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趋向

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并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结果。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要求中国完善仲裁立法和仲裁制度,转变和创新仲裁理念。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国际商事仲裁改革与发展的趋向表现为国际商事仲裁类型的多样化、仲裁员制度的合理化、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扩大化、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的弱化和国际商事仲裁业务发展的产业化。     

建议“自贸区”设立优先调解制度

正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多边贸易交往引发的各类贸易纠纷日益增多,特别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上海设立后,探索有效的商事争议解决方式,接轨国际的成功经验是我们面临的机遇和考验。调解已成为近年来世界各国(地区)解决商事争议的主要手段目前约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制定了商事调解的法律法规。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文     

浅议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可否在国际商事仲裁中适用,我国尚无明确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国际社会对此也持谨慎态度。美国相关案例对此做出了肯定性判决,这对国际商事仲裁将会产生重大影响。从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的法律适用以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方面,深入分析惩罚性赔偿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使用所遭遇的障碍及其可能的解决途径．对于完善在不断融入世界经济大格局背景下的我国仲裁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商事惯例的性质及适用

国际商事惯例是指在国际商事交往中形成的并得到惯常遵守的规则,大致存在于国际货物买卖、运输、保险、国际技术转让、国际支付、国际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等领域。在中国已经加入WTO     

论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对第三人的效力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可能因国际商事合同利益的继受、义务的承担、第三方受益而对非签约方第三人产生法律效力,也可因适用禁反言原则、刺破公司的面纱理论而对非签约方第三人产生法律效力,还可因合并仲裁而对非签约方第三人产生法律效力。在决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对第三人的效力时,还应考虑＂管辖权自决＂原则、准据法及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因素。     

“一带一路”战略下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构建

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司法保障。随着战略的推进,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亟待完善并迫切需要与国际规则接轨。文章通过分析现行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现状并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探索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发展方向,提出加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议。     

法定主义弱化之现实分析及趋势展望——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的新动向

传统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制度以严格的法定主义为特征,排除法院的自由裁量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随着国际经济环境和仲裁实践的发展,法定主义在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制度中的地位出现弱化的趋势,可以预见,法定主义将转化为"相对法定主义",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引入则会是法定主义弱化的主要路径。     

对国际规则与公正司法相互关系的思考——以规则相互作用为视角

司法公正不应仅仅局限为一个程序性问题,公正司法的核心要旨是选择和适用正确的规则。在此前提之下,相关的国际经济规则和国际商事规则可以通过不同的路径以及方式,促成公正司法的实现。同时,公正司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和各种国际规则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因此,不能孤立地观察国际规则和国内法的关系,必须对它们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来为公正司法提供制度土壤和理念支撑。     

《新加坡调解公约》视域下海南自贸港商事调解机制创新研究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实施对海南自贸港商事调解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海南自贸港商事调解机制面临概念适配冲突、个人调解制度缺位、调解机构及队伍不健全以及调解协议执行路径不畅等困境。对此,应充分利用海南自贸港自主立法权的优势先行先试,通过明确“国际性”认定标准及商事争议范围、确立个人调解制度并赋予其与机构调解同等地位、加强调解机构的管理和调解员人才的培养以及赋予国际商事调解协议法律效力并辅之以相关的配套制度等方式,推动海南自贸港商事调解机制同国际商事调解规则接轨。     

加强国际商事仲裁人才培养

<正>国际商事争议的预防与解决成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加快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及加强国际商事仲裁人才培养，有利于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当前，北京“两区”建设不断深入，《北京市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也在逐步落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离不开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而法治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以仲裁、调解、诉讼为核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则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加坡调解公约》下我国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的构建

《新加坡调解公约》首次以国际公约的形式赋予经调解达成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以下简称“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以法律强制力,为国际经贸往来提供新的安全保障。促进该公约在我国的落地,是我国构建以诉讼、仲裁和调解为主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关键所在。我国商事调解法尽管缺失,但可先在司法领域建立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我国现有的国内调解协议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存在不协调之处。建立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相匹配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乃当务之急。我国需在《民事诉讼法》第四编中增加“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的规定,并在司法领域制定配套的司法审查制度。     

论法律文化对国际商事仲裁程序的影响

在西方法律文化中,国际商事仲裁之仲裁庭应由奇数个仲裁员组成,在没有仲裁协议规定的情况下,仲裁员的人数为三个。国际商事仲裁中,虽有一些国际统一标准,但法律文化在仲裁庭的组成及地位、仲裁进行之方式、事实披露及审前程序、证人证言之地位及庭审记录保存、当事人自治、裁决之作出方式等方面,仍对国际商事仲裁程序产生一定影响。     

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的法律适用

国际商亨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直接关系到仲裁协议效力的确定,并由此影响仲裁庭的管辖权,因此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是国际商事仲裁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本文拟结合现行立法、判例以及国外立法对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的法律适用进行分析与探讨,并为完善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的法律适用提出立法上的建议。     

新时期我国利用外贸战略的思考

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加快，使得我国利用外资的形式出现了较大变化，由过去通过对外借款、创办“三资企业”来利用外资，发展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逐渐占主要地位。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笔者拟对“新时期我国利用外资战略”这一重要理论问题发表自己的一管之见，求教于广大同行。     

中国外贸转型与国际分工地位改变

中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型问题关系到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改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不平等,遭受着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双重损失,而中国这样的大国处于垂直型国际分工的低端地位,在发展工业化进程中更是放大了背离可持续发展的后果。中国必须在外贸转型中改变国际分工地位。可从出口制造品附加值、服务贸易、原料产品加工、绿色产品、农业对外投资经营这五个领域进行这一转型的努力。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制度为“一带一路”护航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推进落实,国际商事仲裁将在解决沿线各国的国际商事纠纷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健全的仲裁协议制度,不仅为完善我国的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提供了重要保障,更有助于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     

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及其演变

国际商事仲裁中确定争议事项可仲裁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公共政策与可仲裁性关系密切，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国际商事仲裁的自由化与公共政策不断在寻求着平衡。公共政策对国际商事仲裁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影响在逐渐弱化，从明显的公共政策的限制到严格适用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角色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从主要的障碍演变为司法的保障。从适用的角度分别探讨国内公共政策和国际公共政策与可仲裁性的关系，剖析这种关系的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国际商事仲裁难题之“一事两诉”

“一事两诉”现象是国际商事仲裁理论学说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疑难问题.文章在解析国际商事仲裁“一事两诉”现象的概念内涵、问题源流基础上,解析了国际法协会委员会通过了最新的“平行诉讼和仲裁”报告,缕析了解决国际商事仲裁“一事两诉”问题的解决规制,即重视仲裁地法的限制、自裁管辖权双重效力的推进、受诉在先原则与承认预期原则的融合.     

国际商事仲裁中已撤销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裁决地法院对于其所受理的案件拥有排他性的管辖权,如果仲裁地法院或者其主管机关裁定撤销仲裁裁决,该仲裁裁决在其本国自然归于无效,谈不上承认与执行了。但是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鉴于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领域越来越多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该被裁决地法院撤销的裁决在外国是否仍然有效,可否被外国法院承认并执行?     

全球供应链梗阻下的中国外贸形势解析

此次全球供应链中断时间比预期更长,在许多国家推升了通胀水平,美欧等多国更是饱受"断链"困扰,成为世界经济复苏面临的一个风险。全球供应链受阻背景下,中国外贸表现出强大韧性,实现了较快增长,但也受到海运物流不畅、成本上升等供应链问题干扰。当前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的紧迫性凸显,需要各方加强国际合作,畅通国际物流通道,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