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穷状态界定之尝试——以一则震区哄抢事件为例说明

“探路者公司帐篷被哄抢”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于灾民哄抢行为罪与非罪界定的对论,紧急避险的抗辩和权利冲突理论告诉我们极穷状态下的哄抢行为并非犯罪．因为此时时生命的尊重与保障处于最为优先的地位,而划清罪与非罪界限的关键节点则在于对极穷状态的界定。     

极穷权边界的限定性研究——以一则震区哄抢事件为例说明

震区哄抢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于灾民哄抢行为罪与非罪界定的讨论,紧急避险和权利冲突理论告诉我们极穷状态下的哄抢行为并非犯罪,因为此时对生命的尊重与保障处于最为优先的地位,而划清罪与非罪界限的关键节点则在于对极穷权的边界进行限定。     

极穷状态之界定——以一则震区哄抢事件为例说明

“探路者公司帐篷被哄抢”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于灾民哄抢行为罪与非罪界定的讨论，紧急避险的抗辩和权利冲突理论告诉我们极穷状态下的哄抢行为并非犯罪．因为此时对生命的尊重与保障处于最为优先的地位，而划清罪与非罪界限的关键节点则在于对极穷状态的界定。极穷状态的第一个前提是。由于时间和物资等实际条件的限制。国家无法及时、全面提供救援或者国家无法提供充足的救援物资，个人只能展开自救；极穷状态的第二个前提是，于这些维系生存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生存物资或缺者，即处于极穷状态之中。极穷状态生存权行使的一个重要原则：不能危及其他人的基本生存状态。     

侵占罪的司法适用问题研讨

正确认定侵占罪必须归结到对"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的合理理解、阐释上,产生"代为保管他人的财物"状态的法律行为或事实主要有他人的委托,行为人的借用,行为人的租赁,行为人对担保物的占有,个人合伙财产的经手管理,无因管理财物,不当得利等.如何界定"遗忘物"关系到行为的罪与非罪,也是区别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关键问题.     

论权利的社会利益限度

有人认为四川大地震中灾民哄抢生活物资的行为构成紧急避险，是公民对个人权利的合理自救。本文指出，生存权等权利不是能压倒一切的。任何权利的实现，不可能存在于以权利为封闭圈的自我中心之间。权利之所以可欲，乃是合作、互惠、宽容之故。合作给予社会生存的力量，互惠给予社会美德，宽容给予道德之进化，即权利的行使必然要有社会利益作为限度。     

论科技活动中犯罪的本质及罪与非罪的界定

论科技活动中犯罪的本质及罪与非罪的界定周振想，青锋从刑法的角度看，科技活动中的行为可以分属于性质截然不同的罪与非罪两大范畴。在罪与非罪的范畴中，不可能中间骑墙，只能是排中律下非此即彼的界定。这样，最后的着眼点虽然是科技活动中罪与非罪的界限．然而，达到...     

非聚众哄抢行为的司法定性及立法完善

哄抢行为应当分为聚众型哄抢行为和非聚众型哄抢行为,聚众型哄抢行为通常定性为聚众哄抢罪并无异议,但因立法滞后以及学界和实务界对聚众哄抢罪本质及罪名构造的认识一直未形成共识,实践中对非聚众型哄抢行为的司法定性及处遇各有不同,既纵容了非聚众哄抢行为,也挑衅了刑法法益和刑法规范,有必要对聚众哄抢罪的罪名、构成要件及量刑幅度予以重新构造,以统一刑法适用,严密刑事法网,彰显刑法法益。     

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界定

本文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罪与非罪界定中存在的疑难问题 ,诸如伪劣产品内涵外延的界定、故意的类型、明知因素认定、单纯生产伪劣产品行为、运输、仓储、保管伪劣产品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有上升的趋势。"为他人谋取利益"应不应该成为一般受贿罪的必备条件,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好这一必备条件,如何确立罪与非罪的界限,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浅析吸毒者持有毒品行为的定性与处罚

吸毒者涉毒案件在司法实践当中是一个复杂而又难以界定的问题,其涉及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由于涉案主体身份具有特殊性,应该对不同案件进行具体分析,参照适用合适的相关法律条款。在实务中应从持有毒品行为的目的以及持有数量对持有行为进行定性,分别根据实际情况做罪与非罪的定性处理,以求在处罚中达到教育与根治的双重目的。对于涉及到司法及实务上的争议,司法上的定性与处罚,应该符合禁毒法的立法精神。     

论抢夺行为转化为抢劫犯罪

抢夺行为转化为抢劫犯罪不能简单等同于抢劫罪,其刑事责任起点应为16周岁,其数额、凶器、处罚也应充分体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对此作出具体确认有利于维持“抢夺罪”——“准抢劫罪”——“抢劫罪”三者之间的平衡。     

论宅基地使用权性质

宅基地使用权是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农村集体土地建造住宅和附属设施并长期保有的权利。国内对宅基地使用权性质的认识有着不同学说,但要结合我国土地政策和现实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之现实进行认识。宅基地使用权是一种准所有权,是物权效力十分强大的他物权,其类似于自物权。尽管《物权法》将宅基地使用权定性为用益物权,但是我国立法文本中的用益物权与大陆法系立法上的用益物权存在本质的差异。公共利益对土地及相关权利结构的设计不具有决定性,不能否定宅基地使用权的私权属性。     

行政诉权保护难题的解决之道——《关于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实施前景分析

行政诉讼＂告状难＂问题有着复杂的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的公布施行,为行政诉讼当事人打开了方便之门,也让他们似乎看到了维权征程上的一丝亮光。然而,来自理论的理性分析和现实案件的实证表明该《意见》的实施前景或许难以乐观估计。切实保护行政诉权,还需要制度的完善与意识的提高。     

交通肇事罪“因逃逸致人死亡”情节新论

虽然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情节规定于交通肇事罪,但其本身仍具有独立性,认为该情节属于结果加重犯、情节加重犯或者复杂的情节加重犯的观点均不能合理解释相关立法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情节的主观罪过形式不是过失,而是间接故意。同时,刑法之所以对"因逃逸致人死亡"情节规定了七年到十五年有期徒刑,实际上是因为该情节的法律评价范围包含了对不作为形式间接故意杀人罪的法律评价。     

权力来自权利的转让

有些权利不可转让;有些权利可以转让,但转让后还是权利而不是权力;有些权利的行使可能“产生”权力,但此权力是“构建”而并非“转让”的;有些权利的行使“启动”了权力,但并没有转让权利给权力;有些权利的行使产生了权力的载体,但并未产生权力本身。因此权力不是来自权利的转让,而是来自权力的转让：有的公权力来自私权力的转让（如部分国家权力、社会权力来自私权力的转让）：有的公权力来自公权力的转让（如国家权力与国家机关权力、国家机关权力彼此之间的转让,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社会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的转让）;有的私权力来自私权力的转让;有的私权力来自公权力的转让。宪法权力也不是来自宪法权利,而是来自私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转让。     

数额犯未遂问题研究——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为例

在数额犯中,"数额"不是界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尺,也不是数额犯刑罚发动的内在动因,"数额"是数额犯犯罪构成要件中量的规格,是一种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在犯罪成立层面起到区分罪与非罪的作用。数额犯存在未遂的犯罪停止形态,这并非是由"数额"本身所规定,而是由刑法总则中关于未遂犯罪的一般规定与刑法犯罪概念的"但书"规定所决定的。     

对现行刑法之遗弃罪规定的若干思考

与大陆法系国家（地区）的刑法相比，我国刑法关于遗弃犯罪的规定过于简单，特别是未规定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况，体系上也不够严谨，不利于罪责刑的统一和刑罚功能的充分发挥，也不利于司法实践上的操作。法律的修改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在修改前时“扶养义务”做出合理的扩大解释，正确认定遗弃致人重伤、死亡的行为，可以起到殊途同归、事半功倍的效果。但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有赖于在未来的立法中时遗弃罪规定作出科学的修订。     

论犯罪手段的传播途径及侦控对策

犯罪手段是后天习得的 ,它是整个犯罪文化对犯罪分子的浸染以及犯罪分子自身不断择取的结果。犯罪手段的传播有五大途径 :大众传媒的传播 ;犯罪分子自身经验的积累和自我的摸索 ;犯罪群体的“交叉感染” ;被害人转化为犯罪人中的传播 ;国际犯罪组织、间谍机构的专门培训。必须规范大众传媒 ,确保公安工作宣传的保密性 ;规范办案 ,提高办案人员的素质 ;强化监管工作和做好刑满释放分子的接茬帮教工作 ;加大对黑恶势力的打击力度 ;做好被害预防 ,加强引导 ,减少被害人向犯罪人的转化。     

论网络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以刑法规范为视角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虚拟财产”已与现实的生活建立起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如何保护网络虚拟财产在刑法上还是一个盲点。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网络虚拟财产具有财产属性和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性质,应当包括在刑法保护对象内。我国刑法应严格区分“财物罪”与“利益罪”。