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教育发展中的"马太效应"

在绩效导向和能力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中,个体通过教育而获得文凭是其实现社会流动的最重要途径,而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逻辑被认为是酿致诸多教育不公平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教育发展不公平、不均衡的延续不仅会导致教育获得中“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现象,还可能阻滞社会流动并加大阶层固化的风险,从而对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造成掣肘。推进教育公平是防治社会阶层固化风险的先在基础,而其重中之重就在于推进教育供给侧,形成相对公平、均衡的教育发展生态,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奋斗和发展创造基础条件,从而建设一个活力充盈的社会和繁荣富强的国家。     

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争论

有学者认为,就经济效益问题和公平问题两者的关系而言,经济效益问题是最为重要的,是第一位的,要优先于公平问题。另有学者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在理论上存在重大缺陷,在实践中已经表现出重大的负面效应,亟待调整。这一提法的主要症结在于:没有看到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极端重要性;没有看到发展是一个整体化推进的过程;混同了制度和具体政策两个层面上的社会公正问题;对于社会公正概念的理解和解释存在重大偏差。     

论教育公平及其结构

教育公平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人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促使自身的潜能得到最充分与自由发展。教育公平具有深厚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教育公平的基本结构可以划分为宏观层面的教育公平和微观层面的教育公平。宏观层面的教育公平又包括教育权利的公平和教育机会的公平。微观层面的教育公平包括课程中的公平、教学中的公平和教育评价中的公平。     

教育公平的伦理研究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教育公平的实现程度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公平,并最终影响社会成员权利与义务的实现。目前我国教育领域依然存在很多不公平问题,使社会成员的基本受教育权受到损害,也制约着我国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教育公平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从伦理学角度对教育公平的理论与现实进行梳理,试图从多个层面探寻我国教育公平实现的途径。     

中国教育改革：眉睫三问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所取得的进步与成就 ,国人交口、世界瞩目。在过去短短的25年里 ,我国教育所实现的两大历史性跨越式发展 ,即基本普及义务教育 (尽管是初步的、广义上的实现 )、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和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 ,一跃跨入翘首以盼的“大众化发展”的新阶段 ,是怎么估计亦不会过分的。但如果有人据此就认为 ,我国教育界已是一派繁花似锦、太平盛世的小康景象 ,或认为现今“中国教育发展改革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已经主要是“均衡发展”和“解决那些弱势群体的基本教育问题”了 ,那么 ,就恐怕值得提出来作一…     

从"公平分配"角度解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我国现在这样一个发展关键阶段由"分配不公"引起新的矛盾和不良影响,成为当前社会不和谐的根源.我们党能否适应社会的深刻变化,重新取得人民群众对执政党执政的高度认同,建立有效的政党权威,关系到中国的发展方向.因此执政党必须提高执政能力,特别是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规范分配秩序,切实保障公民的根本利益,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     

教育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

教育公平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公平,与和谐社会是非此无彼、由此及彼的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当前我国存在的种种教育不公平,严重制约了社会的和谐发展。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推进教育公平,即以发展求公平,以改革促公平,以帮扶助公平,以法治保公平。     

让所有的孩子都“有书读”、“读好书”

促进教育公平是我国的基本教育政策，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价值取向。党的十七大又特别强调“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可以这样说，促进教育公平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现实途径。当然，教育公平是相对的公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教育公平有特定含义和要求。     

转型期中国促进教育公平中政府责任分析与对策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作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教育公平已经成为各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加速和不同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拉大,教育公平问题进一步凸显,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无可避免地成为公共政策的重大命题。本文在提出现阶段我国教育公平问题凸现的现状及原因的基础上,对政府责任进行了剖析,提出了促进教育公平的对策。     

"高考移民"的失规和规范

面对各地客观存在的高考“分数差”和不同的录取率,高考移民现象应运而生。实质上,它是历史传统、文化价值观等目标规范所提出的社会期望,与实现这种目标的手段规范的结构性缺失所相互矛盾的产物。因此,本文从教育公平入手,具体分析了高考移民失范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并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规范化思路,认为弱化政策性的教育准入限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加高校的自主招生权,最终实现教育大众化,乃是根治良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开性特征的具体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是该罪认定上的难点,也是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其中的相关问题应得到进一步明确。首先,公开性的本质是宣传对象的不特定性,即针对不特定多数的人进行宣传。其次,公开性与社会性存在交集和重叠,同时也各具独立价值。第三,在口头传播的性质认定上,应区分是否为集资人授意及集资人对集资信息的扩散持何种心态。第四,公开性不以虚假宣传为必要。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     

谈谈劳动价值概念的再扩展

我国现阶段各种合法职业劳动者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这里的价值是指凝结在社会产品、服务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它体现劳动者对社会财富 (物质的、精神的 )增长乃至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在新时代 ,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概念作进一步的扩展是必要的。一种劳动只要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或环节 ,那么 ,无论它的直接成果是否成为商品 ,都是创造价值的。在我国现阶段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职能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 ,更多地从阶级统治转向发展经济 ,它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作用不可或缺且十分巨大 ,因而也是创造价值的。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问题探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是法律规定的一项有利于监狱罪犯再社会化的刑事政策,专门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现行离监狱探亲制度在《监狱法》、司法部规定和监狱实践三个层面均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在对策方面,基于对监狱离监探亲决定权的行政执法权属性分析,从法律上赋予罪犯法定离监探亲权,要从《监狱法》及司法部的规定上加以完善,还要解决监狱办理上面临的实际困难,以促使这项制度得到常态化落实,促进罪犯改造和再社会化。     

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是我国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作为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研究不作为犯罪,首先要明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它包括四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以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除此之外,道德义务不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