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民群体性事件原因探析

群体性事件是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群体性事件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而每种类型的群体性事件又都有着自身的不同成因。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民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目前群体性事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着重从社会利益失衡、社会不公平、心理上的相对剥夺感和失衡感、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日益增强与民主诉求渠道缺失、社会控制机制弱化、直接诱发因素等六个方面对我国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进行了剖析,以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群体性事件生成与防控的社会心理学解读

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发生对我国社会管理秩序造成严重威胁,也给我国国家形象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要维护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是一项重要课题。文章探讨了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并分析了群体性事件基本现状和特点,从外部环境、从众心态等方面探究群体性事件的衍生原因。     

群体性事件:从政治概念到法律概念

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社会形态、表现形式、名称及其内涵和外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群体性事件的语词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对群体性事件的不同表述,反映了一定社会历史时期人们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不断深化,也反映出我国政府从重视群体性事件传统意义的政治属性向重视以法律规范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观念的转变。应正确区分群体性事件与骚乱事件、暴乱事件和社会泄愤事件,依法妥善处置,防止和避免主张正当利益诉求的群体性事件升级甚至恶化。     

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分析及其化解——基于社会运行机制的分析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突出问题。在社会运行机制的分析视角下,通过分析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和比较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发展运行机制可以看出,我国现代社会运行遵循的是单纯依靠经济发展作为社会控制力的唯一支撑的社会运行机制,这种社会运行机制所导致的我国社会结构性压力加重和社会控制力低下,是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根本原因。实现社会制度公正性、重建社会信仰体系和实行社会发展优先战略,是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措施。     

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呈现多发趋势。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群体性事件是因社会事件没有满足人们需要而引起的,从众、感染、暗示与模仿、责任分散、去个性化、流言等社会心理机制导致群体性事件规模扩大,群体性事件形成过程一般经历人群聚集、刺激与暗示、情绪感染和情绪爆发几个阶段,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成员可以分为一般成员和骨干成员,不同类型参与者带着不同的心态参与群体性事件。     

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审视当前中国的群体性事件

当前我国处于群体性事件多发时期,研究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和对策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各种观点众说纷纭,但多数都从预防群体性事件的角度提出,这对于群体性事件的认识还停留在比较表面的层次,属于应急之策。为了更全面深刻地认识群体性事件,我们必须从政治发展的角度,采取积极态度,在群体性事件上因势利导,推动我国政治现代化。当前的群体性事件总的来说是我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群体性事件既有一定的社会负面作用,又集中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既要做好社会稳定工作,又要善于把握时机推动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     

群体性事件生成与防控的社会心理学解读

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发生对我国社会管理秩序造成严重威胁,也给我国国家形象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要维护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是一项重要课题。文章探讨了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并分析了群体性事件基本现状和特点,从外部环境、从众心态等方面探究群体性事件的衍生原因。     

标本兼治群体性事件

近几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群体性事件主要有下列几种类型:因农村征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因城市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因国企改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因城市出租车经营权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因公民维权引起的以集体上访为主的群体性事件、因转业或复员军人待遇引起的集体上访或游行示威、因民办教师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引发的集体上访、因腐败现象或安全事故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当前我国社会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群体性事件往往会给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管理秩序和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严重的破坏,情节特别严重的还可能引起…     

法律视野下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新思维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集中显现,并形成多种利益群体,群体性事件多发、频发,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谐。在新形势下,了解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属性、树立法律视野下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新思维、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对于各级政府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变迁、结构、话语: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三维透视及治理之道

社会变迁、社会结构、话语体系是影响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和性质的重要因素.我国社会变迁带来的利益失衡、政府——大众直接面对面的单一社会结构、大型话语体系的缺乏,决定了我国的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性、分散性和规模小的特点.当前我国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从长远看是低效的,实现社会变迁制度化、发展社会中层组织、塑造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应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长远之道.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成因及对策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近年来,全国范围内的群体性事件剧增,对社会安定造成影响。要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必须从其自身具备的特点、发生的原因、以及防控对策入手进行分析。本文就分别从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成因及对策三个方面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阐述。论文主要采用调查法,例证法,统计法等研究方法,从而得出结论,进而有利于决策部门从实质上认识和把握群体性事件,有利于有效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维持社会的安定和谐。     

群体性事件的理论阐释

群体性事件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存在矛盾的客观反映，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正常的社会现象。但是如果群体性事件呈现继续增长之势，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定的重要因素。因此，群体性事件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进行理论梳理，以期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构建有所裨益。     

确立和完善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的构想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利益冲突加剧,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因素。为此,建立切实可行的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确实是必要的,运用现代化科学方法,及时、准确地实施预测、预报,尽早、尽快地做预防和处置工作,以降低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产生的危害。     

关于对群体性事件发展规律及对策分析

当前,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作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产物,群体性事件伴随着社会发展形态的进化而不断变化,本文试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对其发展规律进行了分析,并着重探索目前社会条件下对其有较强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预防处置对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飞速迅猛的发展,但事物总是矛盾的,在经济体制改革正深入进行的同时,因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各种利益冲突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对社会的稳定造成威胁。保护群众合法权益,化解矛盾于未然,建立健全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和解决的长效机制,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当前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文章在对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研究和分析后,提出了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办法。     

转型期影响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矛盾分析

我国正处于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由传统农工社会向现代信息化社会的转型变革时期,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演变不可避免地带有转型发展时期的阶段性特点和时代特征。在利益结构变化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时代背景下,透过群体性事件规模扩大、诉求复杂、组织程度增加的诸多表象,利益分化与利益表达、参与诉求与制度现实、矛盾纠纷与疏通渠道、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以及贫富分化与社会公平之间形成的深层次矛盾,成为影响群体性事件走向和趋势的根本问题。     

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机制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是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中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一种尖锐表现,认识和处置不当会对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明了北京市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殊性,分析了北京市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的现状及问题,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谣言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发生机制

群体性突发事件与人际传播密切相关。谣言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反映了当时的民众心理,也触动了社会深层的机制,从这个角度讲,它有时的确会起到社会调节的正面作用,但由谣言而引发的集体行为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尽量降低谣言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造成的风险,是现代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的责任。     

复杂社会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机理研究的新视角

本文将复杂社会网络的理论及研究方法引入群体性事件生成机理的研究。通过研究发现,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复杂性社会问题,在事件的生成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复杂的人群网络结构,并且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着潜移默化或明显的关系与结构的双重变化,由简单随机网络逐渐演化成一个存在明显社团结构的非随机复杂网络,导致事件发生后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论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危机处理方式——以贵州"瓮安事件"和"德江事件"为例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群体性事件一直处在高发期。目前,它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主要因素。能否化解并加以有效解决,是衡量政府危机处理水平的重要标准。从贵州“瓮安事件”和“德江事件”看,我国政府应坚持以下原则：第一,认真研究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增强政治敏感性;第二,高度重视突发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和应急体系建设;第三,健全信息发布体制,及时公开相关信息;第四,做好相关利益方的安抚工作,维持社会稳定;第五,畅通意见表达渠道,切实保障公民政治参与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