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威州州选及其对德国政坛的影响德

2002年联邦大选后,红绿执政联盟开始了艰难的社会和经济改革.在改革进展不利的情况下,红绿联盟又失去了对其意义重大的北成州.北威州这次议会选举对德国政坛影响巨大,红绿联盟在州选中的失败直接导致了联邦大选可能提前到今年9月进行.     

在“欧洲”与“民族”之间经营——面对《基本法》与《里斯本条约》的德国新执政联盟

“欧洲”因《整合责任法》而被列入了德国联邦议院的辩论议程。《里斯本条约》对自下而上、有限支持和适度原则进行了具体化，“民族”通过由成员国议员作为代表而全面介入欧盟事务之中。德国新执政联盟在其《联合执政协议》中确定，“欧洲”成为新联邦政府的政治方向，而“民族”是政府政策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新联邦政府就成了“欧洲”与“民族”的经营者。新联邦政府在欧盟事务上的行动能力取决于其与联邦议院之间的沟通。而新联邦政府的欧洲政策施政空间——联邦政府在欧盟事务上可能的立法权限一则受政策取向影响，即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政策取向是趋同，还是相悖。这又取决于联邦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与州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有一致还是相悖的政策偏好。     

浅析德国移民政策

从上个世纪 90年代起 ,越来越多的外国移民来到德国 ,德国的移民政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目前存在着不同的移民方案 ,而对于这些移民方案 ,不论是红绿联盟和联盟党 ,还是社民党和绿党 ,互相之间都未能达成一致。为了避免移民问题成为 2 0 0 2年大选的竞选主题 ,红绿政府正在努力尽快出台一部移民法。     

“印太战略”下美菲同盟强化的动向与影响

在“印太战略”背景下，拜登政府将东南亚定位为“印太区域架构的核心”和“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在经济、发展和安全等领域全面重启东南亚政策，以维护美国在东南亚、印太乃至全球的战略优势。因其独特的战略重要性，美菲同盟成为拜登政府重振美国的全球联盟和伙伴关系，构建印太区域安全机制和提升区域掌控能力，应对和克服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能力和经济挑战的关键一环。为此，围绕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拜登政府主要通过“内部深化”和“外部拓展”两大路径，全方位推进美菲军事同盟不断强化，并在菲方政治势力配合下实现其战略目标。不过，这一目标仍面临美国内政、菲方意愿及美国自身能力等关键因素的限制。     

从联合执政协议看德国新政府的政策取向

１９９８联邦大选之后，红绿联盟政府新出台的联合执政协议力图为加快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开出一剂良药，但因为执政的社民党内强烈的左翼倾向，这一纲领蒙上了浓重的国家干预和推行社会福利政策的左倾色彩，新政府内传统与现代派力量的角逐将确定着今后所出台政策的取向     

德国红绿联盟政府外交政策初探

本文在介绍９０ 年代初以来德国的多次关于外交政策“正常化”辩论的基础上,分析了社民党和绿党这一时期在外交政策上出现的重大变化。文章在阐述红绿联盟政府保持德国外交政策连续性的同时,对其中的变化和不稳定因素进行了探讨。     

德国红绿联盟新政府的欧盟政策评析

德国自今年１月１日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以来,红绿联盟新政府欧盟政策的核心,在于努力减少对欧盟提供的款项,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凸现德国自身的利益。在柏林欧盟首脑特别会议上通过的《２０００年议程》,可以说是施罗德政府在作出了重大让步后获得的一个成功     

欧洲社会联盟实现模式之探讨

至今没有关于欧洲社会联盟统一、明确的概念 ,通常把欧洲社会联盟狭义地理解为欧洲社会政策。笔者认为 ,欧洲社会联盟在广义上可以定义为“欧盟各成员国统一所有与确保平等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相关的政策领域 ,而且是统一在与欧盟整体经济水平相适应的水平上”。至于实现欧洲社会联盟的模式 ,已经实施的有“最低水准模式”和“协调模式” ;尚在讨论中的实现模式中 ,“第 1 6国模式”是设立一个超国家的社会福利机构作为可选模式 ;“走廊模式”是为各成员国的总社会保障支出比例确定一个“走廊” ,而“社会福利蛇形浮动模式”是为各成员国的各单项社会保障支出比例确定一个“走廊”。文章最后概述了欧洲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观点 ,并从现实主义视角分析了影响欧洲社会联盟前景的若干因素。     

英国脱欧公投与“多速欧洲”的前景

正英国脱欧公投开创了欧洲一体化历史上成员国退出联盟的先例,英国与欧盟将被迫开启成员国退出后维持与联盟政治、经济、社会联系的“多速欧洲”新模式,这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一)多重危机下的欧盟“多速欧洲”辩论“多速欧洲”,也称“双速欧洲”,是欧洲一体化发展进程中为克服成员国利益和偏好的差异,允许部分国家选择性参加一体化的特定进程,或由核心国家先行在某一领域启动深化一体化的政策、待条件成熟时其他国家参与其中的政策模式。近年来,     

“地缘政治欧洲”:欧盟力量的地缘政治转向?

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地缘政治欧委会”,预示着欧盟对外政策出现地缘政治转向,“地缘政治欧洲”或将成为欧盟力量的新标签。“地缘政治欧洲”的定位,是对此前欧盟作为“民事力量”“规范力量”和“联系力量”的补充和修正。基于对自身地缘敏感性与脆弱性的新认知,加强欧盟在地缘政治世界中的力量已成为欧洲政治精英的共识。“地缘政治欧洲”包含内外双层地缘结构,不仅要加强军事力量,向陆权倾斜,还要巩固内部堡垒,强化欧洲地缘政治参与者的主体性与空间性,工具化欧盟经济力量,加大数字与技术、基础设施领域的竞争。中国应重视“地缘政治欧洲”的回归,主动调整对欧方略,推动中欧战略对接。     

法国新政府与中法关系

2012年国际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多国尤其是一些大国将经历“大选年”，它们的政权更迭、政府重组和政策调整，将一定程度上改变国际关系的运作轨迹。作为欧洲乃至世界的重要国家，作为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法国的政治变化引人关注。在5月落幕的法国大选中，弗朗索瓦·奥朗德领导的社会党击败执政的人民运动联盟，在时隔17年...     

大国家党对韩国政府“和平繁荣政策”的挑战

卢武铉政府的对朝“和平繁荣政策”面临着第一大在野党大国家党强有力的挑战。后者利用“对朝汇款事件”强烈抨击政府的对朝政策 ,主张在朝核等问题上对朝鲜采取强硬姿态 ,强调与美国的协调与合作。新政府立足未稳 ,而大国家党却在国会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 ,其与政府在对朝政策上的差异将对南北合作的具体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并将引导韩国的对朝政策向美国的立场靠拢。     

“转向东方”话语下的中俄“东北-远东”地方合作

普京在2012年开启第三个总统任期后,迅速将以远东开发为载体的“转向东方”政策提上议事日程。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进一步将“转向东方”作为国家外交突围、经济纾困的主要策略。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在遭受西方阵营集体排挤的情况下,“转向东方”更是成为俄罗斯避免经济被完全排除在全球循环之外的主要依托,也是为俄罗斯经济寻找新增长点的希望。“东北-远东”地方合作是俄罗斯“转向东方”以及中国“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重要成果之一。比较2012年和2022年的“转向东方”,心理、经济、地理结构存在明显差异,使得当前俄罗斯“转向东方”的面貌与十年前相比有不同的呈现,主要表现为：在心理结构上,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危机严重削弱了俄罗斯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在经济结构上,中国长期高速发展使得俄罗斯“转向东方”依赖中俄合作;在地理结构上,“软硬”基础设施缩短了俄罗斯与东亚的空间距离。与2012年相比,2022年以来俄罗斯“转向东方”无疑更接近于战略选择,而非技术性调整。俄罗斯正以空前开放的姿态面向与中国的合作,为未来中俄“东北-远东”地方合作的全面铺开奠定了基础。     

面对挑战 迎接“入关”——恢复我国关贸总协定席位利弊析

我国重返关贸总协定迫在眉睫。迎接“入关”挑战,制定相应对策,已成为近期以来政府经济决策、管理部门及工商企业界头面人物的“兴奋点”。关贸总协定全称“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它成立于1948年,是一个调整国家之间经济贸易领域中关税和贸易政策,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一项国际多边协     

从“超脱”到“碰撞”:德国对华政策50年

本文提出的“经济地缘—政治地缘”的分析框架,以中德在经济和政治两个维度上的相对位置和距离的变化来解释德国对华政策在过去50年中的调整和变化。两国在建交后长时间内在政治地缘方面相对超脱,外交政策服务于稳定和积极地推进经贸关系的目标,德国对华政策呈现出鲜明的“务实”特征。但随着德国将政治地缘从欧洲扩展到全球,并开始从全球政治地缘结构中寻找德国的全球性大国定位和崛起路径,德国对华政策中经济维度的利益越来越多地受制于政治安全维度的考量,体现为默克尔执政后期的“价值观外交”和交通灯政府的“时代转折”。中德经济纽带维系政治关系稳定性的作用会持续减弱。因此,中国应更为积极地寻求与德国在政治地缘上的共同利益,主动引导和塑造中德关系向符合中国利益的方向发展。     

“第三条道路”与朴槿惠政府对朝政策走向

朴槿惠在韩国总统竞选期间与胜选后多次指出,要改善对朝关系,既不继续大国家党李明博政府的强硬政策,也不采取民主党金大中政府与卢武铉政府的“阳光政策。’’,宣称要走“第三条道路”。本文首先分析另外“两条道路”,即“阳光政策”与李明博对朝政策之间的主要分歧。以此为背景,本文从影响朴槿惠对朝政策的因素入手,指出朴槿惠对朝政策“第三条道路”的出发点是要改变另外“两条道路”非“软”即“硬”的做法。总体方向上很可能是安全上继续保持强大威慑与高压态势,但在经济合作等层面释放更大善意与灵活性。在不降低李明博政府强硬政策“硬”的一面的同时,继承“阳光政策”“软”的一面,甚至会更软。最后部分也指出了在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后“第三条道路”的实施前景。     

日本对华“利民工程无偿援助”及其在湖北的开展

日本对外经济援助被称为“政府开发援助”,简称为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即日本政府支持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援助项目。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成为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90年代以后,日本对华ODA政策经历了新的调整,援助金额逐渐减少,援助的领域、方式也均有调整。“利民工程无偿援助”(简称“利民工程”)就是一种新的援助形态。     

日本政府和央行“零利率”之争面面观

20 0 0年 8月 1 1日 ,日本央行力排政府异议 ,决定解除从 1 999年 2月以来实行的零利率政策。而就在此前 2 0多天的7月 1 7日 ,日本银行曾迫于各种外界的压力 ,刚刚宣布维持零利率政策不变的决定。作为一项重大的宏观经济政策 ,如此风云突变式的更弦改辙 ,反映了日本政府和央行之间在“零利率”政策上争论程度之激烈 ,其中背景耐人寻味。一、日本一贯奉行低利率政策在战后至 70年代初的近 30年时间里(即在日本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时期 ) ,日本一直奉行的是低利率政策 ,即将利率水平控制在资金供求均衡点以下 ,日本学界通常称之为“人为的低…     

俄罗斯的“门罗主义”

一百七十年前,美国总统门罗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了美国的对外政策——门罗主义——美洲是美国的后院。时隔一个半世纪,当我们审视俄罗斯的时候,“门罗主义”在今天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中仿佛有了翻版。在去年出台的《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在俄联邦领导人的言论及外交实践中都可以看到“门罗主义”的影子。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调整 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以来,其外交政策衍变发展,发生了两次重大调整。对西方,从原来的向西方“一边倒”转向既向西方又向东方的“双头鹰”政策。对“近邻外国”从原来     

后冷战时代日本ODA政策析论

政府开发援助（ODA）作为日本发展自身经济和拓展对外交往的有效手段，对战后日本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加快了急当世界政治大国的步伐，为此更加倚重政府开发援助这一既能有效贯彻自身政治外交意图又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政策手段，而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对外援助总额世界第一的经济实力地位，客观上为日本进行政府开发对外援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经济优势。根据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发展和日本外交目标与任务的调整，日本对外援助在新的对外政策体系中得到重新定位。一、继续维持日本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