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受贿罪构成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探讨

本文通过对受贿罪构成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探讨 ,进一步明确了其内涵 ,旨在为当前打击治理贿赂犯罪提供理论上的有益借鉴。     

浅析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受贿罪的基本特征之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可分为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和利用他人职务上的便利；利用现在职务上的便利、利用过去职务上的便利和利用将来职务上的便利。具体认定时应严格把握法律标准。     

商业贿赂中医务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再思考

2008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继《刑法修正案(六)》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主体范围等突出问题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解释和界定。其中,明确了医生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收受回扣的行为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论处。本文就医务人员商业贿赂犯罪的相关问题试作一探讨。     

对职务侵占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理解与认定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认定职务侵占罪的关键问题,其与＂职权的便利＂、＂公司、企业、其他单位管理事物的便利＂及＂工作上的便利＂各不相同,对职务侵占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应理解为合法职务的行为人主管、管理、经手单位财物的便利。     

对商业受贿犯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思考

我国刑法有关商业受贿犯罪的规定中,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为客观要件之一。然而对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如何理解,实务界和学术界一直存在分歧。文章在分析多数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论贪污罪中的职务便利

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有自己独特的含义和成立条件。为了有效实施贪污行为,贪污罪中的职务之便必须能够直接作用于财物,即职务上的职权和职责对贪污行为的实施及完成起到了主要作用;因此,贪污罪中的职务之便具有直接性、形式合法性、现时性、公务性的特征。     

我国受贿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之立法误区及出路

本文认为 ,我国刑法对受贿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职务要件的规定 ,在立法体例上过于单一、在立法用语存在不科学性 ,围绕这一职务要件 ,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进行了四次修补 ,仍不能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立法一开始就走入了一个无法修补的误区。必须对原立法进行彻底的修改。     

共同渎职犯罪主体身份与职务不同的定罪问题研究

共同渎职犯罪主体身份与职务不同 ,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能否成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的实行犯、教唆犯、组织犯、帮助犯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能否成为非国家工作人员的教唆犯 ,一直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争论不休的问题。凡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便利的 ,应一律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共犯定罪 ;未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便利的 ,则按主犯犯罪性质的共犯定罪。     

斡旋受贿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斡旋受贿,是受贿罪的一种表现形式,不是独立的罪名,在定罪处罚上比照受贿罪处理。但是,斡旋受贿与普通受贿具有不同的犯罪构成,在罪状表述上并不完全一致,而两者之间的区分又是比较微妙的。在具体界定斡旋受贿与一般受贿界限标准上、在斡旋受贿是否应独立构罪等问题上,我国刑法理论界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与争议,由此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适用法律不统一。此外,根据我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影响力交易罪,刑法修正案（七）在斡旋受贿的同一条文中增加了一款予以相应的规定,但对于两者的差异还需进行必要的界定与分析。     

论贪污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及其它

作者主要就贪污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客观特征之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只要是利用了贪污罪中的职务上的便利，不论内外勾结者谁是主犯都应以贪污罪论处；挪用公款后不退还属退赃性质，其非法占有赃物阶段，已不具有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之时空性，永远不能转化为贪污罪；应该区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利用职务派生的便利，前者才可构成贪污罪；刑法第２７１条第２款与贪污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属于两个不同范畴，前者应修改为依职务侵占罪论处。此外，贪污罪对象也应适时地改为“国有财物”     

从辩诉交易看刑讯逼供治理

刑讯逼供是中国刑事司法的一大恶瘤。由于口供在当前中国刑事司法中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应转换对刑讯逼供的治理思路,变以“堵”为主转为以“疏导”为主,吸收辩诉交易的合理因素,完善“坦白从宽”政策,实现刑事司法中口供的获取合法化,从而根本上减少和消除刑讯逼供的发生。     

我国计算机取证面临的问题

计算机取证的应用领域是计算机犯罪的调查和电子证据的获取。目前,计算机取证技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反取证技术则利用数据擦除、隐藏、利用系统漏洞或结合使用等方法,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虽然在电子证据取证的司法实践方面面临地位、收集、认证等问题,但仍有一定的解决之道。     

合作建房的法律性质及其纠纷的预防

合作建房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房地产开发形式,但其法律关系较为复杂,目前对此还没有十分明确的规定,这就为房地产司法实务带来了不少困难。发达国家的有关规定虽可供我们借鉴,然其法律毕竟与我国不同,因此应根据我国现行法对合作建房这一法律现象进行较为准确的解释,本文正是这方面的一种尝试,对合作建房纠纷的解决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就业难引起的贫困生心理障碍分析与对策

贫困生在就业时产生的心理障碍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忧郁、焦虑、冷漠、敌对和认知障碍。这些心理障碍严重地影响和制约了贫困生的就业。造成贫困生就业心理障碍的原因 ,一是就业市场本身竞争激烈 ;二是更为复杂的社会大环境因素 ;三是贫困生自身素质的限制 ,这是更主要的原因。要解决贫困生的心理障碍 ,除需国家有关部门扩大就业岗位、完善有关政策外 ,还应当从贫困生的特殊心理出发 ,加强其思想教育 ,以提高他们的自我调节能力。     

当前利用出租房进行违法犯罪的主要表现、特点及对策

利用出租房进行违法犯罪已成为时下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当前,利用出租房进行违法犯罪的主要表现有出租房成了违法犯罪的黑据点、出租房成为逃犯的”避风港”等几种形式。出租私房为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理想的隐蔽空间,管理上的较多漏洞使出租房成为治安死角等因素是利用出租房进行违法犯罪的基本特点。因此,务必采取相应的预防对策以根除这种违法犯罪现象。     

计算机犯罪侦查及取证

随着我国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计算机网络的迅速普及,计算机犯罪也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也越来越大。计算机犯罪作为一种高科技的智能型犯罪,其侦破难度大,但仍需坚持传统的侦查方法,结合计算机犯罪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进行侦查取证。     

论获取信息形态侦查智能

侦查智能是侦查人员运用知识、经验从事侦查的能力,它可体现为多种形态,其中获取信息形态的侦查智能是最基本的侦查智能形态,它是指侦查人员运用知识、经验,通过观察、想象、思考、记忆、判断等,适时获取真实的、和侦查有关的信息的运作过程,它之所以成为一种智能形态,在于其运作是以获取信息为国标的。它包括三个要素;一是获取信息的知识、经验积累,二是对信息的感知、记忆,三是获取信息的运作方法以及通过想象、思考、判断对信息的加工。     

论共有房屋转租中的优先购买权

共有房屋转租是当前市场经济中的普遍现象,但是我国现行的法律对此规定过于简单,在实践操作中遇到不少难题。租赁权是一种具有“物权化”的债权,其不利于保护善意的次承租人。当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和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竞合时,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优于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当承租人、次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竞合时,次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优先于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共有人与次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竞合时,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应当优先于次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看守所终止提讯/会见论

基于看守所准中立性的要求、各种主体之于诉讼行为适法性的要求和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需要,有必要确定终止提讯/会见制度。看守所终止提讯的行为包括侦控机关在看守所中刑讯逼供或者变相刑讯逼供的行为、侦控机关手续不全和时间记载晚于提押出所时间的提押出所行为;看守所终止会见的行为包括辩护律师等增加看守所管理风险的行为、会见时从事非法活动的行为、携带家属/与案件办理无关的人会见的行为。对终止提讯/会见的行为,看守所应当进行证据保全以备查询和取证。看守所终止提讯/会见制度应当由最高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以便于通过普适性规范调整终止提讯/会见行为。     

公房使用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探讨

“共同居住人”与“同住人”的界定，新旧《条例》是有区别的；新《条例》与《细则》也是有区别的。公房使用权买卖中，协议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拆私还公涉及的公房使用权；应区分同住人他处有无住房、他处住房与争议房屋取得的先后顺序。房屋动拆迁安置补偿的处理，可按上海市高院《关于房屋动拆迁补偿款分割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