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制:离长效机制有多远

以2003年“非典”事件为开端的官员问责制在我国的初步建立,表明“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已在中国的公共管理中得到推行。文章在分析官员问责制的理论依据的基础上,揭示了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优化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应在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主体和问责程序等方面建立长效机制。     

中国“官员问责”制度化进程及其完善

官员问责制是对没有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的官员进行追究的一项制度。自2003年我国发生“非典”以来，官员问责制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中央及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条例，使官员问责逐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官员问责走上了法制化道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官员问责”需进一步明确问责事由，增加问责对象，细化程序规定，加强群众和舆论监督，使官员问责制度日益健全和完善。     

问责制实施的制度解构

2003年包括两名政府高官在内近千名官员由于在防治"非典"过程中出现重大错误而被罢官免职,标志着问责制在中国的诞生.2004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直接推动下,有关官员被问责的事件频频出现在新闻媒体上.今年4月,温家宝总理亲自听取监察部关于中石油重庆开县"12·23"特大井喷事故、北京密云县"2·5"特大伤亡事故、吉林市中百商厦特大火灾3起责任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在这3起事故中,共有68名责任人受到处理,其中移交司法机关处理13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及组织处理55人.这三起事件负有领导责任的第一责任人中石油总公司总经理马富才(部级)、吉林市市长刚占标、北京市密云县县长张文为此"引咎辞职".此后,各地方政府相继对一些重大事故实行问责.问责制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彰显出来,更加坚定了人们对政治文明建设的信心.     

问题官员“带病复出”的制度反思

我国自2003年非典时期实施领导干部问责制以来，像“瓮安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一系列重大社会事件中，都有官员被问责，或受党纪政纪处分，或受国家法律制裁。问责制的实行，给领导干部以极大震撼，让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对平息民愤，保持社会稳定，提高政府公信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度被誉为是我国政治文明的一道亮丽风景，是提高我国公权公信力的制度尖端武器。     

问责制不能真戏假作

前不久，中纪委、监察部对在三鹿奶粉事件中负有重要责任的8名官员做出处理，他们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但是没过多久，一些官员又悄悄地异地做官了，有的甚至还当选了市长。随着官员复出问题浮出水面，问责制遭遇到新的挑战。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常态化的路径探讨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这个诞生于2003年“非典”时期的政治术语，业已成为政治生活和主流话语当中的一个强大符号，体现了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应有的责任和态度，也体现出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社会公众对政府官员和公共权力的价值期待。     

通过制度设计培育和塑造公务员精神——以完善《公务员法》确立的官员问责制为例

公务员精神培育的最基本的路径之一是通过制度设计,将公务员精神培育融入各项制度中,使公务员精神能内化为公务员的思维习惯和自觉行为方式。当前可进一步完善官员问责制的实施细则,健全官员问责制的程序,将公务员精神的培育与塑造融入官员问责制实施的具体案例中,为公务员精神的培育与塑造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与保障。     

法治社会与权力控制——以完善问责制为视角

完善问责制,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有效控制,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路径。域外党政官员问责制具有法治化程度较高、问责主体广泛、问责范围广泛,责任归属明确等显著特点。我国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障碍,在于缺乏统一的问责法,监督问责机制大多虚置,权责不明、责任不清以及问责程序不规范,有必要借鉴域外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问责制实践,完善我国官员问责制度。     

完善官员问责制 构建责任政府

官员问责制的推行和完善是构建责任政府的关键.社会契约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完善官员问责制、打造责任政府提供了理论基础.但现阶段我国官员问责制运行中还存在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对象模糊、问责范围缺乏法律依据、问责程序不完善等问题,需要通过确立问责主体、明确问责对象、界定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推行政务公开、打造全新的行政文化等措施不断将其完善.     

引咎辞职:我国官员问责制的新发展

我国官员问责制经过很长时间的建构,内容与形式都在不断地发生新的变化。引咎辞职是我国近期政治实践中的新亮点,并掀起一场问责风暴。引咎辞职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突破使得官员问责制在理论上和制度上不断地加以完善。     

“非典”何以能疏通昏官出口?

一时间,“非典”病魔无端朝国人袭来,“疫情就是命令”!可在此紧要关头,一些养尊处优的官员顿显其昏官本色,纷纷丢官下台。如此,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千呼万唤并期待已久的“引咎辞职”以及“高官问责制”等等类似昏官倒台的出口,眨眼间訇然洞开了。那么,为什么如此难办的官员“能上能下”机制,这么多年来久建不见其效,结果“非典”病魔一到,立即就“病”到“口”开了呢?这里,首先应该感谢的就是“疫情通报机制”,它不仅充分保障了全体公民的知情权,也及时挑破了这些昏官平时用于遮掩其丑的“障眼法”。“障眼法”一下子失去了效用,这些个昏官拉…     

谈建立行政问责的长效机制

自2003年“非典”时期以来，行政问责制已经成为我国政府体制创新的一项新举措，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加快推进问责制的制度化建设。从全国范围来看，推行行政问责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还处于起步阶段，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抓的比较早，措施和制度比较完善，也有些地方相对滞后。     

官员问责，是不是一场秀？

“问题官员复出”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有统计显示，从2003年“问责风”兴起，已有上千名官员因工作失误而引咎辞职，但其中大多数在并不长甚至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复出，或官复原职，或异地任职，或提拔重用。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的观念里，问责制“异化”成了对问题官员的“保护”，     

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及完善路径

行政问责制是责任政府的制度化体现,我国在2003年"非典"危机中启动的行政问责制,已经逐步走向制度化、法制化的道路.本文主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及完善的路径选择.认为我国行政问责制在制度供给以及制度实施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要完善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应该从增加正式制度的供给、改善非正式制度的落后现象、改善实施机构及其有效性等方面着手进行.     

论我国官员问责制的价值理念与伦理建构

官员问责制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自2003年启动以来,在法制建设、理论研究及实践方面都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但是现实中它还属于政策性而非制度性,也很少涉及价值理念及其伦理建构。如何完善官员问责制,应从价值理念与伦理建构加以分析。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被问责官员“带病”复出带来的危害不可低估,它使行政问责制面临合法性危机,弱化了党的执政能力,降低了政府公信力,影响社会和谐。因此,如何科学地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是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分析目前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通过挖掘深层次的原因,找到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的优化路径。     

香港主要官员问责制对内地实施行政问责制的启示

@@行政问责是对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于不履行或未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义务，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业进行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近些年来，国内行政问责实践和理论研究都有新的进展。相比而言，香港主要官员问责制运行较早且执行效果良好，得到国际社会公认。香港问责制是国内引入问责概念的源起，同时，香港与内地有着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因而香港的主要官员问责制对我国内地实施行政问责制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引咎辞职在中国正在成为一种常态

问责制是一种追究官员责任的最基本、最常用的制度。官员出现失职、渎职并造成不良后果或损失，主政官员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或行政责任。同时，官员应有对民众负责任的意识与承担责任的道德勇气。     

行政问责制的合理构建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其核心在于要求政府和官员必须对其行为负责。行政问责制的合理构建必须着眼于增强各级国家行政人员的责任意识。本文从科学明确责任、强化考核监督、完善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行政问责制合理构建的现实路径。     

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及其运行的设想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监督机制的一种创新,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试行仍存在诸多问题。构建我国问责体系首先要强化官员对民众的责任感,严格划分职权与责任,做到相关信息公开化,并发挥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的监督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