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中的政治与法律伦理北大核心CSSCI

依法治国应以政治和法律伦理为基础。古代国家强调政治的伦理性,近代西方产生国家非伦理化观念,而中国则一直坚持政治伦理传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立法、司法和执法等各方面、各环节加强政治和法律伦理建设。加强立法伦理建设,必须强调制度与法律规范的正义性,使制度和法律充分体现公平、正义;加强行政与司法伦理建设,必须强调治理手段的正当性,正确认识行政手段的功利化以及隐蔽性非道德行为,调整政绩评价取向。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司法伦理

司法伦理是社会对司法工作者在法律适用过程中行为具有应然意义的规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保障。法律适用的现状呼唤着司法伦理,坚持法律信仰,唯法律是从是司法伦理建设之途径。     

国外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实践与启示

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从业者所遵循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长期以来,域外一些国家较为重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实践中所采用的具体做法主要有:将职业伦理具体化为制度、规则,促使从业人员自我学习、自我约束,达到自我教育的效果;在法学院校开展法律职业伦理教学,培养学生的职业伦理意识,为学生将来成为遵循职业伦理规范的法律人奠定基础、做好准备;实施职后的法律继续教育,不断强化从业者的职业伦理修养;将法律职业伦理设为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内容,推动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倡导提供无偿法律服务,助力职业伦理培育。上述做法,对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具有积极作用。其中,有些做法和经验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具有启示意义,如在多方位教育中增强实效等。     

论信息法律与信息伦理的关系及相互影响

信息法律是在调整信息活动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调整对象是在信息活动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信息伦理是指涉及信息开发、信息传播、信息的管理和利用等方面的伦理要求、伦理准则、伦理规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的伦理关系,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信息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信息法律与信息伦理同为调整信息活动的规范,两者有着本质的联系,信息法律源于一定的信息伦理原则,信息伦理规则在一定条件下会实现法律化,两者彼此渗透、相辅相成.但两者又存在着实质差异,差异的本质是自治与他治的问题.因两者有着调整社会信息活动的共同目的,两者间存在着良性互动.     

自然灾害中的伦理转换与法律定位

就伦理转换而言,常态的竞争伦理向灾难中的互助伦理的转换是人类理性中集体生存和回复常态的理性体现.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从地震中走出以后,除了对国家和政府的信心和感激之外,一定对社会层面在灾害时刻呈现的"互助伦理"有了深刻的体认,这是我们矫正常态社会伦理的重要契机.同时,从灾害中的法律定位来看,中国经验里的"政治动员"模式代表了一种整体性的国家伦理,在应付灾难方面具有显然的优势,但其实际效应却随着救灾进程的推进而逐步衰减,并日益依赖于成熟的法律机制的配合.必须确认国家伦理性的有限性,并重视重建过程的法律机制建设,正当回应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化需求,促进灾难状态的正常化恢复.     

试论法律伦理教育

正确的法律职业道德信念和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品质是法学专业人才必备的基本素质。在实现法律人才培养目标中,法律伦理教育具有调节功能、认知功能、约束功能、供给功能、激励功能。法律职业道德由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三部分组成,法律伦理教育应对法科学生进行法律道德义务、良心、情感、荣誉、节操、幸福观的教育,这六大方面的内容要有条不紊、循序渐进地展开。在实施法律伦理教育过程中,应优化课程设置、改革教学方法、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     

当心法律教育的唯技能主义倾向

法律教育应当是教授公平善良的艺术,法律教育职业化进路中,应把伦理品德放在第一位,其次是法律技能。目前受家庭就业、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实践学习几方面的制约,法律教育已经出现了唯技能主义倾向。法治代替人治同样离不开人的要素,应借鉴传统文化中育人的理念,并与现代法律规则相结合,才可能是真正有价值的、中国特色的法律教育。     

论国家伦理是警察伦理存在的正当性基础

所谓警察伦理是指行使国家警察权的公职人员所应当遵循的职业伦理规范.在我国当前社会背景下,对警察行为进行伦理控制十分必要.警察伦理的正当性基础是国家伦理,它是国家伦理在警察实践中的具体表达.国家伦理是一个国家作为主体所具有的道德性,它具有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警察伦理主要包括为民服务、承担责任,保护权利、服从法律,奉守良知、接受监督,诚实信用、光明磊落,勤恳敬业、终身学习等具体的伦理规范.     

法律体系的建构伦理

优良的法律体系乃是实现和谐的法治社会的制度化基础,其建构之前提有赖于在对既有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入探究与分析基础上形成一种能回应诸种批判性观点的理论。本文从法的正当性前提出发,在经验历史与逻辑实证相统一的分析视角下认为,任何法律体系都内蕴着一个由主导性价值所型构的实质性伦理结构,主导性价值不同,法律体系的伦理结构也不同,而不同的伦理结构具有不尽相同的功能与作用,从而导致法律体系在形式与逻辑架构上具有各不相同的特征,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一种完善的、理想的法律体系必然是一种开放的而非封闭的由法的正义秩序理想、法律原则所生发出来的规范体系。     

恢复性司法理念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

恢复性司法是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的转换,诞生于西方的法律文化之中,以基督教伦理和市民精神为支柱。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家族伦理、重刑轻民以及家国一体与西方法律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对恢复性司法在中国的实践带来了挑战。     

探析富勒“法律的道德性”的内涵与影响

“实然”（是）与“应然”（应该）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最重和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法律伦理的关注焦点在于法律生活中的实然与应然的关系,也就是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以富勒为代表的新自然法学家反对“应当”和“现实”之分,认为二者是密切相连的,法律程序中是包含内在道德性的,法律的本质与目的就是在追求“应当”。分析富勒的法伦理思想,对整个法制建设体系的发展与完善起着重作用,对社会主义法治目标的实现具有重现实意义。     

法律职业共同体伦理问题研究

常艳、温辉在《河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撰文认为，随着法治的发展，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在职业对话、分工与合作中，必然会逐步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维系和发展与职业伦理是密不可分的，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内在标志，更是其维系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透过建立在信念、角色和责任基础之上制度化的法律职业伦理规范体系的确立与完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在法治国家应信守蕴涵着相同价值、信仰的职业伦理规范。     

以中西方比较法学视角论守法之伦理基础

守法是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涉及人们的价值判断,思考其伦理根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法与守法的基本语义出发,探讨中西法律思想史上关于"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的争论及其蕴含的守法伦理,并进一步阐明普遍守法和尊重法的内在价值在现代法治中的重要意义,同时探讨积极守法和消极守法各自的法意内核与伦理基础。     

论法律职业伦理与法学教育目标

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人追究的价值目标,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职业伦理开始由"自律"走向"他律",甚至成为了一种与毫无道德关系的"技术性指引规则"。职业伦理的"非道德性",使我国法学教育偏向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忽略了更高了伦理道德关怀。因此,法学教育应当确立"以德为先"的目标,将学生的德性培育放到更高的位置。     

葛洪义：伟大的制度都是斗争出来的

全国“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研讨会。是法学界高层次的学术会议，华南理工大学已经承办了兰届。作为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的葛洪义教授自然功不可没。作为会议的承办方。为什么会将本次会议的专题学术研讨主题确定为：法律职业伦理——“法官与律师”之间？在当今。讨论这个吸引人们眼球的话题，又有着怎样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论强化科技伦理道德引导的途径

科技伦理对于规范科学技术活动,引导科技主体的行为走向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本文认为,通过教育引导、社会赏罚以及法律制约三种手段,对于强化科技伦理对科技主体的道德引导,实现科技活动的良性发展,具有切实可行的效果。     

信息伦理、信息政策与信息法律的关系

阐述了信息伦理、信息政策与信息法律三者的概念内涵及其相互关系;重点分析了三者共同的价值目标与主要区别;剖析了维基解密事件所反映出来的信息伦理、信息政策与信息法律问题及其相互作用关系,进一步指出三者在对信息活动的调控范围和规范强度等方面应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以维持信息社会的秩序,实现共同的价值目标。     

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定位与目标

近年来一系列法律人参与的腐败案使法律职业伦理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促使人们反思我们的法律职业尤其是法律教育,针对法律教育中职业道德教育薄弱的现状,如何加强和改善的关键是认识法律职业与法律职业伦理之间的联系,形成对于法律职业伦理的基本认知,将职业伦理教育的目标定位为职业伦理的基本认知,为法律人提供道德冲突的指引,而不是造就“道德人”.     

提高科技伦理治理法治化水平

科技创新是发展的动力源,加强科技伦理治理是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坚持依法依规开展科技伦理治理工作,加快推进科技伦理治理法律制度建设。从治理层面确立“依法依现”的要求,对于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科技伦理体系,为全球科技伦理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临终关怀的伦理困境及其重构

安乐死面临法律障碍，发展临终关怀事业是一个较优的选择。囿于传统伦理观念和医护现实，临终关怀陷入了伦理困境。文章从探讨临终关怀的源起、发展以及内涵开始，对临终关怀的伦理困境做出了分析，提出了构建一个普适性的临终关怀伦理，以解决我国临终关怀的伦理困境。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