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向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转换 --兼谈文学史的当代功能

随着文化语境的变迁 ,“纯文学论”、“纯审美观”在完成历史使命后 ,已势成强弩之末。文学定义的重新理解 ,国外文学史观的发展流变 ,昭示着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视野的转换 :弥合审美和历史的鸿沟 ,为当代精神提供参照 ,应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文学史哲学的“真实”观考辨

一、“史”的独特性文学史是人类生命在文学这一存在方式中演进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文学史属于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对文学史的考察．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历史。何谓“历史”？英国历史哲学家W．H．沃尔什先生认为．“‘历史’一词本身是模棱两可的。它包括过去人类各种活动的全体以及我们现在用它们所构造的叙述和说明。”     

"历史化"视野中的文学史研究——略论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

程光炜的文学史理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本体论、方法论等方面出现了转向,很好地影响和促进了由80年代的研究范式向新的研究方式的跨越。他的文学史研究或许只是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一个剪影,却反映了这一文艺思潮的成就、特征及有关问题。     

弘扬“八一精神”培育具有地域特色的创业理念

从八一南昌起义到人民军队的创建,从改革开放到南昌逐渐崛起,时间的车轮已经跨越了80年,而敢为人先的"八一精神"也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得以传承、锤炼和升华,并指引着南昌人前进的方向。在这全民创业的时代,我们要大力弘扬"八一精神",将它与现有的创业精神相糅合,培育出具有江西特色的创业理念,并将它作为创业的核心动力,推动全民创业。     

论文学史话语权威性的标志

文学史话语在确立和发展中逐步形成了权威性的地位和影响,文学史话语权威性的标志即信史性、共识性、经典性、传承性.文学史的撰写形式可以多样化,具体观念也可以多元化,但文学史家却始终应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态度,维护文学史的权威性,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这正是科学发展现在史学(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     

齐文化与地域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

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差异,由于不同地域群体生产、生活方式及传统的不同,由于非常复杂的原因,我国历史上,尤其在先秦时代,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在研究传统地域文化时,对文化概念的认知应该与时俱进。由齐文化的命运推及其他先秦时期形成的地域文化,其下限定在西汉武帝时期比较合适。先秦地域文化间的相互关联要求今人必须加强比较研究。当地域文化的研究超越了初级阶段后,还应当把探索和彰显其普世意义作为主要任务。因为地域文化间的联系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今天从事地域文化研究的人们也需要交流,需要相互支撑和支持,因此,建立地域文化研究协调合作的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新启蒙史观的复归——作为方法的《现代中国文学通鉴》

继中国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三个重要的现代文学史概念之后,现代中国文学文学史新概念得以确立,并将之落实到《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10)》的书写实践中。事实上,重写文学史的终结并不是重写的终结,而是重写文学史实践本身逐渐丧失了原初的价值立场,以追求文学史的解放为开端,却以再生产出新的束缚而告终。作为对重写文学史趋于符号化、意识形态化的反拨,现代中国文学这一既返回又超越启蒙范式的文学史叙事,试图重构一个以人的文学为基础的新启蒙史观。因为在当代中国,事关理性、民主、科学的现代性启蒙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     

在对话中提升：“中国模式”的出场学路径

“华盛顿共识”理论范式不能解释中国的成功经验，“中国模式”提法便应运而生。“中国模式”自有中国逻辑，把“中国模式”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中国模式”有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理论增长点。“中国模式”还在路上，所以在实践中，我们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这并不妨碍在理论中提升“中国模式”。     

杨朔的浮沉与在当代文学史教学中阐释的转变

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作家杨朔及其散文,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中的地位,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变化。杨朔从1961年得到领袖的首肯而走红,进入学术视野,在文学史教材中举足轻重,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杨朔模式"开始被学界诟病,最终成为高校教材中被批评甚至被忽视的存在。杨朔散文的走红与衰落,体现出中国社会形势、文化氛围的转变。     

论新时期“岳家军”文学创作的地域特色

"岳家军"文学群体誉起于八十年代,其文学创作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本文就主题、题材、艺术风格及形成地域文化特色的原因进行探析,旨在寻求文学创作的某些规律。     

推动中华文化视野下伊犁地域文化历史研究的重大现实意义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从准确理解伊犁地域文化的内在含义入手,从格局和特色、前提和根本、构成和条件三个维度深刻剖析中华文化与伊犁地域文化的内在逻辑,进而从国家大局、工作主线、行动指南、长期目标、首要任务、战略举措、实践要求七个方面阐释了深化多元一体视野下伊犁地域文化历史研究的重大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戏曲“教化论”的流变

在中国古典剧论史上,"教化论"作为贯穿始终的一种戏剧批评理论,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地位。宋元时期,剧论里的"教化论"零星散见于文人笔记序跋等,对戏剧教化功能的认识由萌芽走向成熟。明初由于官方审美对戏剧的影响和控制,"教化论"在剧坛上占据主导地位,由仅关注戏剧功能扩展至戏剧创作。相对于前期的高蹈,明中晚期"教化论"受到"言情说"的反驳和修正,在剧论中地位明显淡化,逐渐让位于"本色"、"当行"等艺术性要素。清初剧坛承晚明余绪,"关乎风化"作为戏曲的审美标准之一,与"情""文"等一起被纳入戏剧的终极审美理想之中。清中后期,戏剧创作出现回归明初重伦理教化的倾向,剧论中的"教化论"被重新大肆鼓吹,出现复古和泛滥。     

兴边富民应重视发展地域民族文化

边疆多是少数民族世代居住的聚居地区,这些地区往往经济落后而文化资源却极为丰富。“兴边富民行动”就是在承认这种现状的基础上,发展地域经济和地域文化,使边疆的经济和文化同时繁荣,人民生活逐渐富足。     

论文学史学的人类学范式及其演进

文学史学的人类学范式经历了建构、危机和生机三个历史阶段.19世纪中后期,文学史学借鉴人类学的种族论、进化论和科学方法论建构起文学史学的人类学范式,经过欧洲文学史家的开拓,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发展到顶峰阶段,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进入20世纪,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遭遇到后现代主义、形式主义、接受美学等文化思潮的口诛笔伐,陷入了危机.20世纪后期,文学人类学兴起,文学史学的人类学范式重新获得了生机:一方面,文学人类学的整体文学史观和比较方法论推动了文学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文学人类学的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思维方式、以及文学人类学中国学派的“四重证据法”和“文化阐释”又让文学史学面临诸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论主流传媒的思路模式转变

办好党报党刊等主流媒体,转变思路是关键。结合自己的学习、思考和工作实践,我认为,要办好党报党刊,实现思路模式转变的重点在内容、经营、编辑、队伍和领军人物5个方面。     

发挥地域优势推进新农村建设

酒泉市地处甘、青、新、蒙四省（区）交汇要道,具有承东启西、展南拓北的区域优势。市内日照时间长,有效积温高,昼夜温差大,无霜期长,适合发展特色农业,已培育形成棉花、制种、草畜乳、蔬菜、葡萄、啤酒原料等六大主导产业,对外制种、啤酒原料、洋葱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酒泉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方针政策,在农业结构调整、节水农业、生态保护等方面科学规划、加大投入、稳步推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张静如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研究简评

张静如先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深化和改进中共党史的研究 ,尤其是在党史学理论与方法问题上的研究 ,已颇有建树。张静如认为党史学是一门历史科学 ,是现代史范围内的一种专史。从这种历史认知出发 ,张静如首创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理论 ,认为应在中国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研究党史 ,应在现代社会生活的演化与变革中从整体上把握党史研究的主脉 ,这样才能将党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毛泽东论研究党史的意义和方法

历史永远是让人清醒的教科书.毛泽东善于运用历史智慧启迪思想,创新理论,指导实践.对于亲自参与创造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毛泽东更是倍加珍视.他结合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对党的历史上的重要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等作出了精辟论述,对研充党史的意义和方法作出了深刻阐释,认为研究党史是认识国情的重要途径,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党的历史是教育党员的生动教材.毛泽东阐释并在研究党史中运用的实事求是、古今中外法、综合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历史主义等理论和方法,对党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行政学研究中的制度分析法

制度分析方法曾一直是包括政治学和经济学等诸多社会科学学科经常运用的一种传统研究方法,行政学中的制度分析法来源于这一传统研究方法,但又具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厘清制度分析的内涵,把握制度分析方法的特色,是在行政学研究中合理运用制度分析方法的前提和先决条件。一、制度和制度分析释义1、制度许多研究制度的理论家对制度都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1]凡勃伦把制度     

双台子地税：聚集地方财力促进地域经济

盘锦市地方税务局双台子分局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规范管理、和谐发展"为主题,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下大力气组织税收,积极推进征管改革,不断提高征管水平和执法水平,造就了一支"政治坚定业务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的税收干部队伍,为聚集地方财力,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