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探源

“法律”一词,最早出自《庄子·徐无鬼》:“法律之士广治”。①《管子·七臣七主》也谈到了“法律”:“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②这就是说,法律政令是官员民众必须遵守的准绳。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中无不用到“法律”一词,这里就略去不说了。古代官吏在办案断案时,很强调要按法律办事,也就是要以法律为准绳。《晋书》卷三十《刑法志》载:时刘颂为三公尚书,他上疏说,一个人是否有罪,都应当以“法律”为准。如果法律上没有规定,就要按照附属于法律的“名例”(也就是司法实践中曾有过的事例)来判断。如果法律、名例都没有明文规定,就…     

简牍所见秦汉家庭成员间的法律关系

秦汉法律制度中有关家庭成员间法律关系的规定占了很大比重。从出土简牍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秦汉家庭成员间的法律关系因家庭成员的组成成分不同可分为几个方面,其内容涉及夫妻关系、父子关系、主奴关系、家产分割等。秦汉法律中对夫妻关系、父子关系、主奴关系的相关规定体现了夫权、父权、主人权力的绝对权威;家产分割实行多子袭产制。从整体上看,秦汉家庭立法反映了家庭成员的不平等性。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探源

儒家法律思想的发展，可分为先秦儒家法律思想和秦汉以后的正统儒家法律思想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孔孟为代表，后一阶段以荀况为代表。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是“德主刑辅”。而“礼”和“人治”与“德”又是不可分割的，是“德”的补充和展开。     

石刻铭文与法律史料

<正> 一、石刻铭文与法律史料的关系 中国石刻与金文同时产生,但遗存下来的殷商刻石却很少。秦汉以后,铭刻文字有舍金重石的发展趋向。秦始皇时曾巡游各地刻石“颂秦德”,“表垂于常式”,彰明其文治武功和法令制度。东汉时石刻文字增多,石刻形式多样,除碑刻外,刑徒砖、买地券、画像石等也流行一时。魏晋两朝屡申立碑之禁,南朝相袭不改,于是立碑成了埋铭,墓志获得充分发展。隋唐宋以后,碑刻颂辞、纪事已深入人心,并得到官府的提倡,在国家法律中,甚至出现有“护碑”的条文。《唐律疏义·杂律》“毁人碑碣石兽”条称:“《丧葬令》:‘五品以上,听立碑;七品以上,立碣。茔域之内,亦有石兽。’其有毁人碑、碣及石兽者,徒一年。”宋代以降,民间的各种应用石刻日益增多,石刻文字的篇幅和内容都有所增加。因此时及以后的碑刻文字资料内容丰富,多被世人重视,     

中国古代决策程序法律史料简述

本文简述了中国古代国家领导人决策的几种方法,介绍了垂帘听政立法、太上皇训政立法、太子监国立法、亲王和大臣留守立法及相关的习惯法和潜规则。     

建国后发现的石刻法律史料述略

利用石质材料书刻记事,在我国由来已久。但是对这些史料的正式收集、整理、研究,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之后,有不少金石家进行编纂整理,延及清代,出现了两部集石刻大成的巨著,这便是王昶的《金石萃编》和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建国后,考古事业有了长足进展,又发现了许多湮没已久的珍贵石刻史料,这些史料多是零     

从出土法律史料看古代预防犯罪思想

<正> 一、从云梦秦简看秦人的预防犯罪思想 1975年出土于湖北云梦的秦简中,有《语书》和《为吏之道》两篇,其中对如何预防犯罪问题颇有探讨。要预防犯罪,须首先认清犯罪的原因。《语书》云: 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 所谓“乡俗”,指一地的社会习俗,引文句意谓:一地有一地的社会习俗,不同的社会习俗使人的行为模式也不相同,不良的社会习俗会把人的行为导向损害民众与国家利益的方面。这是把犯罪原因归结为社会“恶俗”。但《语书》中又特别强调了人的“淫失(佚)”、“间(奸)私”和“私好”之心即各种膨胀的私欲与犯罪的关系,而《为吏之道》则直接把犯罪原因归结为人的“贵货贝”之类的乱欲,这就点明了犯罪的人性原因。     

一块待开垦的清代法律史料园地

<正> 《清代巴县县署全宗》(以下简称“巴档”)是我国目前仅见的有清一代一个县级封建政权的完整档案,藏于四川省档案馆。一、概貌清代巴县县署设在重庆,其所辖大致包括现重庆市中区、大部分近郊区及今之巴县。巴档共达103123件,其中属乾隆、嘉庆两朝的约1万多件。据西南博物院、四川省档案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等单位的     

缘何不是法律方法——原本法学的探源

中国法学界对在汉语中到底是使用“法学方法”还是“法律方法”存在着争议。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争议是因为人们对德国法学中“法学方法论”一词中的“法学”的蕴涵不太清楚。德语的“法学方法论”中的“法学”有特定的内涵和意义,而不是中国法学界所普遍理解的法学。前者是由西方法律文明的创造者——古罗马人所创立的一门独立的科学或实践智慧,是西方两千多年法律文明中绵延不绝的伟大传统。这种传统意义的法学称为原本法学。相对于原本法学来说,现在所谓的其他法学学科如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法史学、甚至法哲学,都是一种交叉或边缘学科。在这种意义下,在汉语中还是使用“法学方法”一词较为合理。     

法律信仰命题的交锋、探源与出路

法律信仰命题在中国曾掀起轰动的大讨论,主要观点有肯定论和否定论两大阵营。通过分析法律信仰命题的西方语境与中国语境,可以发现,中西方对法律信仰的理解存在极大差异,中国法律信仰命题其实误读了伯尔曼的法律信仰命题。中国法律信仰命题争论的可能出路是以法治信仰替代法律信仰。     

《大越史记全书》中的法律史料

越南史学家吴士连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日本东京大学东洋研究所,1968年刊印)是研究越南史的基本史籍,其中关于越南法制史的资料非常丰富。但由于该书在国内很难找到,自杨鸿烈先生以来,学者很少有机会直接使用该书进行研究。本书辑录了该书中的法律史料,希望对国内的法律史研究有所帮助。     

统一战线中的法律问题——边区法制史料的新发现

<正> 在中国现代法律史的研究中,陕甘宁边区的法制史料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不仅因为其本身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还在于它的分散和难以收集。近几年来,虽然中国革命法制史、尤其是抗日根据地法制的研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但是由于史料的不     

民国法律史的一个侧面——《文史资料》中的民国法律史料综述

本文以1979-2003年间正式公开出版的《文史资料》为依据，对其中民国时期的法律史料予以述评。     

法律源于生活——地役权与相邻关系辨析及探源

土地及其他不动产,历来为人们所重视,更是民法规范、保护的重心所在。但由于其本身不可分割的特殊性质,使得人们在行使对其权利的过程中会产生自然的冲突,为解决生产生活的这类的矛盾,人们逐渐创立出各种法律制度对这些行为进行调整。本文以通说为依据,旨在对相邻关系及地役权进行简单的辨析、比较,并简述了有关由两者的发展过程而引发出来的思考与启发。     

铜器铭文中的法律史料——兼论周代的财产所有权

本文是作者近年来整理与研究的我国出土历史文物(包括甲骨、钟鼎、刻石、简牍等)中,有文字记载的古代法律史料集成的一个组成部分。文中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两周时期铭文中的珍贵法律史料,在对它们进行归纳分类的同时,并指出它们在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对我国古代法律制度发展史作了新的探索。文章还根据铭文提供的实例,对周代财产所有权提出新的观点,认为除周王之外,诸侯大臣对不动产和某些动产,不仅有占有、使用权,还具有处分权,这些权利为国家所认可,并受法律所保护。     

秦汉简牍中的不孝罪诉讼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大批重要的简牍、帛书文献在我国相继出土,给学术界带来了接连不断的惊喜。这些文献在价值上足以和王国维先生所谓“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相媲美,其对法律史研究之巨大价值亦不言而喻。众多失传已久的古代律令、流沙掩没的司法文书、深藏墓穴的先秦佚籍,它们的再现每每成为海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所在;在法律史学界,对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同样受到广泛重视。目前文献之出土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屡有重大发现见诸报端。本期特组稿件对此问题予以研讨,并以之纪念华东政法学院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20周年。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张伯元教授抱病为本刊撰写专稿,在此特致谢意。     

秦代简牍文献刑事证据规则考论

在中国古代刑事证据制度的演变过程中,秦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对秦代简牍文献的研究可以发现,刑事证据规则在秦代已经得以初步确立。秦代在证据理论问题上继承了西周已降各个历史时期的相关内容。与此同时,根据缘法而治的时代要求,又有所发展,较以往更多地体现了法家主张的证据理论精神。根据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秦代奉行综合性的刑事证据规则,包含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属性。     

关于中国近现代法律史史料使用中的几点体会

傅斯年先生曾经说过,史学就是史料学。这话虽然有些绝对,但却颇能发人深省。尽管法律史界的同仁们都愿意把法律史学科划归到法学门类,但其实大家内心里也都十分清楚,再怎么说法律史也摆脱不了和史学的干系。既然摆脱不了干系,那就得按照史学的规律,重视史料问题。从学术上讲,有着数千年传统和知识谱系的中国古代史无论在哪个方面都相对较为成熟,史料的鉴别和使用也早已形成了一定的规矩,因而搞中国古代法律史的除了那些压根儿就不懂什么叫学术的之外,只要不自作主张和别出心裁,老老实实地遵循一些基本规律,相信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或笑话。然…     

简牍所见秦汉子女的孝亲责任

秦汉社会是将"孝"法律化的社会,这一时期亲子法强调的是"父母的权利".从简牍材料来看,秦汉子女法律上的孝亲责任主要表现在供养其亲、奔丧居丧、追孝父祖.为亲复仇尽管为社会风尚,但法律却未予肯定;为尊亲相隐汉初为法律禁止,宣帝以后子女获得了隐匿之权,但有汉一代终未发展为法定孝亲责任.     

挖掘和研究珍稀法律史料的重大收获——首届中国法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华夏研究院法律文化与法制发展战略研究所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法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今年4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70多名中外学者，向大会提交了论文40余篇，专著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