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与中国周边战略

奥巴马执政以来,面对中国崛起的势头,美国推出了重返亚太的战略,追求战略上的再平衡。这一政策举动实际上是通过在安全与经济两条同步进行的路径推进的。一方面,美国强化了亚太地区既有的联盟体系,加强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和军事部署;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以推广经济规则的形式增强对这一地区经济事务的主导,最突出的举措就是通过推动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加强与这一地区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这一系列的举措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含义。学术界分别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内容相近的结论。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出发,立足于联盟经济理论,对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的安全事务与经济合作进行研究后发现,随着美国联盟体系安全效果的增强,其所发挥出的联盟经济效果也愈发明显,这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稳定发挥重要作用的经济联系实际上形成了潜在的挑战和冲击。这种经济上的挑战和冲击与安全上的挑战和冲击相比,其表现虽不甚明显,但是它的影响和冲击恐怕会更深入持久。因此,我们应通过安全与经济相结合的分析路径全面审视中国的周边战略,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意见。     

美国重返亚洲的理论基础：以全球公域论为例

在亚太地区,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传统的＂辐辏＂霸权体系难以为继,离岸制衡理论也遭到重大挑战。为此,美国理论家近年提出＂全球公域论＂,成为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理论基础之一。以此为指导,美国加紧推行全球公域战略,重点是改变在南海问题上传统的中立政策,以所谓的＂海上自由航行＂原则突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限制,实施＂空海一体战＂,为美国亚太双边联盟体系寻找新的合法性并强化这一体系,以实现美国亚太霸权从＂霸权稳定性＂到＂霸权可持续性＂的转型。形成中的美国全球公域理论与全球公域战略对亚太秩序和中国国家安全带来一系列挑战,值得中国高度关注。     

美国战略调整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作为影响中国和平发展外部环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是一种长期战略考虑,是一种涉及安全、政治和经济等所有领域的结构性转型,美国要致力于重建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并主导地区秩序的规划和构建。不同于将亚太地区截然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冷战战略,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所采取的措施是两面下注和两面套利,一方面把中国确定为战略"假想敌",挑动中国和亚太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为美国介入该地区提供战略机遇;另一方面也尝试积极推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防止亚太地区陷入冷战对抗的泥淖。中美两大战略资源系统如何协调彼此关系,成为决定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秩序的关键因素。从全球化时代和亚太地区一体化的现实出发,构建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合作竞争、聚同化异的新型大国关系,开展中美战略协调和预防性合作,将是化解这一危险的战略思路。     

冷战后美国亚太联盟战略的调整

冷战后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经历了过渡与调整两个阶段。与冷战时期相比 ,延续大于变化。冷战后美国亚太联盟的深化与拓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联盟内部的功能性调整 ;二是双边同盟之间的协调加强。今后美国亚太联盟的变革仍将以渐进方式进行 ,突出制度化建设 ,同时增加联盟合作的高技术含量。     

奥巴马政府安全战略调整评析

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对美国的安全战略逐步做出调整,主要包括重视国际制度、修复联盟体系、重新评估大国关系、重视外交手段的使用、提倡无核安全等方面,其根本目的在于恢复美国实力,重振美国霸权。奥巴马政府的安全战略调整具有内在矛盾性,如在加强对话的同时强化美国价值观;在重视外交手段的同时为武力使用留下很大空间;在尊重国际组织的同时坚持保留美国自由行动的权力。奥巴马政府的新安全战略给中国带来了机遇,中国可以利用美国重估大国关系的机会发展更为友善的中美关系。但从现实中来看,由于美国始终坚持全球霸权战略,特别是美国重返亚太所带来的安全效应仍未完全显现出来,使中美关系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新战略

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新战略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环境下 ,为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安全观念的转变 ,使欧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降低 ,提升了亚太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克林顿上台后 ,将“经济安全”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首要原则 ,并把亚太置于美国全球战略生死攸关的重要地位 ,全方位、强力度地参与亚太事务 ,谋求建立由美国起主导作用的“太平洋共同体” ,用经济一体化、政治民主化和军事安全集体化这三根支柱支撑其亚太新战略的实施 ,既保持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 ,又保证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和主导地位 ,以增强美国在全球的战略优势 ,维持美国“唯一霸权”的地位。     

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前景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既是基于两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同时也与美国因素密切相关.综合国内国际尤其是美国方面的因素,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大致存在三种发展前景:俄罗斯"倒向"西方而与其建立反华联盟,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走向破裂;中俄正式结成战略同盟,共同"抗美";中俄既不结盟,也不疏远,而在与美国相对良性的互动中向前发展.随着中俄各层次、各领域协作机制的日趋完善及一些问题的逐步解决,未来中俄两国既不"结盟",也不"对抗",更不会相互成为"敌人",而将沿着预定的轨道实现平稳发展,既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造福于中俄两国人民.     

后"9·11"时期美国的危机管理研究——以反恐为例

当前,国内学术界鲜有从危机管理视角来研究反恐,本研究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从反恐视角研究后"9·11"时期美国危机管理所发生的变化,认为这一时期美国的危机管理战略在国家战略层面,发生了从维系两极体系的稳定和平衡到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变化,在战术层面,则由"威慑"和"遏制"战略转变为"先发制人"战略;在危机管理机制的建设中,突出强调军方参与危机管理的角色及作用;在反恐危机管理手段上,除加强早已使用的军事手段外,还对美国的联盟体系进行洗牌,以志愿联盟和双边联盟取代传统联盟和多边联盟。     

美国主导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与中国的对策

军事和经济是美国国家战略重心东移的两个支柱。相对军事东移比较容易的条件和明显的奏效程度,经济东移要遇到更多的困难。面对经济实力相对式微、与亚太各国的貌合神离以及中国崛起后与本地区经济联系加强与深化的局面,美国在贯彻这一国家战略时不得不采取新的策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美国意图运用＂巧实力＂掌控亚太地区经贸规则制定、建立其主导下的＂国际机制＂,一方面取得最大限度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以此将中国的发展导入其＂合意＂的轨道。中国应对的方针应当是,进一步加强与本地区国家的经贸联系,用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方法巩固经济利益,防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化挑战为机遇。     

TPP的政治化与中国崛起

尽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是太平洋国家间的一项着力于经济事务的议题,但它自然地具有一定的政治向度。美国参加TPP后掌握其主导权,逐渐使之显现出了政治化的趋势,成为配合美国近期战略调整的工具。这对中国在东亚的政治和安全地位带来消极的影响,甚至有可能挤压中国在东亚乃至亚太的正当利益和正常战略空间。虽然存在政治化的需求,但在政治向度上的进一步深化使TPP面临着许多困难。尽管中国是否参与尚在未定之天,但中国在现阶段对TPP应积极关注、冷静应对、适当作为。     

运筹中国的亚太战略

随着中国加速崛起、亚太行情看涨与美国＂重返＂亚太,中国的亚太战略以及中美亚太博弈愈发引人关注。当前亚太战略形势呈现五大特征,中国的机遇大于挑战。中国的亚太战略既有总体目标,又有领域目标,并将着力处理好六对重要关系。中国实施亚太战略需要多管齐下、四片经营。美国＂重返亚太＂针对中国崛起的一面突出,中美亚太互动竞争与合作复杂交织,亚太未来取决于中、美以及中国的邻国三方相互作用的合力。     

战略团队在美国外交政策转型中的推手作用

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战略制定与实施团队”（简称“战略团队”）在其亚太政策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手作用,这个战略团队所推动的政策转型对中美日三边关系以及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者通过案例研究梳理了美国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和实施《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从而实现其外交安全格局“华丽转身”的政策制定过程。美国外交政策体系中的战略团队对这次转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核心力量就是当时的美国亚太政策“三驾马车”——约瑟夫·奈、傅高义和库尔特·坎贝尔。这一战略团队在美国外交转型时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包括：它成功地阻止了日本漂离美国的趋势;加强了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双边战略关系;重新确立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这次战略转型既为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重返亚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也为中美日三边关系增加了良性互动的可能性。美国战略团队举足轻重的推手作用是值得所有关注美国外交政策和亚太国际关系的学者专家和相关人士高度重视的。     

寻求中美亚太良性互动

中国崛起、美国“重返”及区域内其他力量的发展，导致亚太地区格局正在发生近百年来最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最突出特点，是中美战略博弈已经成为决定亚太格局走势的最主要矛盾，因为中国崛起势头难以逆转，美国亚太“再平衡”也是一次兼顾历史与现实、涉及内政与外交、得到美国两党共同支持的重大战略性选择，力量之变与战略之变同时发生，两强对立势难避免。但是，由于两国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和根深蒂固的历史积怨、在亚太地区各具优势彼此难以替代、在全球其他地域和领域的合作有助抵消亚太对抗，加之双边利益深度捆绑，中美博弈未必会走向战略对抗，而完全具备走向良性互动的条件。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处理一个根本问题（亚太主导权）的破解、两套体系的对接、三大海域的危机管控、四组三边关系的经营和五个多边组织的互动等“一二三四五”问题。这既是中美实现亚太和平共处的前提，也是能否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俄美“新对抗”时期的中国“双向外交”

中美俄三边关系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最重要、最受瞩目的三边关系,任何一对双边关系的变化都将对第三方对外政策造成重大影响。美国重返亚太,积极推动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地缘战略缓冲地带,俄美双方针对乌克兰是否加入欧盟问题展开"拉锯战"。作为俄美争执的第三方,中国应借此"战略机遇期"进一步深化与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努力构建与美的新型大国伙伴关系,满足自身安全、发展需求的同时,承担大国责任,推进俄美双方以"不对抗"、"非军事"的方式和平解决利益纠纷,促进世界继续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向迈进。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转型——基于美日同盟的分析

自美国提出重返亚太以来,强化亚太同盟体系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支柱之一。其中,美日同盟因历史和现实地缘政治的原因,又成为美国众多同盟中的基石。因此,从美日同盟的变化发展可窥探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走势。在新时期,受国内外因素的影响,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出现了"预防性外交"的趋势,呈现出了一定的疲态。中美外交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韩国全面参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掣肘因素研究

自美国全面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韩国一方面表现得十分积极,希望全面参与其中以提升本国在美国盟国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韩国在实际参与过程中总是受到内部和外部种种因素干扰,使其在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受到约束。韩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以及期望中国在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最为关键外部因素;朝鲜核问题也是制约韩国全面参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外部因素;日本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的态度立场也使韩国在军事领域参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顾虑重重。韩国政府、民众对韩国是否加入TPP以及"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是否应当部署韩国存在巨大分歧,是制约韩国全面参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主要内部因素。这些掣肘因素对中国反制美国亚太战略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和作用。     

试析美国的东北亚安全战略——地缘政治视角的考察

美国的东北亚安全战略,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地缘战略环境看,美国在东北亚面临大陆势力与海洋势力的潜在对立与隐性均势。在这种地缘战略环境之下,美国以超强的战略实力为基础,以海权联盟体系和前沿军事部署为依托,谋求维持东北亚地缘战略均势并遏制大陆势力,从而维护美国的霸权和优势。     

美国战略东移的行动特点

美国战略东移的行动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倾斜式整合全球战略资源以实现最大优化;构筑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集体安全体系;以＂软实力＂为优选,采取灵活手段扩展战略议题;在战略威慑层面采用＂利比亚模式＂,重视非接触式高科技、新武器的使用和新媒体网络的作用。美国战略东移是过程而非结果,相互依赖和全球治理新格局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传统霸权国与新兴国权力消长过程中对抗冲突场景。     

浅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

当今，美国仍然是世界头号霸权主义国家，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我国的安全有着综合性的影响。近年来，美国在“重返亚太”的战略指导下，对我国的周边安全产生了更为深刻而复杂的影响。为了便于普通大学生理解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意图、看清当前形势、理解我国在外交上的应对之策，文章将结合当前的新状况、新变化，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进行简单介绍。     

战略偏好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迷思”

2016年以来,美国彻底放弃对华接触政策,转而采取过度防范且带有明显对抗色彩的战略竞争政策,究其实质在于美国国内持续蔓延的“中国迷思”促成了对华战略偏好的转变。出于霸权护持的目的,美国以“中国迷思”为载体,在安全领域夸大中美安全稀缺,在经济领域强调相对利益,在意识形态领域标定中国的异质属性,在中美关系尚存妥协与合作空间的情况下对中国进行遏制。社会环境、战略文化等背景性因素和国内政治联盟、智库、大众传媒及联邦政府等进程性因素交织互动,共同塑造了当前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在系统效应的裹挟下共同推动对华“迷思”不断强化。“中国迷思”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价值取向、威胁认知、利益排序和手段选择,导致美国对华战略偏好从防御转向进攻,从保守转向激进,从合作转向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