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刑诉法有关鉴定证据的立法修改与审查判断

2013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下称新刑诉法),正式将“鉴定意见”的称谓法定化,替代原先“鉴定结论”之用语,同时对鉴定人出庭作证、人身保障及专家辅助人等问题予以规范,具有重要的意义.新刑诉法从鉴定人出庭作证、鉴定人人身保护及确立专家辅助人制度三个方面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作出具体规定,也让“鉴定意见”之表述实至名归.此次“鉴定意见”的确立,在具体层面可破除人们对于鉴定证据的盲从,促使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随着鉴定人出庭作证、专家辅助人制度等规定的具体落实,刑事诉讼双方的主体地位与平等对抗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运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新刑诉法实施后为背景

新刑诉法对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的确立、证据种类的丰富、证明标准的修改、相关强制措施的强化以及律师会见权的扩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确立等,既给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带来了良好机遇,也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实践运行面临不少挑战。     

中国特色检辩关系及新刑诉法的完善

刑事诉讼中的检辨关系是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双重价值目标的重要方面。基于人民检察院的宪法定位,我国的检辩关系表现为进攻与防御、中立与辩护、指控与反驳、保障与制约等多重多元关系,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新刑诉法对中国特色栓辩关系的进一步完善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法治与文明的重大进步。     

新刑诉法视野下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权的行使

2013年1月开始正式施行的新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进行技术侦查的权力,但其过于原则性的规定并不利于这种权力的有效行使。因此,在准确界定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概念和特征的基础上,结合新刑诉法对该权力的相关规定,研究并探讨其在行使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具体规则的做法,对于我国检察事业今后的健康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新社会组织中党组织职能定位的思考

<正>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出现了大量新社会组织,使我国的社会治理结构由以往的"一元治理"转变为"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治理体系。新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自治力量,是指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或者挂靠工商联,以服务政府、市场、社会为目标,而不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中介组织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等。随着新社会组织的快     

新刑诉法人权保障原则研究——基于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的视角

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刑诉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载入刑诉法典。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追诉人相对于具有强大权力的公安司法机关处于被动地位,其权利最易被侵害。笔者拟从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的视角,分析新刑诉法中人权保障原则的特点和内容并提出若干建议。     

新刑诉法给检察权运行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证据制度和辩护制度的修改为视角

此次新刑诉法围绕证据制度和辩护制度做了幅度较大的修改和完善,涉及律师会见、律师阅卷、证人出庭、调查取证、非法证据排除、举证责任分配等多个方面,将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实践特别是检察权的行使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机遇也包括挑战,立足新刑诉法的修改,做好相关梳理和研究十分必要。     

关于证人、鉴定人出庭规定的不足与完善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体现出强化证人、鉴定人出庭的立法亮点,特别是在出庭的必要条件、强制手段、证据效力和经济补偿等四个方面对证人、鉴定人做出了差异性的规定,体现出与以往规定的不同;但也正是这种差异性的规定,暴露出一些不足,为此,仍有必要从这四个方面加以完善.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新思考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新时期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人类遭受自然报复之后时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是我国国情与实践发展的新要求.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新对策,如营造良好的环保氛围、进行科学决策、发展循环经济等,以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两型”社会建设中农村社会新矛盾刍议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约束问题越发明显,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鉴于此实情,党和政府提出两型社会建设构想,即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个构想将有利于我国全方位发展并有可能使我国面貌焕然一新。但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尤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我国农村社会的确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从对两型社会建设中产生的各种新的矛盾进行分析、归纳并试图找到其矛盾产生的根源,然后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提出化解各种矛盾的基本思路。     

论刑法的有限性

所谓刑法的有限性,是指刑法的调控范围以及刑罚手段的运用是有限的,而不是无穷的。具体而言,刑法的有限性又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刑法触角的有限性,二是刑罚发动的有限性。所谓刑法触角的有限性,又称刑法调控范围的有限制性,是指刑法调控的对象必须是在行为人意识支配下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刑罚发动的有限制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的条件上:第一,刑罚发动的首要条件就是必须有刑事案件的发生;第二,刑罚发动的实体法条件是刑法的规定性,该条件通常需要通过"罪刑法定的要求"和"犯罪构成要件的限制"两个方面来实现;第三,刑罚发动的程序性条件是指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与自由以及其他合法权益。     

刑事审讯的程序违法性透析——以刑事错案的成因为视角

程序性违法是刑事错案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刑事审讯作为公安机关侦查办案中获取犯罪嫌疑人言词证据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受到公安机关和办案人员的高度重视。在“口供至上”的刑事办案理念的影响下,为了获取侦查破案的所谓“关键”证据,办案人员在刑事审讯时不惜违反程序法的相关规定。通过对刑事错案成因的考察可知,在刑事审讯过程中,较为典型的程序违法行为有：讯问地点违法、超期羁押、自创程序、假借合法程序名义非法讯问等等。强化办案人员的程序法定理念、确保刑事审讯的程序合法是预防刑事错案的良策之一。     

我国近代刑法移植研究

富民强国的国家目标使得近代以来的刑法移植从一开始就具备功利的价值追求。这种功利性的价值追求使得刑法移植常常表现出分裂的性格,即内容和形式的分裂。从内容看,移植的刑法资源与中国的传统刑法文化不相适应,阻碍了刑法的司法适用;从形式看,移植的刑法又与中国传统刑法有非常高的相似性。刑法移植过程中出现这种分裂性现象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恰恰是我国刑法近代转型中所必须正视的问题。     

探求刑事证据规则的和谐

刑事证据规则从其适用的范围看,可分为原则性刑事证据规则与例外性刑事证据规则。原则性刑事证据规则重在保障人权,例外性刑事证据规则重在打击犯罪。刑事证据规则是否和谐,主要体现在能否恰当地处理原则性规则与例外性规则的关系上。和谐的刑事证据规则不仅有利于证据准确适用,而且有利于诉讼和谐和社会和谐。     

刑事法中犯罪人格考量论

犯罪人格之于刑事法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促进动态、整体犯罪人观的形成,有针对性地进行犯罪预防;定性分析犯罪人格,合理划定犯罪圈;定量分析犯罪人格,用以评估人身危险性;促进刑法的公正和刑事政策的合理化。结合犯罪人格的特点,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通过对犯罪人格的生成控制,有针对性地进行犯罪预防,可以更好地促使刑法预防犯罪目的的有效实现。     

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巡历与新思考

刑法因果关系是刑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复杂且对实践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的因果理论巡历及我国目前论争的焦点,即纠缠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等哲学迷障,提出自己的新思考,再现了因果关系研究思路不应当复杂化,以便益于指导司法实践,使刑法理念得到更科学的体现。     

浅谈我国刑法中的“公理之情”

我国刑法中贯穿着"公理之情",这种"情"有助于我国刑法作用的充分发挥。理解"公理之情"的含义,在司法实践中运用好这种"情",有助于我国刑法任务和刑罚目的的实现,促进我国的法治建设。     

论刑事法的公正、功利价值

公正与功利是刑事法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处理公正与功利关系应建立在两项原则基础之上 :一是刑事法各具体原则的运作都应以保障最低限度的公正与最低限度的功利为基础 ;二是公正与功利价值关系的定位因刑事法的内部关系不同而有异 ,在刑事实体法中 ,追求的是“功利优先 ,兼顾公正” ,而在刑事程序法中 ,则是“公正优先 ,兼顾功利”。     

以正当程序理念构建中国的刑事侦查制度

正当程序作为一条重要的法治理念和宪法性准则,正在逐步成为各国构建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共同的价值取向。正当程序在美国被发扬光大,因此正当程序的理念渗透在英美国家刑事侦查程序的每一个环节中。最主要的体现是司法权对侦查权的制约、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及广泛的律师参与权等方面。考察我国有关刑事侦查程序的立法和执法实践,与正当程序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适当引入正当程序原则,对我国现行的刑事侦查制度的正当化改造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据此,完善侦查监督体系,强化犯罪嫌疑人的各项权利保障,实行逮捕和审前羁押相分离,以及建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等方面,理应成为构建中国刑事侦查制度的主要内容。     

论刑法中的行为概念界定

目前刑法理论界对刑法中行为的概念存在不同的界定。分析这些界定发现,行为概念实与犯罪成立体系关系甚大,行为概念不但在犯罪成立体系内部和外部研究会存在不同,而且行为概念的机能发挥一定程度上也受犯罪成立体系影响。我国刑法中的行为概念界定应充分考虑我国现有犯罪成立体系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