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性司法——青少年惩罚性教育的传统范式的转换

如何发挥惩罚性教育对青少年犯的作用,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如何更好地保护被害人,更加有效地使犯罪分子改过自新,是各国司法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英美国家盛行的恢复性司法对此进行了新的尝试。本文从恢复性司法的内容、特征出发,阐明刑事司法观念的变迁和恢复性司法的优势作用,分析其在青少年惩罚性教育中的作用及不足,提出以恢复性司法范式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的试行、推广的条件、方式和措施,力求使恢复性司法范式成为我国青少年惩罚性刑事教育的有效范式。     

恢复性司法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刑事司法过程中如何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维护稳定的社会关系,如何更加有效地使犯罪分子改过自新,是各国司法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20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兴起了一场新的刑事司法改革运动——恢复性司法运动,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国家刑事司法的走向和预防犯罪的模式。可从西方国家恢复性司法的观念和实践出发,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民情和社情,进一步完善恢复性司法制度所需的社会基础条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恢复性司法制度。     

论恢复性司法中的刑事司法专业人士

传统刑事司法体系是由国家确立的犯罪处理系统,它在机构、人员和知识等各个方面均具有专业主义的特征。在恢复性司法对传统刑事司法的批判背后,实际上潜藏着反专业化或者去专业化的要求。但是,恢复性司法的去专业化主张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恢复性司法还处于起步阶段。与世界许多其他国家的恢复性司法实践相似,我国现有的恢复性司法项目大多是在传统刑事司法体系的倡导下建立起来的。今后,我国刑事司法专业人士的任务是如何更好地发挥在恢复性司法中的作用。     

恢复性司法框架下的社区犯罪防控

作为当代刑事司法发展的一个新趋向,恢复性司法源于公诉时代以前的社区司法。在恢复性司法框架中,社会各方都要为防控犯罪承担相应的责任,犯罪防控的基本场所不是在刑事司法机构内,而是在社区中,社区应当在犯罪防控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恢复性司法的本土化应当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创造性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调解制度,并借鉴西方国家成熟的恢复性司法发展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现存刑事司法中的恢复性因素,构建我国的社区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的本土化构建

近来恢复性司法被学界广泛讨论,有学者提议将恢复性司法引入到我国刑事审判中,以期对传统刑事司法进行改革。恢复性司法与刑事和解在价值目标以及出现的社会背景是一致的,刑事和解也应该是实现恢复性司法一种主要途径,确切地说是刑事量刑向度上的恢复性司法。     

权利救济视野中的恢复性司法

在传统刑事司法报应正义理论范式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问题被边缘化乃至被遗忘。随着被害人权利运动的兴起，全球范围内的以沟通、协商、和解、赔偿为特征，以保障被害人权利为目的的恢复性司法运动昭示着刑事司法理念从报应正义到恢复正义的范式嬗变。分析其理论范式、制度表达、价值归属及本土化图景对于我国的刑事司法创新与和谐社会构建具有重大意义。     

重识恢复性司法

作为刑事司法领域中一个持续性的热门话题,恢复性司法在世界范围内备受关注。但对于恢复性司法的一些基本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与误读。对恢复性司法的定义、其与现行刑事司法的关系、基本观念等进行重新理解和定位,是对其进行全面研究的基础,并有助于该模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进一步推行。     

关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和解案件的若干思考——从一案例解析谈起

刑事和解是贯彻我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新举措,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有效探索,也是一项新型的司法制度。通过例举公安机关办理的一起适用刑事和解的普通伤害刑事案件可以明晰,在目前立法状态下,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在适用刑事和解时应当注意的问题,以及刑事和解自身存在的问题。如能对刑事和解作出更为详细的公安机关操作指引并制定配套制度予以保障,刑事和解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就能进一步凸显。     

重整性羞耻理论视阈下的刑事合规

整合了标签理论、紧张理论、犯罪亚文化理论的重整性羞耻理论是恢复性司法运动的理论基石，为企业刑事犯罪问题提供了犯罪学的研究视角。传统的刑事司法体系惯于给越轨的民营企业贴上犯罪罪人标签、施加烙印性羞耻，与预防企业犯罪的初衷背道而驰。检察机关利用刑法激励手段、对涉案企业进行合规整改是倡导消除标签效应，以重整性羞耻将犯罪企业重新整合进社会的过程。重整性羞耻理论不仅阐述了企业刑事合规的犯罪学解释路径，还能为刑事合规制度的建构提供启示。     

恢复性司法的本土移植问题研究

传统的报应性司法理念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由于其具有的惩罚性并不能使受损的社会关系得到根本的修复而受到质疑。与此同时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在西方社会应运而生,历经近二十年的司法实践而渐渐取得认同。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若想进行恢复性司法的本土移植,条件是否成熟?在实践操作上是否应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恢复性司法?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论证和探讨,以期对中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有所裨益。     

恢复性司法制度的建立与监狱实践模式探讨

在传统刑事司法制度理论面临困惑和实践遭遇挫折的基础上，恢复性司法应运而生。恢复性司法制度符合刑法“教育人、挽救人、改造人”的立法愿意，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监狱如何借鉴和移植恢复性司法制度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中加以解决。     

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及其运作

恢复性司法是在社区的主持和调解下,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协商,恢复被犯罪侵害的关系。恢复性司法以犯罪人和被害人自愿接受协商为基础,社区仅充当调解人的角色,但社区没有强制力。现代司法以强制力为后盾,通过权威维护司法。因此,恢复性司法不是传统意义的司法,而是一种理念。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是:犯罪是个人对个人的侵害,因而对现代刑事司法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主意表现为:扩展了被害人的范围,弱化了刑事案件处理主体的独占性;强化被害人的地位,弱化国家的司法权力;强化社区的作用,弱化司法机关的强制作用;强调犯罪人的认罪态度,弱化犯罪人的程序保护功能;强调恢复犯罪的损害,弱化了刑罚的惩罚性。在关注恢复性司法有利于缓和因犯罪产生的社会矛盾的同时,不能忽视用恢复性司法解决犯罪问题可能对现代司法权威产生的抑制作用。     

论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

从法的属性看,国际刑法本质上是一种国家之间的制度,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观首先源自国内刑法的正义价值观。由于现行国际法体系中没有超国家机构的存在,且国际法与国内法的渊源不同,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有相互符合的正义要素,但这些要素在各自领域中又存在着明显的内涵差异。国内刑法正义价值赖以支撑的平等、公平和正当等要素,急需国际刑法以立法和司法的实践加以确认和吸纳,并同时承袭国际法固有的正义基石。从国际人权法的视角分析,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在于尊重和保护人权。国际法体系内的人权法与国际刑法,因正义价值的关联而构成了既对立又统一、相伴相生的矛盾共同体。     

恢复性司法理念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

恢复性司法是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的转换,诞生于西方的法律文化之中,以基督教伦理和市民精神为支柱。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家族伦理、重刑轻民以及家国一体与西方法律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对恢复性司法在中国的实践带来了挑战。     

通过程序治理犯罪的新思想——评《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司法理念》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司法理念》一书是将刑事政策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刑事司法程序中来的重要理论成果。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司法理念是一种“有效率的正义”,强调刑事司法活动要重视对个人的教育与改善,关注犯罪治理的社会效果,而不是盲目追求形式正义。这是一种主张“通过程序治理犯罪”的新思想,它为我国现阶段的刑事司法改革研究打造了理论平台,促进了我省刑事和解等公诉改革举措的顺利开展。     

程序正义视野下的侦查公开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代表了刑事诉讼制度价值的双重性，同时也是侦查制度所要追求的最大目标。侦查公开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必然要在兼顾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之间寻找一个最佳平衡点。本文从侦查公开的法理基础、侦查公开的必要性角度出发，引进行政法的相关原则来探讨如何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寻求这样一个平衡点。     

谈恢复性司法之利弊

恢复性司法是以对被害人的赔偿为前提,以对犯罪人的悔罪基础,以对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的修复为目的对传统的报复性司法进行检讨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种替代性刑事案件解决机制。笔者从中国国情从发,重点对恢复性司法之利弊关系进行粗浅的探讨。     

程序正义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展开

刑事诉讼法学界对程序正义理论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意欲借此提高程序的公正性与独立价值。但程序正义理论有其隐含的假设与适用上的局限,再加上刑事诉讼模式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以至于许多刑事案件的实际处理过程并没有体现程序正义原则。为了提高程序正义理论的解释能力,需要补充其内在的评价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