的被动性惩治，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是具有长效性的预防政策，它主要体现的是对未发犯罪的主动性预防。商业贿赂是由主客观方面的多种原因造成的一种综合症，治理商业贿赂理应从惩治和预防两个方面下手，实现标本兼治。本文试图通过宽严相济与综合治理两种刑事政策的视角，对惩治商业贿赂与预防商业贿赂进行反思，以寻求刑事政策视野中治理商业贿赂的有效措施。     

贿赂犯罪的新特点及其治理对策

贿赂犯罪逐渐成为职务犯罪的主要形式，目前，贿赂犯罪呈现出一些新情况、新特点。贿赂犯罪滋生蔓延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实体法、程序性规定的不完善，以及目前刑事政策过于空泛．不能切实有效地指导实践。治理我国当前贿赂犯罪，就是要建立和完善执法监督的法律制度，对贿赂犯罪实行“零容忍”的刑事政策，尽快完善司法独立，健全完善反贪法律体系。     

加强立法 惩治贿赂犯罪

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贿赂犯罪，不能靠简单的群众运动或行政命令去解决，而是要靠法律。加强立法，健全和完善有关的配套法律已成为惩治预防贿赂犯罪的当务之急     

行贿犯罪刑法规制的现状、进展与趋势——以《刑法修正案(九)》为中心的解释

《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犯罪做了较大修正,不仅严密了贿赂犯罪刑事法网,而且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是我国刑法对行贿犯罪规制的一次飞跃。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刑法对行贿犯罪预防和控制的效果究竟如何,仍然依赖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强力推进、刑事政策的正确引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等因素。因此,面对行贿犯罪之猖獗顽固,刑法规制需更加从容理性,方能收到标本兼治之效,从而预防和控制贿赂犯罪这一社会积弊。     

对贿赂犯罪立法的宏观考察——以基本刑事政策为视角

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宽严相济分别是我国不同时期的刑事政策,这些刑事政策对贿赂犯罪的立法有着深刻的影响,对其进行准确理解是贿赂犯罪科学立法的重要保障。为了在贿赂犯罪立法中更好的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改变对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处罚宽严失衡的现状,改变贿赂犯罪立法前瞻性不足与稳定性不足的现状,改变贿赂犯罪的立法权过分扩张与司法权紧缩的现状。     

商业贿赂犯罪主体的完善

商业贿赂犯罪体系的完善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研究来看,现行商业贿赂犯罪体系已非常完善,只是未把非国有单位的受贿犯罪和对非国有单位的行贿犯罪纳入刑法体系,而这是一种政策层面的价值取舍,并不需要专门设置商业贿赂罪这一罪名,也并不需要专设商业贿赂犯罪一节,只需在未来经济发展成熟时,将非国有单位的受贿犯罪和对非国有单位行贿犯罪纳入商业受贿犯罪体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